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
中国夏都——北戴河的历史变迁
1948年11月，北戴河解放。这一消息传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引起中央组织部的重视。中组部当时正考虑全国胜利后如何安置伤残将士，显然，北戴河是疗养的好去处。中组部在北戴河选择了风景最好的西山，对原有别墅进行接收或购买，组建了疗养院。接着，全国工会系统也效仿苏联的做法，开始组织劳模到北戴河休养。
1949年6月，朱德总司令来到北戴河，成为第一个在此疗养的中共领导人。他非常喜欢这片海和山，后来几乎每年都来，直到逝世前一年，他还对夫人说：“这座山很理想，我死了若能放在这个山上是最好啦。”
1952年，中组部疗养院移交给中央办公厅，改名为中直机关疗养院，规定中直机关的干部一年有一周去北戴河休养的假期。1953年，中央决定夏天集体到北戴河办公，在西山新建了房屋、道路和水塔，又对新老房屋进行了编号，新盖的1号楼是毛泽东居住，周恩来住的德国牧师楼是27号楼，邓小平住的老房子是16号楼。这标志着中央暑期办公制度的形成。1960年，这里又给毛泽东修建了95号楼。
从1953年到1965年，夏季的中央重要会议，几乎都在这里召开，“新华社北戴河电”这样的字眼频频出现在报端，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也不断从北戴河诞生。这里也因此成就了“夏都”之名。
1958年 “大跃进”进入高潮 炮击金门决策出台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北戴河会议)。这次会议，是党发动、领导“大跃进”运动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它全面制定了“大跃进”运动的各项主要计划，把党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发展到了顶峰。会后，以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标志，“大跃进”运动达到了高潮。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出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18日，毛泽东致信彭德怀，亲自部署打金门，并提出“直接对蒋，间接对美”。这八个字，包含了毛泽东决定打金门而不打台湾的极重要的策略思想，也是他妥善处理中美蒋三角关系的绝妙之笔。
1962年 阶级斗争升温 走上通向文革之路
1962年8月间，党中央在北戴河举行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后期举行的。参加会议的各省省委书记，心里记挂着仍然是怎样渡过困难时期，怎样把农业搞上去，怎样解决城乡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以，会议开始的一段时间，讨论的重点是怎样把粮食生产搞上去的问题。
然而，会议上风云突变。原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当前形势的讲话。他说，我从部队同志那里得到的消息，农村形势已经好转，不是一片漆黑。毛泽东的形势讲话，集中讲了阶级斗争形势问题，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与会人员心领神会，这个讲话是针对各组光讲经济问题，不讲阶级斗争问题作出的尖锐批评。也是批评邓子恢的包产到户责任制，而邓子恢的后面是刘少奇。于是，会议立即转向，此时柯庆施点名批评陶铸的田间管理包工到户。周恩来总理说，陶铸的田间管理包工到户与邓子恢的包产到户不同，为陶铸解了围。
中共中央自1954年建立的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持续到1965年夏天。这一年夏天国内经济状态大有好转，政治气氛却显得沉闷，尤其是在毛泽东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后，许多干部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不正常，交际大大减少。大多数电影和戏剧因被打上“封、资、修”的标签而被禁，这使海滨剧场也显得单调和冷清。北戴河海滨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个夏天，中央来的领导人已不多，预示着一场人为的风暴将会来临。
自1965年11月至1966年7月，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有8个月住在南方不回北京，返京后直接在中南海领导运动，也不再来北戴河。在1966年，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随后中央机关内也卷起相互攻击、揭发和贴大字报的风潮，以致“当权派”们几乎人人自危。在这样一个夏季到来时，到北戴河避暑根本无从谈起。原来设立的暑期工作委员会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取消。北戴河的暑期办公制度就此中断了18年。
然而，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文革”被否定，大批曾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得到平反，中央和地方的疗养院又重新收归各个部门，过去的疗养制度又逐渐恢复。一些年事已高的中央负责人在夏天到北戴河半休养半办公，国内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重要决策又开始和北戴河有关。
83年“严打”枪毙强奸流氓犯。
1983年 “严打”决定出台
1983年全国治安形势严峻，公安部7月16日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17日，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到达北戴河海滨，19日上午邓小平和刘复之谈话，拿着报告说，“你们这个报告不解决问题。”
邓小平提出三年内要组织三次战役，“严就能治住。”
在北戴河几次会见日本客人时，邓小平还肯定了农村改革，并向外国朋友展示了坚定地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其时，有一部分人对改革开放，尤其是兴建特区表示担心，邓小平对此表明了鲜明的态度。
1984年 中央恢复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
随着一些老干部平反昭雪，疗养院又重新收回给各个部门，疗养又逐渐恢复。事实上，从1984年开始，北戴河再次被称为中国的“夏都”，不仅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人夏季到此办公，包括中顾委的领导都来此办公休养。
1984年8月16日，邓小平在北戴河接见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物理学家丁肇中；1985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见了日本参议院院长木村睦男；同年8月1日，邓小平会见了日本公明党访华团，强调了改革开放是坚定不移的；1987年7月24日，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见了14位对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的自然科学技术工作者；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再次来到北戴河，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来到这里，默默的告别大海。
除邓小平外，其他很多中央领导人也在北戴河一边休养一边办公，尤其是整个90年代，北戴河的夏季都成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等单位在暑期办公的重要地点，很多领导人在炎热的夏季都在此一边办公一边游泳，处理了诸多重大事务。这些领导人有胡耀邦、杨尚昆、万里、张爱萍、田纪云、李鹏、谷牧、廖汉生、康克清、丁关根、温家宝等等，北戴河成为了夏季中共中央处理内政外交的办公场所，是名符其实的“夏都”。
1997年 十五大报告在北戴河进行推敲修改
1997年暑期，十五大准备工作也是在北戴河进行的。十五大报告的起草班子就是在北戴河按照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和各方面的建议，对报告进行了推敲修改。
据了解，事实上，多次党代会之前的酝酿会议都是在北戴河举行的，这个时候的北戴河最为外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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