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是近代中国继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蒙之后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传播人物是传播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传播人物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具体表现在：史料的收集、整理、出版成绩显著；涉及早期人物研究的资料性、工具性图书出版，成果丰富；人物研究色彩纷呈，成果丰硕。但是，早期传播人物研究仍存在史料不集中、整体性研究缺乏等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搜集、发掘、整理、编纂早期传播史料；加强著述和传播人物的整体性研究，扩大传播人物研究队伍；改进研究方法，使早期传播画面更完整。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人物；史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9)02-0010-12
2019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100周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伟大里程碑，发动了一场亘古未有的思想文化运动，继而掀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
人物是传播的物质主体，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靠人的宣传，才能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神州大地广泛传播开来。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尤其是早期传播研究成了文化史、传播史、中共党史的显学，成果迭出，传播人物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传播人物研究，对早期传播人物研究作历史回顾与展望，是有裨益的。
一、早期传播人物研究的成绩
（一）史料的收集、整理、出版成绩显著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出发点和基础，是历史研究的生命，是走进真实历史的必备凭据。没有可靠史料，人物研究就无从谈起。改革开放40年来，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传播人物研究的最大成绩，就是大量原始史料被发掘、整理、公布、出版，使传播史和人物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
第一，相关报刊的影印、缩微，极大地方便了查阅与研究。传播人物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贡献首先体现在报刊上。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二文，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意义上传播的序幕。近百年前的报纸具有不可再生性，因此报纸收藏单位一般不提供原始报纸。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和国家经济的发展，近代主要报刊《申报》《晨报》《民国日报》（上海、广州、武汉）等报纸和《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新潮》《东方杂志》《共产党》《少年中国》《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均有影印本；《时事新报》《新闻报》《字林西报》等与某些地方报纸也制成了缩微。2014年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系统整理、影印了1915年至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其各级机构、组织、团体主办或在其领导下创办的进步期刊151种，共计428册，3亿余字，其中多数刊物是1949年以来首次公开出版，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些以往十分难见的报刊，通过现代手段提供给读者、学者，使一些被历史尘埃湮灭的传播人物重见天日，使一些鲜为人知的传播文章传播开来，让广泛传播的历史画面鲜活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第二，图书数据库的建立,加强了研究资料的保存、共享和使用,给研究工作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极大地提高了研究者的研究效率。2002年国家正式启动善本图书数据库工程。“民国图书数据库”是“中国历史文献总库”的子库，已完成四期18万种图书的建设，总计3200万页。此外还有“中国历史人物传记资料数据库”，收录557921人，文献数量7450种。“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浙江大学“CADAL数字图书馆”等，均有红色“新善本”电子图书。如果全国博物馆、档案馆都数据化，并提供服务，那么早期传播人物的史料将得到空前展示。
第三，早期传播著作文本整理出版，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早期传播著作文本是早期传播最重要、最集中的原创文字载体，是早期文本研究最基础的史料之一，也是研究早期传播者最可靠的文字依据。整理出版的早期传播著作文本共包括三大类。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早期翻译出版的经典如表1所示：
二是诠释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国外政治家、理论家、学者的诠释本。据不完全统计，有《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主义史》《唯物史观解说》《阶级争斗》《共产主义的ABC》《列宁主义概论》等80余种。另一类是国内政治家、理论家、学者的诠释本。据不完全统计，有《社会科学讲义》《唯物史观浅释》《社会进化论》《马克思主义浅说》《帝国主义浅说》《唯物的人生观》等40余种。
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成果。在中共创建及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全力以赴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救国出路，出版了一大批政治读物，这批文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目的与归宿，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满载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是“中国化”第一批理论成果。这批文本中有代表性并产生影响的有《劳农政府与中国》《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社会主义讨论集》《评中西文化观》《显微镜下之醒狮派》《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湖南农民革命（一）》等30余种。
长期以来，早期传播著作文本的编纂、整理十分落后，几乎没有进行。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首先，在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最突出的是《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了我国第一本《宣言》的中译文，也是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中译本，但《宣言》原始文本存世很少，目前只发现11本，根本无法提供原始文本供学人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社再版陈道望译本，首先被《陈望道文集》（1990）收录，2011年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译本影印本，2016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为纪念中国共产党95周年，委托上海城市动漫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制作高仿本。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20-1927）》第一编，将早期传播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等14种中译本全部影印出齐。中共党史著名学者石仲泉赞誉“此选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红色历史文献的精华集萃，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领域，是一项具有开创性、基础性、系统性、时代性的重要成果，很有学术价值”[1]。
其次，民国时期的红色图书被列为“新善本”，收入各种民国丛书中。如《民国丛书》《民国籍粹》《翰文民国书库》《民国史料丛刊续篇》《东方文库》《万有文库》《丛书集成》等，将《社会主义史》《唯物史观解说》《阶级争斗》《社会主义讨论集》《评中西文化观》《社会进化论》《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史观浅释》《新社会观》等纸质本影印出版。
（二）涉及早期人物研究的资料性、工具性图书出版成果丰富
凡是涉及早期传播、中共创建—大革命史的资料性图书，早期人物的资料均可查寻。《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辑录了五四时期160种主要期刊的目录，几乎囊括了所有传播人物的主要文章。《“一大”前后》（1980）、《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1983）、《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1985）、《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概述》（1983）、《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1984）、《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1986）、《共产主义小组》（1987）、《列宁著作资料汇编》（1987）、《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年表（修订稿）》《列宁著作在中国（1919-1992年文献调研报告）》（1995）、《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补编（2003）等工具书提供了早期传播著述和人物著述目录与部分内容。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早期传播有4册）提供了权威性史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97）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共产国际档案，填补了许多传播人物的空白。中央档案馆与北京、上海、湖北、广东等地档案馆合作内部发行的《革命历史文件汇编》，披露了大量建党时期的党团档案资料，为创建史研究和早期传播人物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权威资料。
中共党史辞典、人物传记均有早期人物记载。代表性的有《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2006），收录人物597个。《中共党史人物传》已出版百卷，记录了1200余位人物，中共早期传播者几乎全部囊括其中。
（三）人物研究色彩纷呈，成果丰硕
“文革”前，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人物是一花独放，即聚焦于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马克思主义伟大启蒙者李大钊。这是必要的，但并不全面，如果马克思主义传播只是一人之功，就谈不上广泛传播。
改革开放以来，有一定影响的传播人物均出现在学术研究的舞台上，进一步贴近历史的真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早期人物的文集、选集出版。早期主要传播人物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杨匏安、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赵世炎、张申府等的文选、文集均出版，基本收齐了他们早期传播的著述。李大钊的文本研究最为成熟，全集类的便有《李大钊文集》（1999）、《李大钊全集》（2006）。后者被出版界、学界称为收录李大钊著作“最为详备，考订最为精审，注释最显功力”，其中注释几千条，共40万字，对李大钊论著作了详细的注解。李继华教授的《新版〈李大钊全集〉疏证》（2011）以68万字的篇幅，对李大钊文本的许多难懂、难理解的名词、术语、概念，作了比较详细的注解，弥补了《李大钊全集》注释之不足；《陈独秀文集》（2013）是辑录陈独秀文献最为齐全的图书，第一次用大量原始史料，将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主将、马克思主义启蒙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确定下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一次真实地展示了青年毛泽东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转变之路。
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整理出版的《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2011），收录了中共一大13个代表的早期作品，其中包惠僧、刘仁静、周佛海、陈公博的著述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公开出版，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好评，为全方位研究早期传播史，提供了新鲜史料。有些人物，在早期传播中曾作出贡献，由于历史的复杂原因，他们曾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现又被发掘出来。如无政府主义者袁振英，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发挥了特殊作用，他系统地翻译了关于“俄罗斯研究”的9篇文章，在《新青年》8卷3、5、6号登载。《袁振英文集》和《袁振英》讲述了他投身传播的故事。正如著名党史专家李忠杰指出的那样：“在历史这幅画卷中，你得承认：有大故事，也有小故事，有大事件，也有小事件，或者说有一些不大不小的事件、不大不小的故事。有主流，有主要的历史，也有很多的花絮。有大人物，有小人物，还有那些说不上大也说不上小的人物，不大不小的人物。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还有一些说不上是正面还是反面，你很难界定的人物。如果历史研究都用单一的色彩、单一的标准来描绘的话，历史就很难是真实的、客观的。因此，为了完整地再现历史，我们就要尊重历史本身的事实。无论是作为伟大贡献的人物，还有没有作过太大贡献的人物，甚至没有贡献的人物，曾经作过贡献、后来不一定又做过什么贡献的人物，对他们都是可以进行研究、思考的。”[2] 3-4
第二，人物研究传记纷纷出版。早期传播人物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史的重要人物，他们或出专传，或被收录在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中。中共一大13个代表均有传记。李大钊、周恩来、瞿秋白、恽代英、杨匏安、赵世炎、邵力子等有多本传记。陈独秀传记客观公允地记载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共创建史的历史功业。在早期传播中作出贡献的非党进步人士，如邵飘萍、陈溥贤、张西曼、陈豹隐（陈启修）、俞颂华等在传记中有清晰的记录。有的著名反面人物，但在早期传播中曾起过作用，也能够置于历史现场给予实事求是的评述，如戴季陶、胡汉民、沈玄庐、周佛海、张国焘等人。年谱是记载人物历史的重要形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年谱严谨、详实，编写单位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充分利用了档案资料，具有权威性、全面性。
第三，力求将传播人物置于客观历史的环境中，加以考察、评论。毋庸讳言，长期以来，学界在评价人物时往往背离列宁的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 375的原则，而是聚焦在极少数人身上。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现象得到很大的改进。
首先，传播队伍主力突出，多元纷呈。五四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为代表的一批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在革命实践中，思想相继发生质的飞跃，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迅速转变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近代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从西方“盗”来马克思主义圣火，点燃了堆满干柴的神州大地，顿时燃起了冲天火焰。在火焰中，马克思主义传播演绎成了惊天动地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们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力。
改革开放以来，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等广为人知的传播故事更是远播传扬。陈独秀研究的禁区被打破，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功绩得到充分肯定。一些人物的传播叙事被挖掘出来，如李汉俊、杨匏安、沈泽民、杨明斋、董亦湘、张若名、高尔松与高尔柏两兄弟等。沈雁冰的文学成就世人皆知，但他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作用则鲜为人知，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将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凸显出来：他是中共第一批党员，是《新青年》的编辑，《共产党》月刊的作者，是翻译列宁名著《国家与革命》的第一人。
国民党进步人士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力量。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林修梅、陈炯明等人士曾卖力宣传过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们主办的《民报》《建设》《星期评论》《觉悟》《闽星》等报刊是早期传播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1919.9）、《中国哲学史之惟物的研究》（1919.10-11）、《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1919.12）、《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1920.5.5）等文章在传播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即第一次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哲学，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解构中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宣传、翻译《宣言》，第一次系统地为唯物史观辩诬，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文化”等。他们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传播推动了早期传播的高潮，但在彻底性、实践性和科学性上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传播区别开来。
其他进步人士是早期传播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邵飘萍、陈溥贤、张西曼、陈豹隐（陈启修）、俞颂华、赵必振、费觉天、胡南湖(鄂公）、熊得山、成舍我等群星在传播的天穹上闪烁。
其次，传播内容逐渐广泛。传统传播内容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继续火爆，同时引进了文化学、传播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研究的视角向法学、文化、传媒、广告、文学美术等方面展开，呈现色彩绚丽的画面。李军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2013）导入传播学的5W理论，在传播史和传播人物研究方面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获得学界的好评。
最后，提高了研究深度。人物思想的转变十分复杂，传播对人物的思想转变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以往研究是单线思维，用固定的概念分析较多，缺乏个性和文化深度。改革开放以来，学人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学文化重构方面着力。他们由激进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是在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推动下，实现了世界观的伟大转变。
由于史料的大量发掘，传播人物的传播作用得到更大的释放，显得丰富饱满。如《李汉俊文集》《李汉俊》的面世，改写了中共创建史的一些传统结论与提法。李汉俊于1919年9月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比传统所知的1920年2月“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要提前5个月。李汉俊在建党时期发表近100篇传播文章，印证了马林说他是中共“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不为虚言[4]。
由于思想解放，传播人物的传播作用得到公允的定位。李大钊与胡适的“主义与问题”的讨论，是统一战线朋友之间的思想辨析。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之际，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融合，有了新的诠释。
二、早期传播人物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早期传播人物研究的对象是人物与著述。人物是早期人物研究的主体，著述是早期人物研究的文字产品。就目前来看，这两方面的研究都严重不足。
第一，早期传播史料有待搜集、发掘、整理、编纂。如前所言，史料的收集、整理取得很大成绩，但就早期传播人物研究而言，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以上史料呈散状，不集中。即使是传播史，也是如此。每本资料性的图书，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一般仅几十万字。如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编纂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是“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最丰富、最厚重、最有价值的史料汇编图书”[5] 3，搜集早期传播资料近300万字，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但只是早期传播史与传播人物全部资料的冰山一角。
二是以上史料是传播史的资料，并非传播人物的资料。传播人物与传播史有密切的关系，但毕竟不是一个概念。据粗略统计，传播人物几千人，涉及传播人物的史料有几千万字之多。搜集、整理这些史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需要列入国家出版、社科项目，在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汇编基本完备的“早期传播人物”实录。
第二，文本的整体性研究尚未开始。文本是传播人物的纸质著述，是传播史、传播人物研究的最基本、最集中的文字载体。如前所言，文本的整理出版有了一些成果，亦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已经出版的少量文本，除《李大钊全集》等外，多为影印本，或原始文本以简体纸质横排印刷，没有说明、注释、梳理、甄别、考证等，因此谈不上研究。
二是整体性著述文本的搜集、整理成果付之阙如。著述文本包括著作与文章，这两部分迄今学界还不清楚总量。仅传播著作有多少本这样最基本的问题都不清楚，遑论整体研究？
通过对著作文本整体搜集、发掘、整理与研究，早期文本的语种从日文、英文到俄文的转化，内容从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发展到列宁主义、帝国主义理论、东方革命理论，可以管窥早期传播的脉络。
通过对著作文本整体研究，不难发现学界的研究存在不少硬伤。如不少著作将书名这样最简单的问题都搞错。如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写成《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共产主义的ABC》,写成《共产主义ABC》，《哥达纲领批评》写成《哥达纲领批判》，是笔误？非也，是作者根本没有看原著，而是互相抄录，以致以讹传讹。有的提法没有考察原始文本，便轻率作出错误结论。如1924年关于“瞿秋白是传播马克思辩证法第一人”的提法，上个世纪80年代被作为重大发现，名家趋之若鹜。实际上早在1919年7月，就有文章解释 “马克思学说的构成分子，就是当时世上流行的辩证法的思索法和唯物论的观察法。他学说的新特征，就在于把这两个东西结合拢起来就是了”[6]。1920年8月出版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阐释了辩证法。李大钊、李汉俊、施存统在瞿秋白之前就介绍了辩证法。当下一些中共创建史的著述称，1918年12月《太平洋》第1卷第8号刊载的《革命后之俄罗斯政变》第一次详细记载十月革命。事实上此资料只记载了1917年7月至10月（旧历）俄国临时政府到十月革命前的政变史，并无十月革命记录。
通过对著作文本整体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传播史、早期人物的研究。1921年6月，在汉口发行田诚撰写的《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第一次分析了半殖民地社会，剖析了各个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鲜明地宣布在中国“第一步要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这个党就是指挥革命运动的中心机关”[7]。第二步就是要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建设劳农专政的国家。共产主义最要紧的“就是主义的信仰”，“因为主义是我们做一切事业的指南针”[7]。该书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它代表中共创建时期的最高马克思主义水平，为党的诞生制造舆论。中共一大没有留下任何的中文资料，此文本显得格外珍贵。关于作者田诚，目前还不清楚他的生平，此外晋青、衡石、恶石、汉胄等，均在早期传播中作出了贡献，然而他们还不为今人所知。
第三，传播人物研究停留于个案研究，缺乏整体性研究。任何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20世纪初在中国广泛传播，绝不是偶然，是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由封建帝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振兴中华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先进中国人苦苦寻求各种救国之路。最初向资本主义学习，走西方现代化道路为唯一的选择，结果屡屡受挫。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巴黎和会，使先进的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彻底失望。十月革命，特别是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极大地震撼了我国社会各界，促使最激进的知识分子抛弃了对资产阶级的幻想，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对爱国主义的关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代背景。马克思主义在文化上，与中国传统文化、资产阶级文化有契合点，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将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中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融合，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重构，扎下根的文化背景。时代性确定了五四时期人物的整体思想脉络，离开那个特定的时代，则无法把握传播人物思想转变的体征。
历史画面从来都是色彩纷呈，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是合力所为。如果仅仅是个案研究，历史画面必然会严重缺损，许多历史文献和传播叙事将会遗失。即使是关于李大钊的研究，也均为研究其生平、思想转变与贡献（包括理论），迄今还未有将李氏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的专著。
事实上，人物的思想变化除了时代的影响外，还有同时代人的相互影响。毛泽东与蔡和森的信件，彰显了这对战友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互相作用。林育南、刘仁静是恽代英的学生，但老师的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却是受到学生的影响。如果不整体性研究人物，研究传播人物之间的互动，就很难准确诠释早期传播与早期传播人物的脉搏。
只有研究第一代传播者思想流变，也就是掌握传播者的共性，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的原因与传播的普遍规律，才能探知传播者自发、自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皈依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与基本特征。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每个传播者在时代背景下，走上社会主义救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