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藏北羌塘“无人区”
这是我第三次进藏。这一次，目的地是藏北的双湖县——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县。
今年春节假期，闲来无事，刷朋友圈，无意间点开援藏干部孙宇龙写的一篇散文，是关于“有点怪还有点可爱”的援友“老梁”的故事。看完，我便萌生了采访 “老梁”的念头——虽然那时候我连“老梁”的全名、职务、在哪个县工作都不知道。
初七一上班，外文局援藏干部刘江帮我找到了“老梁”联系方式。原来，“老梁”叫梁楠郁，是那曲市双湖县的常务副县长，中国石油的援藏干部。
梁楠郁（右）与牧民在一起
但双湖毕竟不是寻常的地方——距离拉萨700公里，位于世界上最年轻、最广阔的荒原——羌塘“无人区”腹地，平均海拔5000米，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40%，最低气温为零下40度，属极高海拔地区和严重损害健康的“生命禁区”。一场说走就走的采访，是不可能的。
幸运的是，3月我接到了西藏林芝桃花旅游文化节的采访邀请。两项任务合二为一，终于成行。
厉害的下马威
通往双湖的路
3月26日，我只身抵达拉萨（海拔3600米）。无论你是新人还是常客，高原反应是藏地“赏”给每一名进藏者的“下马威”。对头痛、胸闷、气喘这些常规“套餐”，我已见怪不怪。但这一次的“下马威”来得格外厉害。
在经过海拔5013米的米拉山口时，我受寒感冒了。在西藏，感冒不是一件小事儿。若治疗不当或不及时，感冒可能会引发高原肺水肿甚至合并脑水肿,极端情况下，短短2个小时就能夺人性命。
夜11点，宿林芝。感冒症状越发严重，即使穿着两件羽绒服和一条羽绒裤，盖两床厚被子，我还是觉得冷。12点，我被送到了林芝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拍片、吊针、吸氧、拿药，折腾了半宿。医生让我多吸氧，注意保暖。如果咳嗽，立即就医。
还好，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有咳嗽。这是个很好的征兆，说明没得肺水肿。
3月28日，复诊。
我：这个情况，能去双湖吗？
医生：连拉萨都不建议去，更不要说双湖了。
我：如果过两天痊愈了呢？
医生： 还是别去了，回家吧。
我犹豫了，打电话咨询梁楠郁。
我：以前有感冒初愈就去双湖的人吗？
梁：有。不过，当时他确实很难受。
我：没得肺水肿吧？
梁：没有。
双湖，到底去还是不去？那一刻，觉得自己像极了那匹站在河岸边踌躇不前的小马。松鼠说，过河可能会被淹死。牦牛说，其实还好。
最终，我采纳了牦牛的建议。只要没有性命之忧，难受我是可以忍的。当然，松鼠的话，我也不是全然不听。一路上，我里三层外三层，把自己裹得像只胖熊，抱着氧气瓶不放。头晕了，吸氧；胸闷了，吸氧；连肚子饿了没东西吃的时候，也吸口氧。
事实证明，这个方法非常奏效。3月31日，当我们一行4人到达海拔4300米的当雄县时，我的血氧饱和度居然为90.95%，是团队中最高的。梁楠郁和同事张巍的血氧饱和度为86%左右。令我惊讶的是，在双湖土生土长的藏族司机师傅旺玛的血氧饱和度仅为76%。
血氧饱和度测量
血氧饱和度用于测量人体是否缺氧。在西藏，如果人体的血氧饱和度为80%-90%，属轻度缺氧状态；如果血氧饱和度低于70%，为重度缺氧，就得紧急就医。不过奇怪的是，血氧饱和度最低的旺玛却没有丝毫的高反症状，动作敏捷如常。也许，这就是世居高原者低氧耐受性强的一种表现。
到双湖，已近夜半。为了方便拍摄，张巍住梁楠郁宿舍，我则住双湖宾馆。这是我第一次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过夜。睡前，我发现手脚指甲都发紫了，末梢供氧供血明显不足。我前两次进藏，都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说实话，我开始感到害怕。
跟缺氧一样糟糕的是饥饿。从拉萨到双湖，大段都是搓板土路，有些路段还结了冰，跑不快。早上7点出发，晚上11点才抵达。途中大多是寂无人烟的荒野，无处可觅食。早饭在当雄解决，午饭在班戈，晚饭就只能在双湖县多玛乡的小卖部买点苹果和火腿肠疗饥了。
可是，对于“肚子一空，脑子就短路”的我来说，这些根本不顶用。躺在床上，肚子饿得咕咕叫，根本睡不着，好想冲到前台问问有没有方便面。一看手机，已是凌晨2点，便作罢了。在对方便面的无尽渴望和对缺氧的一丝恐惧中，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后来，刘江告诉我，在极高海拔地区，很多人会因为高反而没胃口。我居然那么想吃东西，说明身体对高原适应得不错，是一件好事儿。
意外的随机采访
强久卓玛
次日早上7点，我被饿醒了。昨夜下了一场小雪，窗外的一切仿佛蒙了一层白色的轻纱。张巍要跟拍梁楠郁早起的镜头，我选择在宾馆里写稿子。
由于地下冻土层过厚，双湖至今没有通上下水。虽然我住的是双湖最好的宾馆，但上厕所也得去室外的公共旱厕。房间里只有2升矿泉水，喝水洗漱全靠它。我省了又省，水还是早早就用完了。
9点多，旺玛终于来接我了。路上，途经一户人家。我下了车，想借点水，洗洗手。主人是一位藏族女性，圆圆的脸，很热情地给我倒水、拿香皂、递毛巾。寒暄中，才知道她原来是双湖县人民医院院长强久卓玛，正是我想要采访的对象之一。我进来的时候，她正在吃早饭，是我喜欢的糌粑。
我：在吃饭呢？
强卓：是呀。要不要一起吃？
已经19个小时没吃过正经饭的我，条件反射似地脱口而出：好呀……
就这样，两个第一次见面的女人，很自然地围着同一张小桌子，共进早餐。我们边吃边聊，轻松愉快。
也正是在这场短暂而奇妙的偶遇中，我了解到了强久卓玛对分管双湖县医疗卫生工作的梁楠郁的评价。这次聊天的内容，我先后用在了5月-6月发表的《80后副县长的日常》和其英文版（Working in the Clouds）两篇文章中。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双湖有上下水，如果不是饿疯了，我就不会冒冒失失地跑到强久卓玛家蹭水蹭饭，也就会错失这个随机采访的大好机会。
不一样的答案
多吉一家
协德乡一村的多吉一家，是梁楠郁的对口帮扶对象。
今年60岁的多吉以牧羊为生，有4个孩子，最大的11岁，最小的还不到1岁。一家6口挤在“魔鬼湖”色林错以北的山间土屋里，离最近的乡镇有22公里。2011年之前，由于收入单一，离群索居，多吉一家的生活十分困难，人均年收入仅为1000元，远远低于2300元的国家贫困线。
多吉家的旧土屋
自2016年入藏后，梁楠郁先后16次看望多吉一家，帮他们排忧解难。多吉夫妇加入了村里的牧业合作社，负责放羊挤奶。此外，多吉还是村里的环卫工和售货员。2018年，多吉家的人均年收入达到了12900元，比西藏农村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多1450元。
去年底，多吉一家搬到了协德乡的集中搬迁点，住上了100多平米的藏式平房。新家的大院子还装上了阳光棚，明亮又暖和。
图9 多吉家的新房子
类似的搬迁点，以前我也去过几个，也采访过一些农牧民。每当问及“搬新家后，对生活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时，大多数人的回答无非是“房子更新更大”“环境更干净”之类。当我向多吉提出这个问题时，以为也会听到相似的答案。没想到，这一次不同。
多吉告诉我，搬了新家之后“很开心“，因为“每天都能看到孩子。”原来，多吉夫妇不会骑摩托车。住在山上的时候，无法天天接送孩子上学。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孩子就住校，每隔一两个月才能搭村干部的车回趟家。如今，新家离学校不到1公里，孩子走15分钟就能到校。对于多吉夫妇而言，每天看着孩子学业上的点滴成长，是最大的幸福。可怜天下父母心！
一直以来，国际上总有一种论调，认为异地搬迁、集中居住破坏了游牧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如果你告诉他们，异地搬迁能让农牧民住上大房子、过上好日子，他们总会嗤之以鼻。
爱子之心，天下皆同。异地搬迁能让一个家庭免受骨肉分离之苦，能让一名老父亲日日看到幼子幸福的笑容。面对这种事实，那些向来逢华必反、鼓吹“人权至上”的母胎杠精们，能说什么呢?
在场，才可能接近真相
跟梁楠郁下乡
有人认为，干部援藏纯粹是为了获得升迁的机会。诚然，按照国家的相关政策规定，对于表现优秀的支边人员，可以提拔重用。但是，结果并不等同于动机。
根据3月27日国新办发表的《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白皮书，自1994年中央确定“全国支援西藏”的方针和“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模式以来，各省累计组织1.8万多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参与援藏。
1.8万多人，在提交援藏申请的那一刻，可能有一万个不同的理由。其中，肯定有一个理由是“热爱”——热爱西藏，想要为那里的人们做点事情。因为热爱，所以投入。因为投入，所以出成果。因为出成果，所以获得肯定或升迁机会。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良性循环，无可厚非，也毋庸讳言。
每个人都有质疑的权利。但要公开发表观点，就要深入现场，开展调查。未经核查，就人云亦云，妄下评论，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仅靠实地跟拍梁楠郁、采访两三名同期援友，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为了了解整个援藏干部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我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查阅了对口援藏24年来的各种地方政府报告、历史调查、学术专著、援藏文集、以及各批援藏干部的日记，阅读量近300万字。
西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显示，1994年至2018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连续24年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对口援藏，明显推动了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农牧业发展，完善了城市建设，推动了社会进步。
当然，援藏路上，也不尽是鲜花和哈达。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新环境、如何提高援藏项目的成活率、如何避免“等、靠、要”思想的蔓延，也是困扰援藏干部多年的大难题。
对援藏干部个体而言，常年与亲人天各一方，是一种精神折磨。以梁楠郁为例。他所在的双湖县大部分属于无人区，很多地方都没有信号，经常下乡的他只能一个星期跟家人视频通话一次。离家数年，孩子对他越来越淡漠。
长期缺氧对身体的伤害，更是躲不开的劫。援藏干部人选，一般为35岁以下、身体健康的青壮年。但是，援藏医生、同仁医院医师邵峥谊发现，入藏后30%以上的援友都会患上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等不同程度的高原疾病。此外，心室肥大、心膜炎等疾病也不鲜见。以上症状，在我采访过的三位援藏干部中，无人幸免。
更令人心痛的是，几乎每批援藏干部中都有人因突发高原疾病、意外车祸等原因殉职，把年轻而宝贵的生命献给了雪域高原。
艰险如斯，为何援藏？梁楠郁说：“为了做一件比升官发财还要有意义的事情。”
去过双湖之后，这句话，我是信的。
7月，关于梁楠郁的英文故事（Working in the Clouds）先后被转载刊登在美国《时代》周刊和英国《经济学人》官网上。
7月22日，梁楠郁被中央宣传部授予2019年“最美支边人”称号。看着电视里神采奕奕的“老梁”，看到好人有好报，我也很开心。
“最美支边人”梁楠郁
正如两届奥斯卡得主、英国导演柯文思所说，中国经济之所以发展得如此快，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为了国家发展而愿意暂时放下小家的“善良天使”。柯文思说：“这种牺牲，是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不愿付出的。”
如此说来，泪别亲人三年、默默忍受高原疾病折磨、投身边疆建设的援藏人，不正是善良的天使吗？
网络时代，是一个靠二手信息围观“吃瓜”的时代。深入新闻现场，倾听一手故事，也许是记者这份职业最大的福利。只有在场，才有可能接近真相，才不会人云亦云。
身为记者，光有“笔力”和“脑力，”没有“脚力”和“眼力，”既难以发现最新的民情，也无法写出“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