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迈进21世纪的社会运动
2001年1月16日，星期二。将近午夜，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及其周边地区的移动电话之间频频传递着一条短信“Go 2EDSA, Wear blck”[1]。一个小时之内，数万人聚集到了被马尼拉人称作“Edsa”的乙沙大街，这里矗立着人民力量的圣殿——和平圣母教堂[2]，教堂坐落在1986年修女们面对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统的坦克祈祷的地方，而此事最终促使马科斯垮台。在此后的四天里，有超过一百万人聚集在马尼拉市区，其中许多人身穿黑衣，他们一致要求约瑟夫·埃斯特拉达总统下台。1月16日，参议院组成的弹劾法庭以11：10票决定对一项至关重要的证据不予追究，致使弹劾埃斯特拉达的司法程序陷入僵局，参议院议长辞职。16日晚，示威者纷纷聚集到乙沙大街，通过移动电话传递行动的信息。检察官奥斯卡·莫雷诺（Oscar Moreno）对此发表评论称：“法庭现在并不设在参议院，而是设在大街上，这是一个公共舆论的法庭，我相信菲律宾人将应时而动。”1月17日，此案的数名检察官效仿参议院议长，也宣布辞职。在接下来的两天，菲律宾境内无数团体参与到了要求总统辞职的运动中。例如，前任总统菲德尔·拉莫斯刚从香港飞抵马尼拉，便率领大约三百名支持者从机场一路游行至乙沙大街，与正在那儿发表演讲的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和人民力量运动的资助人卡迪纳尔·贾米·辛（Cardinal Jaime Sin）一同要求现任总统辞职。整个马尼拉地区有20万工人放下工作，参与了反对埃斯特拉达的集会（Philippine Star18 January 2001）。1月18日傍晚，一支长达10公里的手拉手人链从阿基诺纪念碑（1983年阿基诺被马科斯一派暗杀，此事间接促成了1986年的人民力量运动），一直绵延至乙沙大街的和平圣母教堂。1月19日，星期五。面对四面楚歌的埃斯特拉达总统，反对派军人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一天，15万名示威者聚集在人民力量纪念碑下，军队首领当着示威者的面宣布脱离总统阵营；而时任副总统的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的女儿）则已经开始以“最高统帅”自居了。这一天，大批警界和军界高层放弃埃斯特拉达，并在总统府前组织了游行。与此同时，大街小巷充斥着摇滚乐队、高中生的游行团体、高呼口号的抗议者，他们到处张贴要求驱逐总统的标语。就在街头示威持续不断之际，军方领导人指派的一名高级官员和前总统的助手毫不含糊地告知埃斯特拉达——此公彼时已喝得醉醺醺的[3]——军队已不再支持他。尽管埃斯特拉达从未正式辞去总统职务，但在1月19日，阿罗约就已执掌了政权，并迅速被该国的主要权威们承认为总统。1月20日，埃斯特拉达离开了总统府（Ananova 2001，Philippine Star 2001）。菲律宾公民非暴力而又不容小觑的集会，再一次促使这个陷入困境的国家实现了政权的重大转移。一周之后，《亚洲时代》（Time Asia）对此事件作出回应：
上周马尼拉所发生的事件，呈现出民主健在的迹象：抗议的人群、鼓舞人心的演讲、人民的力量；犹如大约15年前的那场驱逐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的辉煌革命，充满了戏剧性而又是不流血的。处处弥漫着一时的冲动，令人不免对人们的动机、或对其所宣称的已退位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的腐败，冷冷地感到一丝疑问。在这个舞台的幕后，究竟是什么促成了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呢？而且，菲律宾的实权人物（very powers）和人民——他们再一次让一个总统倒了台——是否是同一股力量呢？他们是否让下一任总统——包括刚刚宣誓就职的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难以有效地掌控菲律宾呢？（Time Asia2001）换句话说，马尼拉街头巷尾的骚乱是否仅仅为某个军事集团——该集团决心摆脱这个惹上麻烦的傀儡总统而去操控他的继任者——的决定性政治举措提供了某种掩饰；而除此之外，其实一无所获呢？这份杂志提出的疑虑与问题，远远超出了马尼拉这个1月里喧嚣的一周。最终，21世纪能否将社会运动引入梦幻已久的全世界人民力量的高潮？传媒技术——如在马尼拉非常迅速地传递着信息的手机短信等——是否为行动者和普通民众提供了某种手段，从而打破了战术平衡，使之不再有利于资本家、军事首脑和腐化的政客？或者，与之相反，大街上数千人这儿那儿地聚集在一起，仅仅是大众政治在全球化这艘无敌战舰的尾流后翻腾起的最后一朵浪花？崇尚技术分析的霍华德·莱因戈尔德（Howard Rheingold）将菲律宾的冒险活动，视为他所谓之“机灵的乌合之众”（smart mobs）——即“互不了解而竭力一致”——的先声（Rheingold 2003: xii）。他强调菲律宾人对1995年引进的手机短信业务（SMS）有着巨大热情。截止2000年，菲律宾每1000人中有84人使用移动电话，尽管这个比例远远落后于冰岛（783人）、挪威（751人）等国，却超过了比菲律宾富裕的哥斯达黎加（52人）和巴西（70人）等国。此外，菲律宾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人属于特殊传媒阶层。全世界范围内，惟有巴拉圭、加蓬、刚果和菲律宾的移动电话用户数量，比固定电话用户数量高出了两倍有余（UNDP 2002: 186-189）。移动电话和手机短信通过卫星传输，已被人们视为有线通讯方式的重要替代品——在贫穷、政治动荡、和/或地理条件不便于政府兴建电子通讯设备的国家尤其如此。至少从表面上看，移动通讯系统因不易受制于政府而具有某种民粹主义的吸引力。不过，莱因戈尔德谈得过了一些。他认为，通过手机短信联系起来的“机灵的乌合之众”已全面接管了社会运动，并使社会运动摆脱了20世纪的常规路径。为此，他列举了以下数起例证：● 1999年11月30日，一伙彼此独立的示威者借助于互联网的联系，举行了针对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抗议活动；他们采用“蜂拥”战术、移动电话、网站、便携式电脑和掌上电脑，赢得了“西雅图战役”[4]的胜利。● 2000年9月，出于对突然暴涨的汽油价格的义愤，英国数千居民在一场莽撞的政治抗议中利用移动电话、短信、便携式电脑发送的电子邮件、出租车上的民用无线电波段，对彼此分散的各个抗议群体进行协调，从而有选择地堵塞了各个加油站的油路。● 2000年春，一伙流动的新闻记者和研究者以制作编年史的方式，在多伦多开展了一场激烈的政治示威活动，他们将所见所闻制成录像并在网上播放。● 自1992年以来，由数千名自行车行动者组成的“临界物质”移动示威活动，以迂回穿梭于大街小巷的方式每月在旧金山举行一次示威。它通过松散的网络联系进行运作，通过移动电话和电子邮件组进行调整，若有需要，也可分解为彼此保持远程合作的、更小的小组。（Rheingold 2003: 158）
毫无疑问，在21世纪刚刚开始的这几年里，社会运动的行动者已将许多新的技术整合到了组织行为和诉求伸张的活动中。不过，若干严峻的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新的技术是否正在使社会运动发生着转型？通过怎样的方式？如何产生了作用？在21世纪的社会运动中，新的组织策略和新的组织形式是如何交互作用的？更为一般性的问题是，当前社会运动的变化在何种程度上，以及是如何由人们宽泛地称为全球化的国际联系的变化所引起的？本章旨在揭示，社会运动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里着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与20世纪相比，国际化的行动者组织网络、国际化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化最直接的目标——如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在近年来的社会运动中有着越来越突出的表现；而在世界上富裕程度较高、联系程度较好的地区，情况就更是如此。一般说来，即便是国内导向的运动——如菲律宾的反对埃斯特拉达运动——也比20世纪的同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