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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华夏化当起于何时？自秦汉到魏晋以来，华夏帝国是如何实现华夏化的？
结合上面对华夏化的界定，华夏和华夏化的起始时间便不宜太早了。拙著第一章结合对“有夏”原始语义的探究，试图为华夏寻找一个原点。事实上，任何起源，尤其是族群或民族的起源往往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除非采用类似伊甸园那样的传说，否则我们很难将民族追溯到哪一个人或一小群人。所以拙著只是探寻了“华夏”这一概念或说是符号的历史开端，这样就追到了殷周之际的“有夏”。对于“有夏”中“夏”，语义有多种解释，诸如“夏后氏”、“伟大”等，但我个人倾向认为其原始语义是西方，有夏即西土之人。这时期的有夏是一批在姬姜二氏族领导下的地域性反商政治联盟，不是一个族群。在西周统治逐渐稳定之后，“有夏”一词便为“周人”所取代，“周人”强调与姬姓王室的宗法关系，与后来说的“华夏”差别很大。春秋时期齐晋等国重新举起“夏”的大旗，适应诸侯国林立的现状，称为“诸夏”。“诸夏”看重的是尊王攘夷的政治立场，顺而及于礼仪、文化，它的周延相比于“周人”实际上是扩大了。这种变化适应了春秋战国时期战争规模日益扩大的形势——举国动员带来了以国为单位的新政治认同，诸侯国中原被排斥在周人之外的殷人、野人，也被纳入了“诸夏”的范围。另外，一些不被看作“周人”的诸侯国，如宋、陈、蔡、秦、楚乃至吴、越等，也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情境中被接纳为“诸夏”的成员。春秋战国时期，可以算是华夏化的起步阶段。秦汉以后，帝国臣民与华夏几乎成为同义词，至少在统治者和历史书写者的观念中是如此。接受华夏帝国的统治，“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扬雄《法言》），即被承认为“中国人”，而许慎在《说文》中宣称“夏，中国之人也”，这反映了汉代人对“华夏”和“中国人”观念的理解。边疆内外那些新进入华夏帝国统治的“异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在缴纳租赋、承担徭役兵役甚至出仕为官中获得对帝国统治的体认，并将华夏从一个外在政治身份内化为心理上的自我认同。这点涉及到政治体意义上的华夏化和文化认同意义上的华夏化的关系，可以另外再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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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南方山地人群的华夏化是一种必然吗？有无例外情况？
“必然”这个词，听起来过于霸道，带有决定论的意味，我们暂且搁置一边，先说一说华夏网络吧。为了分析的方便，拙著的第二章提出了“华夏网络”的概念，并建立了一幅华夏网络包围、圈隔南方山地的简单模型。网络日益稠密，山地中非华夏人群的空间也越分割越细碎，逐渐被华夏化的世界吞没，这便是从长时段来看南方山区华夏化的宏观图景。其结果，就是罗新先生所说的“孤岛与海洋的逆转”（参看罗新《王化与山险》一文）。“华夏网络”是受到许倬云先生“中国体系的网络”和鲁西奇先生“内地的边缘”的启发而提出的，它想要更形象地图示华夏帝国在空间上的统治形态，并以此展现古代中国北方、南方所面临的不同边疆形势。它能够有效地回答一些问题，有一定解释力，当然也难免被批评为过度简化。
在处理华夏网络与南方山地的问题时，可以很方便地用网络完整与断裂来解释不同时代华夏国家与山地族群关系模式的变化。六朝时期，华夏网络在南北之间、长江流域的东西之间发生了多处断裂，断裂带上的山地人群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政治主动性，成为平原上对峙政权或势力间竞相笼络的对象，山地人群也运用很高超的政治技巧，在南北东西之间常常多次反复巧妙地选择“臣服”的对象，以此获得巨额的物质馈赠以及政治名号的授予。不过这种政治上的主动性以及政治经济资源的爆发式增长并未让南方山区建立不同于华夏的新型帝国，反而使其在君长们的率领下演变为华夏帝国的州郡县等次级政治组织。这其中的奥秘，当然也需要用华夏网络长期对山地的圈隔而造成政治、经济的依赖去解释。实际上，我非常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