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小欢尝试用通俗的语言，介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强调书本知识和逻辑推理的局限性，注重描述现实。当不可避免涉及“怎么办”时，则注重解释正在实施的政策和改革，因为“了解政府认为应该怎么办，比了解‘我’认为应该怎么办，重要得多。”
兰小欢始料未及的是，《置身事内》在2021年8月出版后两个月内就成了畅销书。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脱胎于兰小欢在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课程讲义，他用通俗的语言讲述核心内容和观念：在我国，政府不但影响“蛋糕”的分配，也参与“蛋糕”的生产。
对普通人而言，如何理解政府、政策、经济与民生之间的关系，是一件熟悉又陌生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置身经济发展的洪流之中，其中有令人骄傲的繁华，也有不断攀升的房价；我们又很少有机会系统了解我们及父辈所经历的变迁与变革。
“这本书写给大学生和对经济话题感兴趣的读者，希望能帮他们理解身边的世界，从热闹的政经新闻中看出些门道，从乏味的政府文件中觉察出些机会。”兰小欢说。他从地方政府入手，介绍了土地财政、土地开发、产业投资等等运作方式，也介绍了地方权力受到的约束：做事的能力与做事的意愿。之后则谈了这些运作方式带来的结果。他选择了三个大众关心的角度分析现状的由来：贫富差距，包括城乡差异和房价走高；债务和金融体系的风险；以及中美贸易战。
尽管这是一本面向大众的经济书，但其中对数据和文献的引用密度很高。为不影响阅读的流畅性，这些引用多见于尾注，引用的260多种文献中绝大多数发表于2010年之后，是前沿研究成果。兰小欢甚至在书的前勒口印上了二维码，可获取与各章节内容相匹配的课件。他注重系统性地解答一些经济问题：面向当下去理解过去。有时候兰小欢会抗拒采访，因为总会被问到对当下经济热点的看法。他总是“坦率说这方面我有知识缺口”，“不是专家不想谈。”
与中国许多行业的发展史一样，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也经历了从封闭到全盘开放，再到立足自身的过程。传统经济学的理想模型并不能适应中国现实，比如传统经济学认为政府参与市场活动会干扰竞争秩序，降低竞争效率。但规模超大、人口超多的国情，以及中央-地方的政治结构，促使中国地方政府参与经济，是促进竞争、并为后期民营企业的竞争和崛起创造先决条件。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往往都是强势的，只是现状会让人忘记。“我会和学生说多去读欧美国家的经济史。在经济发展中，这些国家政府的作用是非常强的，但并非是今天中国政府作用的方式。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战争，欧洲的小国通过打仗来推行工业化，政府变得很强势。”兰小欢说。
他重视研究发展过程，“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的做法，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做法。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断去解决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
对写作《置身事内》而言，两年的调研经历对兰小欢最为重要。在现实中走了一圈，他对中国经济有了实感。在经济学理论之外的中国经济，运转起来比逻辑推演更为复杂，方方面面的利益博弈都需要点滴谈判完成。“这些对我的态度有非常大的改变：要谨慎。批评人很简单，但是干成一件事很难。”他说。
《南方人物周刊》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兰小欢聊了聊《置身事内》，既有关经济学者对贫穷的痛感，有关他对中国经济的乐观由何而来；也有他对经济学教育和政府转型的思考。我们也聊到了一名中年人对“时间”的观念，还有一名经济学者的初心——正如他在全书结尾所说：生活过得好一点，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
经济学家眼中的“幸福”
南方人物周刊：从全书的结束语说起吧。你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乐观，源于一种朴素的信念——相信中国会更好。
兰小欢：我在书里写了，这种信念不是源于学术训练，而是源于司马迁、杜甫、苏轼，源于“一条大河波浪宽”，源于对中国人勤奋实干的钦佩。
阅读只是一方面，更主要还是生活经历。我上学较早，绝大多数同学都是“70后”，对“70后”“80后”来说，努力学习和工作，翻天覆地似的改变自己生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回头看，哪怕是我上大学的90年代，都感觉是非常遥远的时代。尽管我在国内很多城市生活过，在美国也生活过很多年，但不同地方给我的感受并没有时间维度给我的感受大。这些事，靠琢磨是琢磨不出来的，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对我认识这个世界帮助很大，比较明白书本知识和逻辑推理的局限性。
对《置身事内》这本书视角和框架影响最大的是两年的实地调研。当时正好有机会帮一个省级政府做招商引资的咨询，作为工作的一部分，我参与到各种各样的谈判中。见的人、谈的事和做研究时都不一样：以前政府官员是个抽象的群体，在实务中我对他们有了直观的认识。我认识到，原来一件事需要这么复杂的工序，大家一点点谈，需要解决很多利益冲突。在现实中，办成一件大事涉及方方面面，离不开政府。办成一件事太难了，可能尝试十件事，只能做成一件。
无论在学界还是业界，勤奋实干都非常普遍。一流大学里，很少看见闲着的人。中国的实业界竞争激烈，节奏更快。我们在政府这里开会，有时会开到半夜一两点。有一次我赶周末晚上8点多的飞机，从北京飞回上海。机舱广播把我笑坏了：“欢迎130多位乘客登机，包括我们20多位白金卡旅客和90多位金卡旅客。”
这些对我态度有非常大的改变：要谨慎。批评人很简单，但是干成一件事很难。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觉得你博弈论或者机制设计学得不错，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那你试试给老小区安一个电梯？你去和一楼二楼的人谈，你就会明白事情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不同小区有不同的做法。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里自陈乐观后，又加上了一句，说乐观也有局限性，但你接受这种局限性，没有改变的打算。
兰小欢：人年纪越大，可能会变得比较有局限性，不会像年轻时那样觉得自己能改变世界，或者说自己对世界很重要。而做学术研究，自然也会不断感受到自身的渺小。从这点上说，我不追求成为一个没有局限的人，因为这不可能。
乐观和悲观的人，看同一件事，甚至同一段话，有各自的偏差。但不见得悲观的偏差就比乐观更加高级。悲观的人很容易显得深刻，因为人对负面信息的反应更为强烈。老说坏的事情就容易看起来深刻，但不见得一定有道理。
南方人物周刊：全书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个经济学家，基于专业训练的朴素信念也有一个：生活过得好一点，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对普通人来说，生活如何过得更好？
兰小欢：如果你问的是具体的人的话，我不知道。但如果你问的是宏观的问题的话，我只能说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能继续改革和推动经济增长，就能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