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写英雄史诗 赓续红色血脉
《红旗漫卷大巴山》的历史回溯与解析
冯俊龙
张中信、杨芸滔著作的《红旗漫卷大巴山》,清晰再现了掩藏在岁月长河中的厚重历史:国共斗争的你死我活,军阀相争的勾心斗角,权力欲望的狂暴狰狞,英雄血泪的荡气回肠。回溯还原历史,是为了探究事实真相;深刻铭记历史,是为了赓续红色血脉。不忘血的教训,未来的路才会走得更加顺畅。今天以及未来的人们,更应通过这部还原真实的历史教科书,记住英雄成长的川东北、革命坎坷的大巴山,踏着《红旗漫卷大巴山》作者张中信、杨芸滔等心甘情愿成为打捞历史真相的“铺路石”,正视历史、解析历史、传承历史。
还原真实的历史教科书
《红旗漫卷大巴山》依据真实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从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晥根据地的起因,到建立川陕苏区的经过,最后撤离川陕边结束,娓娓道来,既有人物故事细节引人入胜,又铺陈翔实史料旁征博引,展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与国民党及沆瀣一气的军阀,英勇不屈斗争的恢宏历史。
国共两党之争不但是中国国内的一场长期战争,也是近现代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内战。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资产发放给农村贫雇农,改变农村贫富极度悬殊的经济状况,开辟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
以当时的现实,取得立锥之地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四处“围剿”中艰难求生确实不易。无论固守好不容易建立的根据地,还是突破“围剿”、扩大苏区,都是艰难抉择。革命需要争取胜利的勇气信心,更需要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红军的领导人中,有理论水平高、能言善辩的高级领导,也有像徐向前、陈昌浩这样既抱有革命必胜信念,又能文能武的红军干部。究竟是避敌跳出包围圈,去争取反败为胜可能的生机,还是在根据地分散开展游击战,固守待援、等待时机收复失地,其实在当时所有人心中都没有底。
革命不怕牺牲,领导需要核心。不管是留守还是离开,也不论后来的是非功过,当时领导人的决定都十分艰难,他们对革命都十分虔诚,他们也清楚任何决定都要经受血与火的考验。
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坚守苏区,是他的职责所在;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西征,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前瞻考虑。如果仅从某一点、某一线、某一角度来评判当时领导人的决定,说留守是教条主义,是顽固派,说撤离是机会主义,是逃跑派,肯定都不正确。只能说,从后来产生的结果看,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比较合理而已。
即使这在后来看是“比较合理”的决定,其实也是在残酷战斗中的偶然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临时决定离开老根据地,到平汉路以西,兜个圈子,打败敌人再回去”(摘自《红旗漫卷大巴山》,下同),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得不断向西。“回不去”的红四方面军主力,“起初准备在豫西建立根据地”;不行之后,“又准备进入陕南一带建立根据地”;也不行,在敌人追击下,“越过秦岭转到西安附近”;又“遇到敌人重兵堵截围追”“再越秦岭,到了汉中”,最后到了四川,趁“四川军阀混战,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的天赐良机,这才站住了脚。
不管历史人物思想怎样变化、最后的命运如何,他们在这段艰难时期,忠于革命、向往胜利的信念,都不容否定;他们在险象环生的战场、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都值得后来的人们崇敬和学习。
除去政治环境,还有地理环境的优势:“川东北地理条件好,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正适合建立根据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需要、严酷形势的逼迫,先前的计划不得不迅速更改,“打回鄂豫皖”变成“解放通南巴”,历史选择川东北成为红四方面军主力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奉献;川东北成为孕育革命者的摇篮,诞生了无数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
回溯英雄成长的川东北
红四方面军主力在转战中克服重重困难,冲破敌人多重封锁线,最终抵达大巴山地区。在这里,红军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政策,争取当地民众的支持,逐步创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不仅为红军提供了喘息和发展的机会,也使革命力量在新的地区得以扩展,为后续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
四川自古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交通相对闭塞。除去从长江下游经三峡、从甘肃和青海方向经岷江流域进入四川的水路,其余进入四川的道路,就是“难于上青天”的山路。这些“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的蜀道,同样除了从贵州入川的荔枝道和夜郎道,就是由陕入川的金牛道、陈仓道、子午道等川陕道。川东北与陕西、甘肃毗邻,有高山险阻,有水道隔绝,偏僻落后,民风淳朴,无数普通人却因此成为革命者。
被私塾先生冤枉的巴中化成镇吴家河人吴瑞林,还不到10岁,就极有主见,弃学外出做工,逐步成长为红军的得力干部,为解放通南巴作出了贡献;被乡绅逼迫搬进深山老林开荒种地的“巴山勇士”熊国炳,带着小儿子猎杀野猪,信心百倍干革命,当选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公公、丈夫被国民党军逼死的田宝珠,又被军阀强拉去当背夫,两个年幼的儿子不知死活,幸遇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成长为红军战士;靠“会唱歌”当上红军的陈其通、靠“乖巧”当上红军的何正文、被“逼”当上红军的陈彬、靠“缠”当上红军的李培基、靠“蒙”当上红军的张文、靠“骗”当上红军的周苦娃……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苦生苦长的川东北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来了,他们才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正是在这些由普通人成长为英雄的见证和努力下,红军成功开展土地革命,挽救了无数穷人的生命。
分地主财产、分田分地,在省县区乡各级设置土地委员会,在各地建立人民政权,“政权的稳固才是决定革命胜利的根本”,均贫富历来是历朝历代农民运动的主旨。红四方面军在川东北暂时站稳脚跟,开始在此建立根据地。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农民运动不同的是,在中共军史党史上,军队、党组织都是有理论支撑、有实践精神、有坚强的意志,所以他们最终能够成功。
英雄的诞生,是无数普通人的默默付出。在战争年代,“付出”的含义就是牺牲。“在战斗中,各级指挥员都冲在最前面,所以伤亡最大。营长阵亡后,由营教导员接任;营教导员阵亡后,依序由1、2、3连长接任,连长阵亡后,由排长接任,排长阵亡后,由班长接任。”在后来的朝鲜战场上出现的“冰雕连”,早在川陕漫山关垭口遭遇战中就已经呈现:“一位连长命令部队撤退,喊了好多声,十几个战士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连长跑过去一看,已经全部没有了气息,他们的枪口仍然对着山下的敌人……他们不是被枪炮打死的,全部是因冻饿而死的。”
红军在川东北能够站稳脚跟,取得稳定发展,不仅是赢得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关爱,是住在江边一辈子的老大爷,对“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有谁在十冬腊月涉水过江”的红军官兵的感叹:“你们为穷人争天下,连神仙也保佑你们”,还有红军领导人“在苏区都有功勋业绩,革命资历深,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都十分丰富。上有组织信任,下有群众威望”。
川东北这片英雄成长的土地,锻炼了随红四方面军辗转而来的李先念、许世友等著名红军将领,也培育了对革命赤胆忠心的无数将士。他们在极其艰苦的岁月,顽强克服各种困难,对领导也无条件服从。对革命狂热的爱,让缺乏理论支撑的人失去独立思考能力,某些居心叵测的领导者更使革命遭受巨大损失。本该茁壮成长的英雄,忽遭不测。《红旗漫卷大巴山》不仅是为名留青史的英雄们树碑立传,也为无数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无名英雄们大声呐喊。
揭秘革命坎坷的大巴山
“从大别山走到大洪山,从大洪山走到桐柏山,从桐柏山走到伏牛山,从伏牛山走到秦岭,然后翻越秦岭……”红四方面军“昼夜不停的转移,无休止的行军,没有物质保障的生活,还有6000多人的非战斗减员”,但他们不知道将要到何处去,他们的任务是什么,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在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一样对未来茫然。他们凭借一腔热血,凭借对未来充满的无限信心,无所畏惧地大胆朝前迈进。在战斗中成长,在成长中战斗,革命的成功不但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也需要从失败中走向胜利。依靠红军将领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许世友等卓越的军事指挥智慧,以及无数勇于牺牲的红军将士的浴血奋战,川东北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开始从站稳脚跟走向欣欣向荣。这时,作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对这支红军主力部队的把控举足轻重。但不幸的是,极权主义使个人欲望战胜权力制约,大巴山如火如荼的革命势头遭受重大打击。
《红旗漫卷大巴山》肯定了某部分领导人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他们对革命的炽烈忠诚同样不可否认。但是有的领导者为了一己私利,建立了“由他一个人领导,向他一个人负责,听他一个人指挥”的“川陕省政治保卫总局”,开始对不服从他的人大开杀戒。
从川军邓锡侯部走上军旅生涯的旷继勋,深刻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拒绝接受蒋介石授予的番号,公开表明‘绝不做蒋介石这样的军人’,彻底与国民党决裂”。这位“率部一举攻下蓬溪县城,建立四川省历史上第一个红色政权”的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1路军总指挥,先后担任红四方面军高级领导、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通江县军事指挥长等职务,率部参加开辟川陕苏区和反三路围攻等战役,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因反对极权领导者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严厉批评他的家长制作风等问题,在“肃反”中遭诬陷,最终被杀害。
“肃反对象”的划分,根据是“他们的家庭成分偏高,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富裕中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本人还是知识分子。”“居然以手掌有无茧疤、是否上过中学读书、在社会上是否做过事,作为划分革命与反革命、好人与坏人的标准。”如此简单粗暴,说到底,是极权领导者在培养忠于他个人的队伍。
人是欲望的奴隶,更是权力的崇拜者。没有受到约束的权力,狠于虎狼、毒过瘟疫。天使与魔鬼只在一念之间。向恶向善,除去本性,更在有无敬畏与监督。失去敬畏之心,又没有有效监督,膨胀的权力带给党和军队的损失,实在让人目瞪口呆。
“一个政权的核心就是人民,人民的核心就是民心。”大巴山为中国革命的成功,付出的不仅是无数英雄的儿女,还有无数无辜消失的生命代价。他们有的埋在今天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有的却连名字也没有留下。这样的历史真实,不需要掩藏,更需要打捞。有反思才有觉悟,有觉悟才能提高。
打捞事实真相的铺路石
红四方面军能够在川东北发展壮大,对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革命先烈史诗般的英雄事迹肯定值得谱写,为人民打下江山的无私奉献者红色血脉一定要赓续传承,湮没在历史深处的真相也需打捞出来。《红旗漫卷大巴山》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用了较大篇幅,详细解析了红四方面军在川东北的成功与失败。
国民党与各路军阀的你争我斗、军阀之间的睚眦必报,在这部著作中得到了真实再现。全书涉及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几乎都符合他们各自的史实。刘湘军师刘从云,虽然有文学虚构成分,但作为名震江湖的“民国第一妖人”,他的滑稽表演,既是军阀争斗的具体表现,也是红四方面军在川东北取胜必然中的偶然,或者偶然中的必然。
如果说《红旗漫卷大巴山》正视了国共双方在川东北的实力悬殊,那么这部著作也没有一味强调敌人就是一击即溃的软包蛋。红军与国民党军在川东北的鏖战,凭借的是将士的智慧、信心、勇气,“当双方都达到极限的时候,只有拼毅力,拼耐力,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看谁最先忍不住趴下。”红军作战的意志,肯定比敌人顽强,但红军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红军将领对子弟兵情同手足,保存实力才是对军队最大的关爱。所以,离开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就是彼时正确的选择。
真实的历史已经发生,书写历史的人既要客观公正,又要对历史产生的当时背景有细致深入的了解。真实的人性和真实的历史一样值得书写。人都是具有正反两面的复杂体。除此之外,打捞历史真相还需要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信心和勇气。有了张中信、杨芸滔这样的“铺路石”,自然就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