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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燕 | 编辑
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父亲丁尚彪
母亲陈忻星
女儿丁晽
1996-2005年，华人导演张丽玲耗时十年之久，记录下这一家三口的聚散离合，制作成一部名为《含泪活着》的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创富士电视台历史纪录，改变了许多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误解和偏见，荣获“日本放送文化基金奖”纪录片大奖。
一名普通的日本大学生意外地“发现”了它后，投资帮助《含泪活着》走进电影院。上映后，几乎场场爆满。影院大厅里，《含泪活着》影片海报旁贴满了日本观众的观后感：
含着泪看完《含泪活着》，这是一部震撼心灵的影片！
无论是谁，看了这部作品，恐怕都无法不为之动容。
咬紧牙关的坚强父亲，是真正的男人。
片中有许多日本人已忘却或失去的美德。盼主人公一家幸福！
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让这么多日本人为之感动？
在最该无忧无虑的童年，他赶上了3年自然灾害，吃了上顿没下顿。
在最该读书的年纪，他又赶上了“上山下乡”，离开上海去了安徽的一个山沟沟里，每天干超过10小时的农活。
好不容易回到上海，他白天要工作，几乎每晚都在单位的夜校度过，文化课从初中补习到高中。他只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但却因为年龄过大，没有一所大学可以接纳他。
于是，他所有改变命运的努力，都只能付诸东流。
他卑微地在食堂做一名炊事员，靠每月不足100元的工资，支撑一家三口的生活。
直到1989年，这年他35岁，困苦的人生似乎终于开始被幸运女神眷顾——他花5毛钱买到了一份日本高校的招生资料。
他紧紧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渴望借此改变自己的人生，妻子也全力支持他。
于是，他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借遍了每一个亲戚朋友，终于凑齐了42万日元，这相当于他和妻子不吃不喝15年的工资。
他像一个狂热的赌徒一样，把整个家庭的命运，押注在了那个传说中“街上到处捡彩色电视机、冰箱、微波炉”的发达国家——日本。
他相信，到那里留学“镀金”，毕业回国后会有更好的发展；他相信，他将来可以赚到很多钱，为家庭闯出一条路。
像他这样努力奋斗的人，到了这里，本该是一个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故事。
只是，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更大的玩笑。
最终，他没能衣锦还乡，而是当了15年的“黑工”。
然后，他用15年打黑工的钱，把女儿送去读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本硕博8年，如今一家三口定居美国。
他们一家三口，用15年两代人的奋斗改变了命运。
这个故事被拍成纪录片，震撼了整个日本。
在群众的呼声中，纪录片在整个日本院线上映。深夜11点座无虚席，播放结束满场掌声，热度甚至超过了同期上映的《阿凡达》。
在高自杀率的日本，很多人看完影片后，嘲笑想要自杀的自己真的好矫情。
这个片子里没有惊心动魄，没有特效技术，只是一个三口之家最质朴真实的故事。
但是，如果你对生活充满迷茫，充满抱怨；如果你对爱情的真谛充满疑惑；如果你对父母有种种不解……我想，如果只能去一个地方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一定是这部90分钟的纪录片——《含泪活着》。
-1-
1989年6月12日，上海虹桥机场，一对夫妇在依依惜别。
男的叫丁尚彪，女的叫陈忻星，他们还有一个刚读五年级的女儿。几小时后，丁尚彪将登上前往日本的飞机。
几个月前，他因为要办去日本的护照，和单位领导起了争执。在极不愉快的情况下，他拿了3个月的工资，补上了在原单位的夜校培训费，彻底丢了工作。
而两个月前，为了凑足前往日本留学的费用，他和妻子借遍了每一个亲戚朋友。两个月，终于凑够了42万日元，折合3万多人民币。1989年的上海，这相当于他和妻子15年不吃不喝的工资总额。
他将从连黑白电视机都要凭票购买的上海，降落在那个传说遍地是“彩色电视机、冰箱、微波炉”的日本。
北海道飞鸟学院阿寒校，这是他梦想中的热土，可以学习改变命运，还可以打工还清债务。
他心里想着：“终于要去北海道念书了，就要成功了。”
妻子陈忻星也相信未来可期，流着泪送他离开，依依不舍却满怀希望。
几个小时后，丁尚彪降落了。
他梦想中的热土——北海道阿寒町，却满目荒凉。
这里就像中国的农村。没错，去之前他们并不知道，在学校地址一栏的“番外地”，意味着偏远地区。
世界上本没有城市，生活的人多了，也便有了城市。
抱着这样的想法，日本政府决定开办外国语学校，吸引外国留学生的到来，给阿寒町带来新的生机，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那么轻易就可以来这里留学。
可是，在这个贫寒的地方，连本地人都没有工作，留学生更是禁止外出工作。
这对和丁尚彪一样负债来日的留学生来说，无异晴天霹雳。
还债不成，还要支付高昂的生活费和留学费。有那么一刻，丁尚彪仿佛听到了梦碎的声音。
回国？他可是透支了夫妻二人未来15年的工资。
没有任何退路。
被“骗”的丁尚彪决定，逃离阿寒町，转到东京一边打工一边上学。
但逃离并不容易，没有路，没有交通工具。
第一次跑，被抓了回来；第二次，被抓了回来；第三次......
前后跑了好几次都被学校抓了回来，还被严加“看管”，人心惶惶。
不过，在生存面前，所有的苦难都不足以称为苦难。
1989年6月的一个深夜，丁尚彪和他的几个留学生朋友一起，终于成功逃脱。
他们辗转几小时，赶上了去往东京的列车。
丁尚彪，终于逃出生天了。
在阿寒町，虽然荒凉，可丁尚彪还是个合法的留学生。
逃到东京的丁尚彪，转校申请没有得到批准，他失去了在日合法滞留的签证，也失去了自由回国的机会。
《奇葩说》里马薇薇说：“人生最痛苦的选择，是两个都是错的，那个时候我们要选择的是，我们更能背负哪种错带给我们的代价。”
此刻的丁尚彪正面临着人生最痛苦的两个选择：向左，被遣送回国，用一辈子打工还债，被亲戚笑话；向右，留在日本，成为“黑户”。
在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未来15年人生的选择——留在日本。
他决定，把他功成名就和改变家族命运的梦想，交给她的女儿。
而他来当这架梯子——还债，为女儿挣留学美国的钱。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发达，朋友信里介绍的“可以捡到彩电”是真的，能赚钱也是真的——当时在日本刷碗一天的工资，相当于丁尚彪在上海一个月的工资。
在这里是“黑户”，回家也是底层，不如先赚钱，哪天被抓了再说。
-2-
丁尚彪租了一个靠近铁路的最便宜的一居室，老式的木制阁楼，没有卫生间。
现在接力棒在他手里，他想尽力跑得远一些，“让女儿可以轻松跑下去”。这意味着，他要靠打黑工赚钱，支付女儿的留学梦。
他只能白天在工厂做基础工作，晚上到餐馆里刷碗，周末就去做清洁工作。
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忙碌，等到工作结束，已是深夜12点。
连末班车都错过了，他只能沿着铁轨，步行回到住处。
他每天吃的饭是前一天买的最便宜的菜，晚上做好之后，吃一半，剩下的留着做第二天的午餐。
上厕所，是楼下的公共卫生间。
深更半夜，澡堂子早就关门了。再说了，丁尚彪也舍不得花钱洗澡。
他就在厨房里，拿个塑料袋围起来洗，这样不会漏水到楼下。
但是，起床——吃饭——上班——睡觉，这样的日子，丁尚彪一过就是8年。
家里都劝他回去，但丁尚彪是黑户，离开了就再别想回去。
面对固执的丁尚彪，妻子也怀疑他在日本“有人”了。
丁尚彪解释说：“钱都寄回家里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的确，丁尚彪8年没请过一次假，唯一的休息日，都是“汇款日”。8年的积蓄，除却基本的日常开销，悉数寄回了上海。
丁尚彪如此，远在上海的家人过得也并不容易。
他寄回上海的钱，妻子陈忻星除了还债，剩下的都存了起来。
母女俩共同住着一间小屋，一张床。
8年来，她从来没买过新衣服，基本没下过馆子。
做饭要到楼下的公共厨房。女儿在家吃饭的时候，她就做点好的；女儿不在，她就白面条里放点盐和酱油凑合一顿。
每天除了工作，操持家务，照顾女儿，大事小情她都要操心。
修下水道，换灯泡，原本以为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做的事情，她都能干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也会忍不住胡思乱想：这么久都不回来，老丁不会“外边有人”了吧？
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与外人道，更不能和女儿说，她只能自己咽下去。
就这样，和女儿相依为命地过了8年。
因为爱着你的爱
因为梦着你的梦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幸福着你的幸福
……
所以牵了手的手
来生还要一起走
所以有了伴的路
没有岁月可回头
无法陪伴妻子和女儿，老丁对家庭充满了愧疚。
老式收音机里流淌出的温柔声线，是这个沉默的丈夫和父亲，能想到的最浪漫的弥补。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997年，女儿丁晽不负众望，考取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上海虹桥机场，8年前，陈忻星曾在这里送别丈夫，现在又要送别女儿。一家三口，分居三个国家，各自飘零。
离开时还是黄毛丫头的女儿，如今长成了18岁的少女。
缺席的岁月滚滚而来，亲情敌不过时间的磋磨，父女俩见面，宛如熟悉的陌生人。
老丁先打开话匣子：
“你长高了，比我还要高。”——“我鞋子高呀。”
“你到外边要好好减肥了呀。”——“用不着减肥。”
“还记得小时候隔着玻璃窗哭吗？”——“记得一点。”
在人来人往的车站，他们是一唱一和的父与女。
别人听来稀松平常的对话，里面是深情的翻江倒海。
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老丁不能送女儿到机场，只能在机场的前一站“日暮里”下车。
送别的列车上，一路默默无言。临近终点，丁晽问父亲：“你哭了吗？”——没有回答，日暮里站到了。
隔着一道玻璃，有一个男人在站台红了双眼。
不过，日本经济开始下滑，工作不景气，老丁赚钱更难了。
为了不失业，老丁一口气考了五个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从一个日本字都不认识，到现在成为一个多领域的技术工。
老丁究竟付出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他也开始同时打3份工，白天跑建筑工地，下午做商场保洁，晚上在饭店做饭刷碗，从不停歇。
每年可以申请两次，她申请了5年，被拒签11次。
终于在第6年，第12次的时候过签。
除了看望女儿，陈忻星的另一个愿望是，像5年前的女儿一样，利用在东京转机的机会与13年没见的丈夫见面，这一次，他们有72小时的时间。
老丁开始为妻子的到来做准备：他换上新洗的床单被罩，还特意拿出了结婚时妻子亲手缝的枕套。
但她不知道，老丁早已经不是13年前的那个年轻小伙了。
这一年，还不到50岁的老丁，因为常年过度劳累，营养不良，头发花白，人更瘦了。
真的见到了面，却只是默默地笑。
这是相识了几十年的爱人。13年前意气风发的丁尚彪，如今变成了形容枯槁的老丁；13年前年轻的妻子，如今也有了白头发。
夜幕下的东京城，灯火辉煌，热闹都是别人的。
老丁生活了13年的小屋，还是那么破败，屋里唯一的装饰，还是女儿的照片，当然，还多了一个红枕套。
沉默内敛的爱人，对过去的苦难绝口不提。
但看到老丁生活的地方，听他说“十几年啊，确实辛苦一点”，委屈和心酸涌上来，咬紧牙关，还是转过头去，拼命擦眼泪。
在浅草，他们一起虔诚地拜佛祈祷，一起吃经典的小吃，去上野逛公园，看樱花，和年轻人一起，合影留念。
依然是乘电车送别，依然是前一站下车，依然一路无言，依然没有拥抱，依然各自悲伤，依然不知道，这一别，还要多少年。
列车启动了，她仓促回头，抬手权作告别。电车开出好久，她才绷不住低下头擦眼泪。
妻子乘坐的电车离开好久了，他还呆呆地靠在柱子上。
空空荡荡的车站，往前是分别的爱人，往后是未知的世界，他在想，这大概就是“人的生死离别了啊”。
这是最沉默、最含蓄也最坚强的父辈爱情。
-4-
2004年的这一天，开往阿寒町的巴士上，摇摇晃晃地坐着仅有的一个乘客——丁尚彪。
这一年，女儿即将博士毕业，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已经完成使命的丁尚彪，终于决定结束15年的异国生涯，离开日本。
离开之前，他想去看看导致他人生巨变的边陲小镇阿寒町。
日语学校关闭了，曾经的教室、宿舍都还在，但周边长满了杂草，一切历历在目，从这里开始，他过了轰轰烈烈又平平淡淡的15年。
在丁尚彪为《留学生新闻》撰写的《北海道大逃亡》一文里提到过，阿寒校首批56名学生，半年后只剩下了7人。
“阿寒町町民的殷切期望，中国学生的美好愿望，就这样在文化、经济落差的强烈冲击下，在相互不能理解的思维意识中化为泡影。”
因为人口持续减少，阿寒町最终并入了隔壁钏路市，从行政版图上彻底消失。
一身正装的老丁面向镜头三鞠躬：
对不起，阿寒町，当年因为无奈而离开。
再见，日本，现在因为梦想照进现实而离开。
15年前，老丁觉得“人生是很悲哀的，人是很脆弱的”。
15年后，老丁觉得“人生是值得珍惜的”，也是“很高兴的人生”。
所谓生活的难，常常是无解的。
妻子曾说，一个人，“习惯了”，“也没有办法”；
这个“黑户”，在日15年，按时缴纳税款，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拼命靠着双手，清清白白地活着，并为他的女儿和家庭，拼出了一个未来。
2000年，《含泪活着》作为一部翻译纪录片，破天荒在日本富士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引起巨大反响。
在未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声势竟然盖过了同期上映的《阿凡达》，高居当年院线票房排行榜首。
在电影院海报周围，贴满了观众留言。
他能够如此无怨无悔地为家庭、为女儿，让我太感动了。
中国的父亲真伟大。
咬紧牙关的坚强父亲，是真正的男人。
丁尚彪的故事，甚至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偏见。
许多年没这样哭了！脑子里对中国人的偏见被泪水洗刷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人的崇敬。
甚至，让想自杀的人重新建立起生活的信心。
我非常惭愧，不久前刚被公司辞退，并曾产生自杀念头。看到丁尚彪能为家庭和女儿作出如此伟大奉献，相比之下，我无地自容，真是太胆怯、太不负责任了。
不过，这一切都跟丁尚彪没有关系了。
-5-
女儿博士毕业后，在美国休斯顿医院当了一名妇产科医生。
2008年，丁晽结婚，丁尚彪夫妇随后也来到美国。分居多地15年的家人，终于团聚。
到这里，奋斗了一辈子的老丁，本该安享天伦之乐。
但忙碌了一辈子的老丁，再也闲不下来了。
语言不通的他，去建筑工地背垃圾，去中国超市跟车送货扛箱子，去韩国饭店洗碗打杂，去日本饭店当厨师。
后来听说宾馆工资高，待遇好，他又想去宾馆打工。
他想交几千块去宾馆培训学校，但他一句英语都不会，人家不收。
他让女儿帮忙写去宾馆的英语简历，女儿让他好好歇着。
于是，他靠着“谷歌翻译”自己写了简历，大雪天第一个去排队面试，连厨师长都被感动了。
面试电话听不懂，他就让路边华人帮忙翻译；录用通知看不懂，他就拿到培训学校去请教。
结果，一句英语都不懂，一分钱没有花，老丁进入了五星级宾馆工作。
慢慢地，他赢得了很多同事的尊重，成为宾馆里的“三朝元老”，再没有人敢欺负他。
如今，他在美国高级酒店当洗碗工已近7年，还获得了纽约宾馆业协会颁发的优秀工作奖。拿着这个奖，到任何宾馆都会优先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