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上海正处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3月以来，位于江苏盐城的上海农场，累计向上海市场发送大米1.2万吨、鲜牛奶7200吨、蔬菜3100吨……提到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的上海农场，很多上海人都知道，这里是上海域外面积最大的“飞地”。
不少上海人对那里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农场和监狱——农场将菜禽蛋奶送到上海人的餐桌上，域外监狱则为上海社会治安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岔河边上，就是上海市第一个域外改造场所。从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垦区劳动生产管理局”，到1974年“上海市第一劳动改造管教总队”、1983年“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管理所”、2008年“上海市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再到2014年“上海市四岔河监狱”，这里先后安置、收容、改造罪犯、游民、劳教人员以及戒毒人员等近20万人，承担了劳动改造、劳动教养、强制隔离戒毒和刑罚执行等职能。
无数监狱人民警察“为了上海而远离上海、为育新人而愧对家人”，很多人和家人长期分隔苏沪两地。疫情期间，更是长时间不能相见。最近，上海疫情形势严峻，他们是如何与家人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以下，是几位民警的讲述。
（一）
执勤第一天，老婆确诊了克罗恩病
王建华（四岔河监狱一监区民警）
今年过年的时候，我老婆一直肚子不舒服，没胃口，还拉肚子，连着几天一到凌晨三四点，就要跑厕所。当时我们觉得是吃坏东西了，就没怎么在意。没想到过了几天，她不仅肚子更疼了，身上也开始疼，先是脚底板，再是膝关节，到处不舒服。我们这才去了医院，吃了医生开的药她感觉好点了，就没再做彻底的检查。
3月8号下午3点左右，我正在单位开会，老婆给我发消息，说自己确诊了克罗恩病。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名字很拗口，查了一下被吓到了，网上说得很可怕，说这种肠道炎症性疾病原因不明，是消化科“头号怪病”，是“不死的癌症”，肠子里会长满溃疡，得了之后“痛不欲生”。我当时有点懵，怎么这么严重，这太突然了。
我老婆是1989年出生的，很温柔，也比较感性，看个电视剧都总是眼泪汪汪的。得病之后，她全身都疼，最严重时虚脱到连穿脱衣服的劲都使不上。但从挂号、看诊到确诊，她都是一个人在上海，想想都很心疼。
医生说要尽快治疗，安排她11号住院。我俩老家都在大丰，她一确诊，我岳父岳母就到上海去帮忙带孩子了。我想着刚好执勤结束，就可以回去陪她办入院手续，照顾她几天了。没想到，上海十院10号凌晨发了公告，说延长中路院区暂停门急诊医疗服务，恢复时间待通知，我老婆没办法住院了。
我当时想，监狱疫情防控工作期间任务很重，一旦离岗，会给其他同志添很多麻烦。有人孩子刚出生，有人父母刚动完手术，还有的已经连续奋战很长时间了，大家都在想办法克服困难，最后我还是选择了继续工作。
老婆挺坚强的，安慰我说没事儿，又自己去了仁济医院，做核酸、检查、等待，医生安排她16号入院。可她15号做好核酸，16号仁济东院也封了。后来我们又辗转问了好多朋友，终于在长宁住进了医院，治疗也挺顺利的。
王建华（右）在工作中
我2009年就到四岔河监狱工作了，一直都在监管一线。去年，党委任命我做副监区长，负责罪犯的教育技能培训等工作。监狱工作，安全是最重要的。目前，我们一直在为确保安全，全力以赴落实各项工作。
前两天开党支部民警困难排摸座谈会，监狱领导给我们“打气”点赞：“问大家有没有困难，全都说没有，其实每家都或多或少有些困难，只是大家克服了，不想给组织添防疫以外的麻烦，因为大家的辛勤付出，才确保了监管场所在特殊时期的安全稳定……”
从老婆住院开始，我睡觉时都把手机调成铃声加震动，就怕突然有什么事。她一个人住院，每天要挂8瓶水，身边没有人，都得自己看着，很难好好休息，好在医生护士都很照顾。这几天视频，我感觉她身体好多了，之前一直在吸氧，说话气喘吁吁的，还有两个晚上发烧到39度，现在已经摘了氧气，声音也响亮了。
但她还是会哭鼻子，每次视频都要哭一会儿，她一哭我也想哭，我俩都戴眼镜，雾气都把眼镜蒙住看不见了。那天我跟她说，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她，她哭着来了一句，这也没办法，你们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作为警嫂可以理解。
我看网上有专家说，目前克罗恩病还没有办法根治，但只要进行规范化、个体化的诊疗，大部分患者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和工作。虽然可能需要终生服药，但是病来了，我们就要面对，没什么是不能一起解决的。
（二）
17岁的儿子独自在上海，我们每天“云”吃团圆饭
朱雪非（四岔河监狱狱政科民警）
我和爱人都在四岔河监狱工作，儿子今年17岁，在上海寄宿制学校念书。本来我们每周末可以回去陪陪他，但这一轮疫情以来，我们身处上海域外，学校也让孩子们回家上网课，我儿子只能“自力更生”。
我老婆一下班就在网上给儿子抢菜，蚂蚁搬家一样给孩子囤了不少物资。每天下午饭时间，儿子也正好下课，我们就跟他视频连线，看着他煎牛排、煮火锅，从做饭、吃饭到洗碗，我们都开着视频，一家三口“云团圆”，就像在一起生活一样，想尽量多给他一些触及不到的爱。
儿子还挺乐观，小区封闭后，他主动报名去做志愿者，但是因为未成年，居委会没同意。知道他一个人生活，大家平时也挺照顾他的，有次他下楼做核酸，忘了带钥匙，当时小区实行静态管理，只进不出，是我们居委会帮忙联系了开锁人员给开了门，不然小孩子就没地方去了。
前几天我看到儿子给妈妈发消息道歉，其实事情很简单，他妈妈叫外卖给他送菜，菜到的时候他在上网课，没办法去拿，楼下保安催得急，他就跟妈妈争了两句。事后他有些后悔，说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时间长了，有些烦闷，对妈妈态度不好，所以道歉。
以前我一直觉得，孩子年纪还小，心智不是很成熟，但最近感觉到孩子其实已经长大了。这次独自生活对他也是一种历练，能帮助他尽快成熟。我经常跟儿子讲，你比我们厉害，我上大学的时候生活也未必能独立，你现在才是高中生，就已经能把自己照顾好了。
我是扬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的，2000年参加工作，本来准备到苏州当老师，偶然发现劳教工作系统招人，觉得当警察也算是圆了我的军营梦。职业生涯至今，对我来说，工作性质变化很大，教孩子和带犯人是两个概念。我实习的时候带学生，能很快成为孩子王。刚工作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吸毒人员，他们虽然身体很柔弱，但是反改造的经验很丰富。我们大家就一起动脑筋，想办法，逐步总结经验，规范管理方式，一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前段时间，我的老父亲刚出院，他身体一直不好，我母亲去世早，一直是我照顾父亲，这次就联系了钟点工在家里帮忙。人到中年，都不容易。但每次问候家里，老的小的都是三个字“没问题”。都说能照顾好自己，其实也是不想让我和我爱人担心，正是他们无私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更加心无旁骛地干好本职工作。
（三）
我执勤，妻子出差，5岁的儿子在上海“吃百家饭”
裴朝伟（四岔河监狱三监区民警）
我家情况比较特殊，我父母年事已高，身体不好，长期在湖北老家，只能勉强自己照顾自己。岳父岳母在福建老家，照顾妻子哥哥家的5个小孩。我儿子5岁多，在上海上幼儿园，妻子在私企工作，出差很频繁，我们一般都是换班照顾小孩，她尽量挑我周末回上海的时候再安排出差。
从大丰回一趟上海，加上倒班车、公交、地铁的时间，单程就要7个小时，休两天假，时间都用在路上了。有时候我在执勤，妻子要出差，实在安排不过来，我们就把孩子安顿到朋友家。比较固定的去处是一个上海朋友家，他已经“收留”我家孩子好几次了，短则一两天，长则三四天。但有一次，朋友做完手术在恢复期，我们就找了小孩同学的家长，在同学家住了两天。
小朋友们平时在幼儿园关系好，我们也与这些同学家多加强联系，多认识些妈妈奶奶们，在关键时候大家都会帮一把。可能因为从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我家孩子还是比较懂事的，像个小大人一样，不怎么要哄。有时候看妈妈情绪不好，还会给妈妈唱歌，学动画片里的情节逗妈妈笑，他说要当蜘蛛侠，从小学会保护妈妈。
但他毕竟是个孩子，有次小孩发烧，妻子开车带他去医院，疫情期间要去发热门诊，得做核酸还有其他检查才能拿到药，折腾了一晚上终于退烧了。我妻子是医科大学毕业的，平时家里各种常用药备得很全，有头疼脑热也不去医院，那次她试了好多办法，孩子都没降温，这才去的医院。她一直很要强，但那次在电话里我能听出紧张和着急。
可能是工作经历和性格原因，我俩平时都习惯有困难自己扛。我妻子在全国很多城市工作过，经历很丰富；我2004年入伍，上警校的时候就参与过奥运火炬传递、城市运动会等大型活动的安保工作，后来到上海武警，重要的日子基本上都在外滩、陆家嘴、南京路这些地方执勤，大大小小的任务参与了不少，也遇到过危险爆炸物、抢劫等突发情况，只要穿着这身衣服，就要顶着压力去处理。
我目前在监管一线，负责管教罪犯。同事里有不少人都是从部队转业的，我在三监区的搭档沈涛，就曾和我在一个部队服役。上次疫情防控的时候，他就把小孩送回了江西老家，前段时间他家小孩感冒发烧，他也只能通过电话安抚妻子。虽然心里着急，但只要走上执勤岗台，大家都把心事收起，全身心投入到对罪犯的管理教育中。目前，我们准备一起把夜值星监组的管理提上一个台阶。
还有今年刚转业到四岔河监狱的沈亮，也是我们曾经的战友，他也主动参加了疫情防控工作。他说，战友在战场上一天，就必须和他并肩作战。他的爱人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半天上班半天带小孩。现在上海疫情，孩子也去不了托班了，他也想办法解决了。现在疫情确实挺严峻的，每个人安心守好本职，就是不给防疫大局添乱。
（沈涛、沈亮为化名）
栏目主编：王海燕题图均 四岔河监狱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