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0日，为了践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宣传抗日，在新安小学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新安旅行团出发了。他们由14个孩子组成，历经17年，足迹22个省份，行程50000里。 他们不是读死书。而是把社会当成学校，自己管理自己，教学做合一，运用一切方法，自我教育，谱写了中国少年儿童革命团体抗战史上壮丽的篇章。
实现真正的“六大解放” 1930年，汪达之受老师陶行知委托，在危难之际接任新安小学校长。 新安小学原是1处徽商会馆，于1929年秉承陶行知生活教育理念创办。可是创办没多久，由于财产问题，几个商人把新安小学告上法庭，迫使老师不得不离开。 汪达之到任之后，一直上诉到淮阴中级人民法院、苏州高等法院，学校总算保住了。 但是，之后的困难更难以想象。 首先是经费，晓庄被封，陶行知遭通缉，新安小学失去了经济支援，而且，附近农民没钱供孩子读书。
学校该如何办下去？ 陶行知推广的“平民教育”，其精髓是“让全中国的人受教育”，而这“全中国的人”必定包括最广大的农民。他们需要的不是“少爷”“小姐”的教育，而是生活的教育。 农民没钱，索性就学费全免。学生被分为两种：基本生和走读生。基本生为住校生，多为家庭特别贫困的孩子；走读生农忙在家，平时到校学习。
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 汪达之又制定了学校发展的3年、6年、10年计划大纲，确定了详细的“生活方法”，如每天做内体运动1次、整洁1次、写日记1篇、吃开水5大碗和豆浆1大碗、大便1次，且有定时…… 教学实行半日制，半天学习，半天在家劳动。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实际水平，学生分为大、中、小3种班次。 知识教授上破除了先生和学生的界限，采用陶行知倡导的“小先生制”：会的教不会的，大的教小的，高年级的教低年级的，老师只是从中加以指导，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大班上。如此一来，不仅解决了师资匮乏的问题，而且这种为教而学、“即知即传”的方式把知识变得无处不在。 课程设置取消了传统的“三民主义”课和“总理纪念”周会，设有国语、算术、常识、时事、图画、唱歌、体育、劳动、科学等。老师可以自编、自选教材。 教学方法上倡导教学做合一。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 比如，在劳动课上，请菜农、木工、瓦工做老师，教种菜、修桌椅、砌围墙。还让学生拿物品去市场上卖，办粉笔厂、蒲扇合作社，让学生了解农工商的经营活动。 新小还有一门重要的课程：严格要求学生写日记。写日记不仅提高学生的阅读、写作水平，而且启发学生的思维，提高他们判断力。 “生活即教育”，要落实这一全新的教育思想，依靠封闭式、包揽式的管理方式已行不通了，必须采用全新的民主自主管理，让每个人的创造力得到均等、充分的发挥。 新安小学实行值日生制和轮流担任“小主席”制，倡导学生自主管理自己的学习、生活。 3年的时间，新安小学把环境的阻力化为助力，解放了儿童的头脑、双手、嘴、空间、时间，为之后的新安旅行团奠定了基础。
变社会为学校——新安儿童旅行团闯荡大上海 学校里面的东西太少，如果把社会变为学校，那么“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先生，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同学，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学生。随手抓来的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陶行知曾经这样说过。 1933年，为了实践陶先生的生活教育主张，汪达之有了一个想法——让学生组建旅行团，“把笼中的鸟放到天上去”，让他们到当时的十里洋场大上海去闯荡一番。 但是，没有家长和老师，安全、吃饭问题如何解决？ 汪达之非常尊重孩子们的民主权利，从来不说你们要做什么，而是先问：你们说怎么办？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没钱怎么办？” 孩子的回答是：“先让眼睛看饱，肚子饿了不要紧。” 汪老师又问用什么办法可以赚钱买车票、船票？一路上的安全、健康、交际、记录、账目等怎么分工？ 经过引导，他们自己选出了保卫员、卫生员、伙食员和对外联络员。 分管财务的张俊卿口袋里的6元钱，供集体支配。汪达之怕孩子走散，又特地给每个孩子1元钱备用。 最后汪达之写了几十封信，首先征求陶行知的意见，然后争取晓庄师范的同学、朋友的帮助，再向沿途特别是上海各家报纸投寄《新安旅行团宣言》，为儿童团的旅行取得支持和帮助。 1933年秋，新安儿童旅行团出发了，团员由7个基本生组成，最大的17岁，最小的12岁。 小朋友到上海的第1天，就见到了陶行知先生。 陶行知先生帮新安旅行团规划了旅行线路，分为帝国主义的痕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教育并学术团体、娱乐场所、中外宗教场所、下层民生生活场所等11个板块，几十个地点。 陶行知先生还嘱咐团员一定要在劳力上劳心，想到这事和别事的互相影响，从具体到抽象，从片段到系统。 参观过后，陶行知又为“新旅”团员联系到机关、学校、工厂演讲。每次可获5至10元的报酬。 此次游学轰动了整个上海，中外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报道。7个孩子初到上海时，参观单位都是陶先生安排的，很快，不用先生出面，各界纷纷发出邀请，直到离开上海，尚有一大批工厂、学校、机关、团体来不及光顾。
周游全国计划 汪达之在给上海旅行的小朋友的信中提到，想让陶先生请1位声乐先生，把孩子的声音正一正，再请一位戏剧先生教一教演戏，介绍1个剧本。 那时候，一个更大的计划已经在他的心中酝酿——1年后旅行全国，5年后旅行全世界。这样，光靠唱歌、讲演是不够的，必须会戏剧表演、画画、写书，想办法赚钱生活。 最初，陶行知并不同意，他说：“孩子们到上海，有我接待。旅行全国，我就鞭长莫及了。他们的吃饭旅费怎么解决？” 然而，汪达之在《我们的旅行方法》中列出了5种获取旅费的办法，例如，卖文稿、卖书报、卖摄影片；为文化团体、国产商品做宣传推广和介绍；放映教育电影，收取票资等，并在《新安旅行团附属工作》中，详细罗列了代售哪些书报，为哪家国货宣传推广等。 他还制定了生活公约，进行了更明确的职务分配，如团主席、值周轮流担任，另设记录、交际、账务、编辑、营业等，汪达之为顾问团员。 汪达之如此坚定，也是因为他从1933年新安旅行团的试旅行中看到了由“行”获取、从经验出来的“亲知”的魅力，这不正是生活教育的本来面貌吗？ 1935年，汪达之多次往返淮安到上海之间，筹划第2次的修学旅行，也带来了大批募捐来的物资，包括陶先生捐给新安旅行团500元大洋。汪达之用这笔钱买了1部“徳发牌”无声电影放映机、1部小型发电机、1部幻灯机，还有一些包括《民族痛史》在内的爱国影片及唱片等。 新安旅行团将要行走全国的消息不胫而走，社会上也不乏质疑之声。 一位记者就批评“不知不读书之小学生，学识与思想毫无本源。无边宇宙包括纵多，尔能领略乎？尔但见其皮相，毫无根本观念，知亦何益。”。 但是，多年之后，从“成才率”来看，新安旅行团这种打破学校围墙，用生活来教育的实验是非常有价值的。
生活和教育擦出了火花 1935年10月10日，新安旅行团登上从淮安开出的通达号小火轮出发了，第1站是当时的省政府镇江。 最初，团员们的生活，既紧张又活泼。清晨跑步，做操，学习舞蹈，唱歌。白天集体学习，晚上要开寅会，反思1天的得失。所学课程也很全面，文化课学语文、算数、常识，艺术方面学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社会科学，年龄大的还要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大众哲学。学习方法上，“新旅”还是实行“小先生”制，能者为师，互教共学。 但是到了南京，从淮安带出,50元钱已经用得差不多了，拖欠安徽公学的伙食费也越来越多。有1名团员因病宣布离开。 在“新旅”生死存亡之际，国难教育社、邹韬奋先生的生活书店全力支持。他们给“新旅”《大众生活》《永生》《新知》、国难地图等，让他们推销，以取得微薄的利润，来继续他们的修学旅行计划。 1个月后，地图、书刊全部卖出。 此时，生活和教育已经擦出了火花。教育也在发生着变化。 1936年，新安旅行团又一次到达上海，在王洞若的安排下，李公朴、骆耕漠、孙冶方、张铁生、刘群给他们做政治、经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还有一位哲学专家连续讲了两个星期的《大众哲学》，组织辩论“先有精神还是先有物质”。 同时，“新旅”也深感艺术的重要。 “人与人之间相对待的礼貌，房屋的建筑、衣饰的制裁，饮食的烹调，器物的陈列，花木的栽种。进而至于音乐与图画的欣赏，电影与戏剧的领略，无一不与人类的内部生活有关，也无一不需要艺术的陶冶。” 他们请来冼星海、盛家伦2位音乐家，每周教他们唱歌，剧作家洪深教他们表演。 1937年，“新旅”的团员参加了“中国舞台协会”的公演和蔡楚生导演的电影《小五义》。 第4年，汪达之在《我自“新旅”来》中总结了“新旅”的3个特点——第1个是为工作而学习，为学习而工作，学习变成为有目的有意义有兴趣的事，而不是呆板的记忆了；第2个是没有固定的教室，也没有特任的老师，学习是自发自动的学习，可以随时进行；第3个特点是服务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团员们年龄的增长，第3个特点体现得尤为明显。
教育是活的 1939年12月，“新旅”从长沙到桂林，此时也是国共合作的一段时期，但也是抗日战争非常艰苦的岁月。新安旅行团在这里，以一个进步的民族抗日团体，为抗日救亡积极工作，得到了国共2个政党的共同支持。在周恩来的关心支持下，他们甚至能够从国民党政府机构中获得正常的工作经费。 桂林有许多岩洞。“新旅”就利用岩洞，从教儿童识字、唱歌、讲故事入手，再教农民识字。“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的斗争标语，至今也依稀可见，这是当年“新旅”活动最直接的见证和写照。 在传统思想中，知识是商品，非钱不卖，但是在“新旅”的团员这里，知识变成了空气，人人得以呼吸。教育也不再是一块一块的，儿童的教育与成人的教育打成了一片。 在桂林的万林乡，团员们则利用课余时间教万林乡中心小学的孩子唱歌跳舞，带他们一起在村子里学做“小先生“，教识字，讲时事，还通过学生会组织他们开展学习竞赛，请当地的父老讲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等。几个月就把万正乡中心小学原来只会读死书、呆板的气氛搞得空前活跃起来。 生活渐渐安定下来，他们自己也开始反思，以前不懂舞台灯光的利用，不懂舞美，不懂舞台剧的表现技能，走了不少弯路。所以，他们开始从书上学习舞台与演艺的知识。 书本很重要，但是它也只是“做”的1个工具。要想把事情做好，需合用数样、数十样“工具”。 在这期间，在党的指导下，新安旅行团决定在桂林西郊的致和村恢复新安小学，为了获得复校的经费，他们排了4幕6场舞剧《虎爷》，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要排这个剧，耗资巨大，但是穷有穷的办法，服装是借的、布景自己画，一些乐器是自制的，比如有个团员自己用炮弹壳，用老鼠皮，电话线，马尾巴制成了二胡。最终，新安小学在敌人的轰炸中成功复校了。 教育是活的，一时有一时的需要、一时有一时的能力。“新旅”就是要顺着这个特性，运用书本、别人的经验，改造用得着的一切工具加以引导，让小团员们边做边学、边学边用，使他们进步1天胜似1天。
教育是活的，还必须承认孩子是活的 1947年，“新旅”取消了原有的少年部、少女部，儿童部的编制，改为表演、音乐、美术、演出4个队和1个创作组，对有专长的人，进行专门的培训。 培训的方式就是在“做中学”。 比如，在苏北盐阜，“新旅”办了1份专供农村小学生阅读的铅字套色版的儿童报刊《儿童生活》，从采访，编写稿件、发展通讯员，建立通讯组织、到排版、印刷都是他们自己完成。 当时在盐阜的画家、木刻家很多，有些还身教言传，带领他们画速写、教木刻、石板画。 有几位有写作才能的团员，组成了写作委员会，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套《少年文库》。 10多年过去了，“新旅”已经深谙这种“在做中学、在学中做”的生活教育方法。他们不再从教科书上获取零碎的书本知识，而是让每个人在生活中实践、创造，从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长、进步和教育之道。 生活无处不在，教育无时不在。 所以，就算在1952年，新安旅行团修学旅行结束了，教育还没有结束。有些团员一生都在不间断地接受教育和学习，不断地更新知识，保持应变能力。
后记 1992年，“新旅”团员孙肖平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作报告时，学生问他：你在国内读的哪所大学？他立即回答“新大”。他所说的“新大”就是新安旅行团。 历经17年，新安旅行团足迹遍及全国22个省市，先后参加“新旅”的团员有800余名，而比较出色的就有近200人，这些人横跨政治、军事、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 当回忆“新旅”哪些方面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最大时，他们的回答各不相同： 从小学四年级水平一跃而成为著名的光学家，对我国第1颗人造卫星和国防军事做出重要贡献的王山认为是“不死背书”、会动手又会动脑、遇事独立思考。 原轻工部生产司司长曹维东表示“新旅”提倡的反对说大话、假话，对后来的工作帮助很大。 《孩子天地》杂志社社长聂大朋认为是“新旅”的民主自主管理、自我教育影响他最深。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著名画家肖峰觉得他的灵感来源于生活体验，而这与“新旅”“生活即教育”的思想不谋而合。 …… 陶行知说过:小孩子不但有力量，而且有创造力。“新旅”给予了创造力最需要的营养——最真实的生活；最重要的条件——民主和自治。 这些是我们参观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后，尤其是阅读了相关的文史资料后，了解到的新安旅行团——1所流动的学校，1所为民族生存和民主解放不懈斗争的学校，1所践行生活教育思想的学校。
（作者系知名教育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