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现存的战国量（容）器尚不能为我们全面、准确地还原各个区域的量制，但它们是我们接近这一历史真实的重要实物资料。在对过去的量制进行梳理时，除了参考量器实物外，刻有容积信息的陶容器、青铜容器也是非常关键的线索（表2-1
）。我们以地图的形式（表2-2）对战国时期各地区的量制进行简单示意。若是把各个量器的容积暂按照秦、齐区域的标准折合成每升来看，可得单位量值在200毫升上下，只是不同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差异。
了解当时中国各地度量衡的错综复杂，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度量衡改革统一的必要性，但单从度量衡史的角度来理解方升制造的原因以及意义仍是不够的。《管子•国蓄》中提到：“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管仲认为，如果百姓可以获取利益的途径只有一个，那么整个国家便能拧成一股绳，变得无敌。《商君书•农战》中也能找到相同的观点：“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在商鞅看来，引导秦国百姓万众一心去做一件事可以强秦。他不认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理念，而是坚持“以农战为本，赏刑为用，而法治为体”，其变法十分重要的一项举措便是重本（农）抑末（商），发展农业而抑制工商业。他开阡陌封疆，实行土地私有制，开垦荒地，集全国之力走农耕之路发展秦国的生产力。实行平等的赋税、统一度量衡的举措其实都是鼓励农耕的必要手段：为了使全国的精力专注于农耕，秦国亟需一个公平的标准来帮助农民计算他们的土地面积，并且规范赋税等经济交换行为。这个“标准”便属于我们所说的法治。历史上官吏利用度量标准的不规范与百姓争利的事端屡见不鲜，而商鞅正是通过国家立法来保障农民的利益不受官吏的剥削，所谓“治法明，则官无邪”。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从战国七雄脱颖而出兼并天下， “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将秦国的法制推行至了全国。过去多年的考古挖掘中，除了陕西、甘肃的许多秦国旧址外，齐国、赵国、越国的故地，以及内蒙古赤峰市，哲里木盟的古城遗址也都有秦代度量衡器的出土，正是商鞅为秦始皇“皆令如秦制”奠定了基础。而后“汉承秦制”，汉代的度量衡是秦代的延续和发展。西汉时期，刘歆整理了秦汉以来的度量衡制度，后被班固选载入《汉书•律历志》，成为我国第一部度量衡专著。一直到今天的中国，虽然单位值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改变，但是基本单位以及进位关系则被今天的我们所继承。两千多年前由商鞅所确立的标准仍然在发挥着它的作用。
本期撰稿编辑：秋慧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