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城智囊与改革开放40周年⑤
上海地标东方明珠是如何建起来的？上海参事江欢成忆往昔
文/ 曹飞
来到江欢成的办公室, 一眼就能看到悬挂在墙上的两幅题字。一幅写着“勇于创新，胜于前人”；另一幅写着“创上海腾飞标志，树世界建筑丰碑”，而后者就与东方明珠颇有渊源。当年，江欢成在东方明珠建设工地上立的一块牌子上写的就是这句话。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工程结构专家江欢成是东方明珠的主持设计者，他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市科协副主席，清华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校兼职教授。诸多荣誉加身，而他最喜欢的称呼依然是“建筑梦想家”。
1963年1月，江欢成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民建专业毕业，同年2月到上海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报到，直至退休。
除了东方明珠，江欢成将他的建筑梦想化作国内外诸多城市的地标建筑景观。1995年，他主持设计了558米高的印尼雅加达“亚洲巨人”塔，至今仍是世界最高的人工建筑物之一；1999年，他主持优化设计的420.5米高的上海金茂大厦竣工，是当时中国内地第一高楼……另外，在思南公馆、上海展览中心、上海音乐厅等上海知名建筑的修整、保护中，也有他的身影。
回首这50余年的结构工程职业生涯，江欢成曾在多个场合说过，自己“摆得上台面”只有两件事，一是设计了东方明珠，二是做了些设计方面的优化和创新。
东方明珠就是他最好的创新作品。
其打破常规，以最简洁的力学结构发挥出最高的效率，使其足以抵抗12级台风、9级地震；3个巨大的钢结构圆球状空间分别悬挂在塔身距离地面112米、295米和350米的高空，营造出唐朝诗人白居易《琵琶行》中“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意境；总高度虽达到468米，却没占用多大土地面积，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显得难能可贵，节约了土地，节省了投资，提高了安全系数……一系列创新之处，使其在建成时即被外媒誉为“新上海崛起的象征”。
那么，这个上海地标建筑是如何设计和建造的呢？眼前这位80岁老人打开了记忆之闸……
废报纸上画出了东方明珠草图
上观新闻：您是东方明珠总设计师，能否介绍一下设计方案出炉的过程？
江欢成：对于东方明珠的设计，我是自始至终的参与者，甚至在方案组投入工作前就已经投入工作。1985年，我成为华东院总工程师。当时我们接到任务，要在上海建造一座电视塔作为城市地标，要体现出上海的国际风范与腾飞寓意，并且与众不同。
当时，国内兄弟城市已经有不少电视塔，如武汉塔、北京塔、天津塔、沈阳塔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底下一个单筒体，上面是塔楼。有人评价这是“烟囱+糖葫芦”组合。如果上海也依葫芦画瓢，可以肯定的是，不会成为体现上海腾飞的标志。因此，在做方案的时候，我们苦苦思索的就是通过结构、骨架的创新来突破传统的“烟囱+糖葫芦”模式。
1986年1月，我开始收集资料，特别是学习了加拿大设计的阿布扎比电视塔的方案设计。9月，我初步画了一个束筒截筒方案，并把方案草图拿给设计院建筑师凌本立看。受到科威特水塔和比利时世博原子结构的影响，凌本立当时特别喜欢球体的简洁纯粹，他在方案的每个截筒的顶上都加了一个球，把塔楼也改成了球。但当时只是画了一串球而已，具体怎么将球融合到塔的设计上并没有细想。后来，又开了几次会后，我画了功能立面，草拟了任务书，作为创作基础。
江欢成手绘的东方明珠塔结构概念图
上观新闻：后来那个3个筒体草图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江欢成：在时任华东院院长项祖荃的领导下，当时有几十位建筑师一起参与方案的设计。所以我一直说，东方明珠是华东院集体智慧的结晶，功劳不能算在我一人头上。当时还有孟建民博士，他在华东院乍浦路的一间工房里苦想三天却始终无从突破。我去看他时，向他伸出3根手指，意思是可以考虑3个筒体。孟建民喜出望外，于是便有了最初3个筒体的方案。但孟建民的造型构思是芦笙，即一丛竹子从地下长出，节节高升，从12根变成6根，变成3根，再变成1根。这便有了3个筒体、3个塔楼的“东方芦笙”方案。
凌本立看了方案以后，又把3个塔楼改成3个球体，后来又进一步把底部多个竖向的多筒体改成3根斜撑。而东方明珠的最终成型，据说是凌本立、张秀林、项祖荃在火车上讨论出来的，当时，凌本立在废报纸上画出了草图。
评审会上明珠差点夭折
上观新闻：这样一种结构和骨架上的突破性创新，以当时的建筑水平来看，应该很难实践吧？
江欢成：是的。
1988年8月，华东院精选了5个方案投标，分别命名为：东方明珠、白玉兰、申、跃上穹隆、飞向未来。投标的还有民用院的4个方案、广电院的3个方案。加在一起12个方案被送到广电局位于岳阳路的声像室，在局内干部中征求意见，并进行第一轮评选。
据说，当时他们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于支持东方明珠。但在后来的评审中，又传出消息说东方明珠存在两个重大问题，一是斜撑不好施工，二是球体不利于工艺设备布置。因而许多人又倾向于其他方案。甚至还有评审专家认为，以当时的建造水平，中国根本不可能建造一座东方明珠塔。
对此，我们十分着急，不仅仅是为了方案能中标，更担心上海又建一座与武汉塔、天津塔、北京塔等雷同的作品，那就难以成为上海地标。于是我们向施工单位解释，东方明珠的“斜撑”结构，可以采取两种做法：一是以预制装配式的钢笼做骨架，用它吊挂模板捣混凝土；第二个就是直立浇捣混凝土，然后倾侧放在直筒上整浇节点。后来，施工单位果然选用了其中一种，他们成为斜撑结构的开拓者。同时，我也向工艺专家汇报球体的情况，还以人民来信的方式，向当时的朱镕基市长与倪天增副市长写信，阐述电视塔造型对于城市标志的重要意义。
在上海广播电视塔设计评议会上，东方明珠、永恒和飞碟3个方案均被专家评议为优秀方案，并推荐东方明珠方案为优先考虑的实施方案。
上观新闻：后来是怎么通过评审的？
江欢成：评审专家共有51位，几乎每一次评审会议上，大家都认为“东方明珠”造型新颖，只是建造难度太大。直到后来，时任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的龚学平说了一句关键的话：“上海得有敢想敢做的劲头。上海要建的这座塔，是一座超常规的、100年后都不会后悔的塔。”大家也都认为，不能因为建造难度大就否决一个好方案。
吴良镛院士当时是建筑专家组副组长，对于东方明珠方案，他还引用了一句古诗：大珠小珠落玉盘。这句点评，对东方明珠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大有“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之感。确实，塔身上共有11个球，地面上还散落着4个小球，与唐朝诗人白居易《琵琶行》的意境十分贴切。
1989年3月4日，在上海市委常委举行的一次扩大会议上，东方明珠方案被最终确立。于是，有了今天的东方明珠。
东方明珠施工错了，球体偏了？
上观新闻：从方案到具体工程,东方明珠的建造过程是怎样的？
江欢成：1991年8月27日，即9月1日打下第一根桩前几天，身为东方明珠建设工程副总指挥的我，即率领由30人组成的设计组进驻现场。设计室的工棚就搭在工地旁边的丰和路，我在门口立了一块大牌子，上书“创上海腾飞标志，树世界建筑丰碑”。另外，我还在设计室的墙上挂上埃菲尔铁塔、自由女神像、金门大桥以及悉尼歌剧院的图片，作为我们赶超的目标。
这一目标后来得到了实现。第一篇刊登东方明珠的外国杂志《Construction Today》（今日建筑），连同封面共登了5个版面，一开头就把东方明珠与世界著名建筑相媲美，说“巴黎有埃菲尔铁塔，伦敦有塔楼，上海有东方明珠”。
那个时候的工作环境很差，第二天早上去上班，图板上都蒙上厚厚的一层灰尘。那时还没有计算机制图设备，为了画出百米直径的圆形平面，设计师还趴在大图板上，用铁道设计用的铅尺画图。后来，倪天增副市长到设计室来看望我们时，还说了一句很鼓励我们的话：“草窝里飞出金凤凰！”
当年，江欢成每天骑车赶往东方明珠塔建设工地
上观新闻：建造过程里都遇到哪些问题？
江欢成：建造的过程遇到了各种难题。几大难题里，最难的就是那3根斜撑，直径7米，长100米，呈60度角托起建筑。如此巨大的混凝土筒体，在当时世界建筑史上还是头一回，这也是方案评审时，很多专家钟情于东方明珠却不敢选择它的重要原因。
1992年4月，建塔的相关人员一起访问欧洲，实地参观国外先进的电视塔。到巴黎时，考察团被安排参观埃菲尔铁塔，设计室的叶可明从埃菲尔铁塔中获得灵感，终于想出新的办法。不过这个办法需要追加300万元人民币。靠贷款建造的东方明珠，每一分钱都是算好的，追加300万元，似乎不太可能。但斜撑对东方明珠实在太重要了。还好，后来得到了特批。
另外，建筑方案中途一般不能有太大改动，可东方明珠为了精益求精，动过两次“手术”。第一次改动是东方明珠下面的大圆球，原设计方案是距离地面58米。那时，从对岸外滩眺望已经建好的圆柱直筒，总觉得有些低，有人提议，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大球的位置提高10米。我经过仔细计算，在不影响结构的情况下，把大球提升到离地68米。调高下球体后，增加了下部空间，又让建筑视线上拔高了许多，显得修长。
第二次“手术”是改动太空舱，也就是顶层的小圆球。小圆球直径只有13.8米，与其他几个大球比，不太成比例。有没有可能增加直径？但直径每增加1米，都要扩增几吨重量，如果球体支撑不住掉下来，后果不堪设想。最后，我算出最多可以扩充到16米。现在“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效果显得更加匀称。
在这里还要讲一个小故事。对于东方明珠玻璃的选择，我们原本建议采用浅蓝绿色或银白色玻璃，这样可以显得雅致一些。不过，在向龚学平汇报时，他问：“还有其他选择吗？”我说还有红色可以考虑。不过大面积的红色弄不好会显得很俗气。最后是龚学平拍板选择红色。后来我们挑选了样品中最浅的红色，建成后，确实被多数市民接受和喜爱。
上观新闻：据说，也有人质疑过球体的位置。
江欢成：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三个筒体和圆球除了三个正视图之外，看起来都是偏心的，有种不稳固的感觉。当初，倪天增副市长在观察东方明珠的模型时也觉得塔有点倾斜。这是因为，从某个角度看，当两根斜撑重合在一起，视觉上会觉得塔往下倒，这纯属错觉。为此，我们选择下部斜撑，不交在直筒上，而是交在两个直筒之间，这样在球体外悬的方向，有斜撑把塔体支住，可以改善不稳定的感觉。
果然，东方明珠建成以后，许多人都反映施工搞错了，球体造偏了。甚至连国际友人都提出怀疑：“东方明珠施工错了！球体偏了！”
后来，还是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赵启正帮我们解了围，他说从不同角度看，东方明珠都不一样：“这是变化的美，犹如斗转星移。”十多年后，有一次我在开会时碰到他，又提起这件事，说他点评得好。我还拿出自己的名片，让赵启正同志把这句话写下来。他不仅答应写了下来，还在末尾标明：“赵启正1994年如是说。”
我后来也一直在观察东方明珠，只要能看到3个筒，哪怕后面的筒只看到一点点，偏的感觉就几乎可以忽略。
英国的“Construction Today”杂志最早刊载上海东方明珠塔的消息（5个版面），把她和巴黎埃菲尔铁塔及伦敦塔桥相媲美。
上观新闻：东方明珠建成后成为上海地标，您觉得主要是因为什么？
江欢成：首先，东方明珠选址选得好。不为大众所知的是，塔址当时有好几个选择，除了现址，还包括静安公园、人民广场等地。现在的塔址，面对浦西外滩，人们从11条视线走廊过来都清晰可见，包括南京路、北京路、汉口路、九江路、南苏州路、苏州河、黄浦江、世纪大道等。另外，被民间称为“亚洲第一弯”的延安高架路外滩下匝道拐弯过来也能看到，让人印象特别深刻。
另外，结构创新。介绍东方明珠时，常常有这样几句话“完美的造型、独特的结构，使东方明珠成为上海市的标志”。东方明珠这一带斜撑的巨型空间框架结构，无疑是最大的突破点，它和11颗明珠浑然一体，有了今天这既完美又独特的效果。
当然，成功之余也有遗憾，包括由于东方明珠二期工程的建设，在南京路外滩这一最佳观景点，现在已经看不见东方明珠的全貌。另外，当年东方明珠塔的中心是浦东公园儿童乐园。为此我们设计的东方明珠的塔座是斜坡绿地，向四周延伸。塔就像坐落在公园的山丘上那样，与浦东公园融为一体。遗憾的是，现在浦东公园几乎不复存在，已被APEC新闻中心等建筑挤满。
上观新闻：您目前还在建筑领域奋斗，不断提出一些新理念、新结构、新技术，还提出了“天空小镇”的构想。
江欢成：进入21世纪，城市发展不断加速，土地资源更加珍贵，高层建筑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由此带来的高层建筑通行效率不高的“城市病”也越来越突出。
现今城市建设用地越来越稀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向天借地”或者“向地借地”。而后者更划算。鉴于此，我提出了“天空小镇”的构想。这一构想的核心理念在于“垂直设施市政化、高层建筑多层化”。垂直设施市政化意味着将电梯和地铁站连接，形成“垂直道路”，提高运行效率；而高层建筑多层化——则将高层建筑群用平台连接起来，通过平台，可以走到垂直公交，在平台内部建社区，整个建筑形成一个小城镇。这样也能改善交通拥堵问题。我现在在全国各地奔走介绍自己的创新设计，希望构想能够变成现实，造福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