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感，在跨越国界的一刻就开始了。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相关规定，外国人入境不得携带手机、150毫米长焦镜头、高倍望远镜、专业摄像机、内容不宜的书籍，沿途未经允许不得拍照，不得向车窗外的儿童投掷东西……从丹东经中朝友谊桥“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后，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朝方简陋而严格的边防检查。在一块空地上所有人都要把行囊打开受检，身边还不时有小队持枪的人民军士兵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旁边一幢小楼正在修建，相信建成之后，大家彼此可以免受日晒雨淋之苦，安心翻箱倒柜。
丹东对面是朝鲜的特别行政区、第三大城市新义州，不过朝方随同也说不上其“特”在何处，“新”在哪方。其面貌大致相当于中国边远地区的县城水平，开发区的设想似乎还没有开始实施。新义州距首都平壤220公里，铁路和公路均可抵达，但单程都需要4～6个小时。铁路是单轨，据说有时火车会晚点一倍的时间。走公路的话有一大段土路，尘土飞扬百余公里，一路蓬头垢面。临近平壤路况开始变好，而且是越来越宽，越来越好。一进平壤，市区主干道之宽敞、清洁、整齐、有序，相信中国所有城市中无出其右者。
平壤的日与夜
平壤，朝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无怪乎当我们请年轻的朝鲜陪同崔小姐列举几个大城市时，她说来说去就是“平壤”。平壤，几乎代表了朝鲜的全部。
朝鲜人民倾全国的智慧和财力于平壤。平壤主干道宽阔，宽阔到远远超出车辆容积的需求，你几乎永远不用担心堵车。平壤高楼耸立，远远望去片片白墙拔地而起，虽然建筑造型千篇一律，但整体看去，颇有现代气息。平壤空气清新，大同江和普通江穿流而过，水波碧绿而无污染，一颗石子就能打破平静。平壤市民彬彬有礼，公交车站上等候的人群自觉排成一队，不吵不闹，井然有序。平壤城市的风格，像极了候车的队伍。
夕阳西沉，这座本来就不喧嚣的城市归于沉寂。夜色笼罩，唯见大同江边高耸的主体思想纪念塔闪着耀眼的光芒，还有就是远处一些高楼里闪亮的昏暗灯光。除此之外，全城几近一片漆黑。我们瞒过朝方随从，走出酒店，跨过大同江桥。没有路灯，四下里伸手不见五指，而路面崎岖不平，有人骑车经过，连人带车摔倒在黑暗里。我们这才明白，朝鲜的能源缺乏，已经到了影响日常生活的地步。我们高一脚低一脚地过了桥，借着往来的车灯，顺着楼房的灯火，摸到了高楼民居底下。白天远观颇为气派的大楼，在夜里却经不起近处细看。地面坑洼不平，周遭缺乏保养，和中国有些城市20世纪70年代的工人新村有几分相似。家家户户窗帘紧闭，偶尔露出一角，内墙无不挂着金日成和金正日的标准像。阳台都充分利用，左边放一盆鲜花，右边却摞一堆煤饼，看来煤气也尚未普及。不过让人叫绝的是没有一户人家把衣服晾在阳台上。有一栋楼的楼底腾出一间屋子，开出社区小店，没有货架也没有柜台，靠墙角放几张桌子，堆一些烟酒零食，小店散射出的昏暗灯光就是周边唯一的光源。有了光就有麻烦，我们衣着与当地人全然不同，胸口又没有金日成像章，一看就是异域来人。彼此在漆黑中照面，隐约已能感受到对方警惕的眼光。赶紧转过几个弯去，让自己消失在黑暗里，反正这里唯独不缺的就是黑暗。
平壤的白天与黑夜不同，外部和内部不同，正面与反面不同。
大同江边的宁静被声声号角打破，一队人民军士兵列成方队，将官令旗一挥，方队号声嘹亮，步伐铿锵，齐刷刷在我们几个中国人面前走过，震得我们头晕目眩。可能又在为什么阅兵式作演练吧。不远处的金日成广场上，一大群孩子整齐划一地挥舞着呼啦圈，在为几个月后的阿里郎节作紧张排练。每年八月的阿里郎节并不是朝鲜的传统节日，而是韩国举办奥运会后，朝鲜向国际展示风貌的形象工程。最具代表性的活动就是大型团体操表演，其气势之宏伟、场面之庞大，据说令所有亲临现场的外国人无不叹为观止。表演持续半个月，在朝鲜人民引以为荣的“世界第二大体育场”五一体育场举行。其实他们不知道，原来世界最大的球场巴西马拉卡纳体育场早就改造了座椅，缩减了座位。可容纳15万人的五一体育场已经可以荣升为世界第一了——事实上，全世界已经没有其他国家需要这么大的体育场了。
朝鲜人民需要什么？
在每年八月的辉煌与荣光之外，朝鲜人民还需要什么呢？
徜徉在平壤街头，奇怪地发现商店少得可怜。除了市中心的第一百货大楼外，几乎再没看到过玻璃橱窗。没有大卖场，没有饭店，没有酒吧，没有咖啡厅……出入平壤南北的宽阔公路，也很少看到运送货物的卡车。一句话，用现代化的眼光来看，这里没有商品物流，更没有健全的商业体系。
这一切，似乎并不影响这座城市的日常运转。平壤市民的食品供应采取配给制，据说成人每天700克大米，每月一定的鸡蛋和肉食，没有牛奶，温饱基本无虞。有的单位会帮职工把半年的粮食送到家里，连粮店都可以省了，当然大米的好坏也就不要太挑剔。我们的朝鲜陪同朴先生三十多岁，称自己每月的收入2700朝圆左右。听到朝圆，我们都一头雾水。朴说，1元人民币等于17朝圆，以此换算，他的月收入在150元人民币左右。考虑到平壤市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都由政府配给提供，教育、医疗、住房都由国家免费安排，似乎并不需要太多的生活支出。而除此之外，又没有完善的商业体系提供丰沛可选的商品。在这里，金钱失去了称量自己的天平。当然，还是可以由此推测一下朝鲜市民日常生活的状况。
回到房间，打开电视，调来调去只有一家朝鲜电视台，播放主题类似《摘苹果的时候》的电影或阿里郎团体操录像。第二天一问，全朝鲜总共就三个电视频道。其中万寿台频道和青少年教育频道只在周末播出，平时可看的确实只有这个平壤频道。影碟机就更不用指望了。全国的报纸大约有四五种，大多是机关报，最主要的就是劳动新闻。事实上，在平壤我们没有看到过一家书报摊。家用电脑应不会多，意义也肯定不大，网络不能连接国外的任何网站，连电视和报纸都没形成产业，就更遑论网络了。当然，在仅有的两家涉外酒店里，可以看到BBC、NHK和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我们感叹朴陪同的“好运”，可以在宾馆里看外国电视，掌握全球资讯，洞悉世界风云。想不到老朴笑笑说：“我们楼面的电视信号和你们的不一样。”
无论是平壤市内的机关单位还是平壤之外的穷乡僻壤，有两个建筑是无处不在的。一个是高高耸立的“永生塔”，是为了纪念金日成而建，上书“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另一个是水平向横侧放置的“教导碑”，上书金正日将军的语录。而在每一个城市的中心广场和车站，无一例外都有金日成挥手的铜像。表面的简单接触很难判断朝鲜百姓对自己领袖的真实情感。在建党纪念碑前，一对新婚夫妇特意赶来拍摄录像。新郎穿着西装，新娘则是朝鲜民族盛装，在斧子、镰刀和毛笔的雕塑下庄严走过，和那位穿着土气的摄像师形成有趣的对比。据说，很多朝鲜青年在读完高中后都以参军为荣，事实上参军也使他们个人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而成为朝鲜劳动党党员更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当然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这似乎也是年轻人发展的唯一通道。
在平壤，生活，但没有太多选择。你可以进步，但必须要入党；你可以有秩序地排队坐公交，但不要指望扬手叫一辆出租；你可以打开电视机，但不要期待看到一场国际球赛；你可以学习外语，但不要指望观看原版进口大片；你可以穿戴整齐，但不要指望衣着和你的邻居有什么不同；你可以携着爱人的手上街，但不要希望用手机和爱侣短信诉衷肠；你可以和另一个朝鲜青年结婚，但不要奢望能远嫁香港或者英国；你可以成为一个先进工作者，但不要做梦拥有自己的企业成为百万富翁；你可以收工后安静地回家吃饭，但不用心思烦乱地想着要减肥——连体形也没有太多选择，平壤几乎就没有胖子。
在经新义州回国的路上，朴同志彬彬有礼地向我们借阅美国作家库恩的《江泽民传》。我们把书送他留念，他小心翼翼地把书放进皮包，说：“了解一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怎么回事。”一个朝鲜人，要通过美国人眼中的中国领导人去了解中国，多么有意思的事情！朴承认，20世纪90年代末大饥荒的时候，很多朝鲜灾民要靠挖树皮充饥度日，如今，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对于改革开放，他嗫嚅地说：“改革开放能改善人民的生活，但也可能带来负面的坏东西。”我们点头认同。我相信，这是许多朝鲜人真实的担忧。所有这一切，所有这几天的所见所闻，我们中国人并不陌生。就像在平壤少年宫观看儿童演出时，我也依稀回忆起30年前，自己也曾作为少先队员在少年宫向外国友人演出，30年的道路，我们也曾这样走过。
车窗外，一个朝鲜农妇背着孩童在地里捡拾野菜。在新义州火车站，一个少年捡食地上的半个苹果，并向我们乞食，立刻引来一个男人的追逐。小孩转眼消失，留下那个男人尊严而仇视的目光。我们这才明白入关时被告诫的“不得向车窗外的儿童投掷东西”的真意。其实无论在纽约还是巴黎，在北京还是上海，除了天堂，哪里都有人在乞讨，只是，乞讨不是罪恶，施舍也不是鄙视，一个国家的形象应该不会被这样的图景贬低。
终于回到了中朝边境。照例是漫长的出关检查，对中国人还算客气，对其他国家客人的检查就非常严格，恨不得把每一张照片都审看一遍。
天色渐晚，本来就不喧闹的新义州更渐渐归于宁谧，即将被一袭黑幕彻底笼罩。几百米宽的鸭绿江波澜不惊，江对面，正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丹东。放眼望去，虽然有些凌乱无序，但毕竟鳞次栉比，高楼耸立，江边各种游乐设施一字排开。华灯初上，那里隐约可见车辆交错、人群熙攘，笙歌夜宴刚刚拉开帷幕……
（摘自《带着偏见上路》，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版，定价：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