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华先生（1956.1.2-2018.1.8）,安徽砀山人,1982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地理系,同年分配到宿州师范专科学校任教。1992年到广东省仁化县任丹霞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和总工程师,主持了丹霞山阳元石景区、翔龙湖景区开发和新山门设计。1995年调入中山大学地理系任教,历任副教授、教授、博导,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生前主要学术兼职有：国际地貌学家协会红层与丹霞地貌工作组主席,中国地理学会红层与丹霞研究工作组（分会）主任,中国丹霞世界自然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分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丹霞地貌旅游开发研究会第三、第四、第五届理事长。2003-2004年,彭华先生成功主持丹霞山申报世界地质公园,此后主持的《丹霞山丹霞地貌风景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系列成果获2006年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2007年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006-2010年,成功主持南方六省“中国丹霞”联合申报世界遗产,获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一等功,江西、浙江、福建等省人民政府特别贡献奖,南方六省联合申遗领导小组杰出贡献奖。
彭华先生长期从事红层与丹霞地貌研究和旅游地理学研究,为中国丹霞事业和旅游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彭华先生的逝世是中国乃至国际地貌学界以及旅游地理学界的重大损失,对他最有意义的悼念和缅怀,莫过于总结他的学术成就,弘扬他的学术精神,推动红层与丹霞地貌研究和旅游地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2 红层与丹霞地貌研究2.1 红层研究2.1.1 红层特征与分布 彭华先生认为红层是各个地质历史时期沉积的红色岩系的总称,其岩性较为复杂,涵盖了砾岩到泥岩各个粒级的岩石,并可能夹有淡水灰岩、石膏及岩盐层等;从物质组成上看,粗碎屑的砾石成分与物源区岩石组合一致,砂质成分主要是石英和长石,胶结物有泥质、钙质、硅质和铁质[1]。彭华先生将中国红层分布划分为东部、中部、西北部和青藏高原四个区域：东部地区以白垩纪和古近纪红层为主,多分布于北东向的中小型红层盆地;中部地区主要分布于四川盆地和陕甘宁盆地等大型构造盆地中,以白垩纪和侏罗纪红层为主;西北部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和准格尔盆地周边,白垩纪至新近纪红层均有分布;青藏高原以白垩纪红层为主,还广布古近纪和新近纪陆相沉积地层[1]。
2.1.2 红层问题研究 中国红层出露面积广大,但对红层区这个脆弱地理单元的土地退化及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却十分缺乏。彭华先生致力于推动丹霞地貌的研究向红层领域扩展,开展了红层区地质构造—岩石特性—地貌发育—自然灾害—水土流失—生态退化—综合景观—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综合地理学研究实践,将原来的红层地表研究拓展为“地下+地表+地上”（红层的地质问题+地貌与土地问题+生态问题）的一体化研究。首次提出“红层问题”和“红层荒漠化”的新概念[1,2],重点阐述了红层软岩区荒漠化的地貌特征、生态特征和土壤特征[2],丹霞地貌区的崩塌灾害[3]和植被分异[4]、红层荒漠区的植被覆盖变化驱动力[5],同时,对“红层荒漠”的旅游开发价值也进行了分析[6],通过多学科的融合扩大了研究问题与国计民生的接触面。彭华先生通过研究发现,在人类反复干扰和其他自然因素作用下地表植被持续退化、群落生境趋于干旱,表土流失,基岩风化加剧,以致形成类似“荒漠”景观的现象,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发生在湿润区的特殊荒漠化。红层区的退化过程可类比于红壤山地丘陵化和喀斯特石漠化[7]。
2.2 丹霞地貌研究2.2.1 丹霞地貌定义及其学科归属 在丹霞地貌的学科建设上,彭华先生进行了大量基础性和开创性的研究。在冯景兰、陈国达、黄进等的研究基础上,彭华先生将丹霞地貌定义为“以陡崖坡为特征的红层地貌”[8],该定义表达了丹霞的两个本质属性：一是物质组成为红层,二是形态特征为陡崖坡,成为目前最广为学者接受的定义。关于丹霞地貌的学科归属,国内外学界讨论颇多但一直未有定论。彭华先生认为丹霞属于岩石地貌中的红层地貌,是以陡崖坡为特征的红层地貌,并据此构建了丹霞地貌的学科归属关系图,明确将丹霞地貌归属于红层地貌,指出按照岩性划分的“砂岩丹霞”才相当于国际上的砂岩地貌中的“红色砂岩地貌”[9]。因此,不应将丹霞地貌归为砂岩地貌类。
2.2.2 丹霞地貌分类系统与坡面特征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彭华先生于2000年对丹霞地貌分类系统进行了整合与优化,将形成丹霞地貌的物质基础、地层产状、主导动力、地貌形态和发育阶段作为一级分类依据,再根据次级依据划分次级类型,形成了44个基本类型,并就其分类依据提出了相应的定量指标[10]。相对于丹霞地貌基本坡面特征“顶平、身陡、麓缓”,彭华先生认为现实中丹霞地貌的坡面形态则复杂得多：由于岩层产状不同,丹霞地貌顶面形态表现为“斜顶、圆顶、尖顶”等多种类型;根据直接作用于陡崖坡的动力类型差异,可以分为崩塌后壁型、流水侵蚀型、风化改造型、多动力综合型等。由于红层岩性在垂直于地层方向上的高度异质性和外力作用的差异,丹霞陡崖坡常分布有各种洞穴、凹槽、竖向沟槽;此外,在间歇性构造隆升的影响下,陡崖坡还表现出多层次的坡面组合,更体现了丹霞坡面形态的复杂性[11,12]。彭华先生的丹霞地貌分类系统为后来的省域和全国尺度的丹霞地貌资源调查提供了基础。
2.2.3 丹霞地貌的发育机理 丹霞地貌是在中国提出并发展起来的一个岩石地貌类型。彭华先生认为该类地貌的基础研究仍是中国地貌学领域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其发育机制的核心问题,如不同岩性的红层在外动力作用下的地貌过程和地貌表现,以往的研究多停留在概念性描述阶段。彭华先生通过对代表性红层样本的岩石学、矿物学、地球化学、岩石力学以及水动力学的测定与比较,通过多学科的介入探索了不同岩性和不同含水状况的红层特别是软性夹层的破坏机理、破坏速度和抗侵蚀能力,揭示其在风化、水动力和重力等外动力作用下的变化机理与地貌表现[13]。
2.2.4 丹霞地貌的演化过程 作为陆相沉积岩,红层在垂直方向上岩性变化巨大,下部软岩层的快速风化凹进导致上部岩体凌空,在自重应力作用下发生崩塌形成新崖壁的过程就是丹霞地貌的发育演化过程。彭华先生首先关注到了软岩夹层对于丹霞地貌发育过程的重要影响。由于红层软岩的物质组成与结构特征,导致软岩夹层更快风化凹进,形成顺层洞穴[13]。通过引入岩土工程的实验手段,发现红层软岩物质组成成分对红层软岩力学性质的影响要大于结构特征[14];此外,将工程地质中的有限元法引入丹霞地貌的研究,通过力学模拟首次对软岩夹层风化凹进对崩塌的影响进行了定量研究[14]。彭华先生参考Strahler的“面积—高度比曲线法”,将“中国丹霞”6个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按照其侵蚀量组成一个演化系列,划分为青年早期、青年晚期、壮年早期、壮年晚期、老年早期和老年晚期6个阶段,描述了各阶段丹霞地貌特征并提出了相应的定量指标依据,进一步完善了丹霞地貌演化模式[9]。
2.2.5 丹霞地貌区生态研究 在丹霞地貌生态研究方面,彭华先生做出了开创性工作。彭华先生注意到丹霞地貌区小尺度的自然生态分异并不符合一般意义上的山地自然带分异规律,丹霞地貌区的山顶效应实质为“干岛”效应,其沟谷效应实质上则是一种“热岛+湿岛”效应;孤立山顶的边缘形成生态结构“突变带”,使得山顶形成孤立的“环状生态圈层”;因地貌差异形成的小生境差异是丹霞地貌区小尺度生态分异的根本原因,独特的地貌特征决定了丹霞地貌区的植被分异图谱[4]。
2.2.6 全国丹霞地貌基础数据调查 “中国丹霞”申遗成功后,彭华先生提出当前中国仍然存在着丹霞地貌本底信息缺少系统、全面的调查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丹霞地貌的研究处于个别的、零散的、具体问题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进先生对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近1000处丹霞地貌进行了考察,先后有一些当地学者参与。但黄进先生的个人行为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大部分属于一般了解和确认,尚没有进行规范的系统数据收集和整理。其他研究人员的考察也大部分属于旅游规划考察和景观评价。鉴于此,彭华先生开始主持国家科技计划重点项目,首次在国家层面开展全国丹霞地貌基础数据调查和数据管理平台建设的工作。该项目将对丹霞地貌基础研究的规范化和丹霞地貌的国际推广形成新的推动,并服务于丹霞地貌旅游区的科教旅游。
2.3 丹霞地貌国际化1998年,第五届全国丹霞地貌会议上,彭华先生提出了加强丹霞地貌学科建设和10年内推动丹霞地貌走向世界的目标。2000年,在国际地貌学家协会南京专题会议上,彭华先生出版并提交了中英文对照版的《中国丹霞地貌及其研究进展》[15],让国际同行对丹霞地貌有了初步了解并开始了一定范围的国际交流。2004年2月,丹霞山以“丹霞地貌类”成功申报世界地质公园,“Danxia Landform”成为被国际地科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的概念。2009年,彭华先生在广东丹霞山组织召开第一届丹霞地貌国际学术讨论会,作为独立类型的丹霞地貌真正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在中国丹霞地貌研究80年后,丹霞研究开启了国际化的序幕;同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第七届国际地貌学大会上,在彭华先生的积极争取下,国际地貌学家协会批准设立“丹霞地貌工作组”（Danxia Geomorphology Working Group）,标志着丹霞地貌研究走上国际学术舞台。
2010年8月,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彭华先生任专家组组长的“中国丹霞”系列提名地被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这不仅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系列项目的成功申报,而且实现了一个新的地貌类型的申遗。对此,彭华先生称,他更看重的是学术效益,申遗成功意味着这一概念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这是丹霞地貌走出国门的一个绝佳途径。鉴于上述一系列重大推进,2011年7月,中国地理学会第十届四次常务理事会批准设立“中国地理学会红层与丹霞研究工作组”,标志着一直以来的民间学术组织被国家一级学会认可。2011年10月,在国际地科联和国际地貌学家协会的支持下,彭华先生又在丹霞山组织召开了IAG丹霞地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暨第二届丹霞地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通过了IAG丹霞工作组工作计划,发表了《会议宣言》和《丹霞地貌全球研究倡议书》,提出了以中国的研究为基础,启动全球丹霞地貌研究,并逐步完善丹霞地貌理论体系的工作重点。
在彭华先生带动下,丹霞地貌研究走上了世界学术舞台,开辟了一个国际化研究的新时代。
3 旅游地理研究3.1 大旅游思想对基础概念进行宏观的、哲学层面的讨论对于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90年代,国内地理学界和旅游学界关于“旅游本质”的讨论多强调愉悦身心的审美体验是旅游的本质。对此,彭华先生认为,旅游者的动机是多样的,审美体验不能涵盖旅游活动的全部,也不能作为旅游活动的本质抽象,人们所有的“暂时性异地消费活动”都可称为旅游活动。彭华先生称这种旅游观为“大旅游思想”。彭华先生指出,只有以“大旅游思想”指导旅游发展,对旅游资源的认识才会随之拓宽,目的地的旅游开发才不会局限于游览观光、度假娱乐层次,管理者才能更好地理解旅游产业系统的广泛性。基于大旅游思想,彭华先生进一步提出了“旅游无限化”理念[16,17,18]。该理念包含资源无限、项目无限、空间无限、旅游者无限、旅游产业无限、旅游大环境、大旅游形象和“跳出山界外”理念等方面。彭华先生指出,环境、文化、形象、建设项目、机制都是资源,广泛的对外联系能够形成持续的旅游吸引。旅游发展不能受制于地方主义,要实现大区域的“资源共享”与“市场共享”[16,17,18]。
彭华先生的“大旅游思想”极大拓展了中国旅游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和规划理念。近年来,国家层面提出的“全域旅游”发展理念与彭华先生20多年来一直倡导的大旅游思想和旅游无限化理念有非常大的相似之处。
3.2 旅游系统及动力机制研究针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旅游开发热潮中普遍存在的“就资源论开发,就旅游讲发展”的传统观念,彭华先生基于“大旅游思想”提出了旅游系统及其动力机制理论。先生认为旅游发展不仅仅是旅游资源开发、旅游项目建设和服务设施配套等具体问题,而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提出旅游产业是一个开放性、复合型的复杂巨系统,由直接系统、介入系统和支持系统三大子系统构成,从而将旅游业的概念扩大到与旅游相关联的所有产业部门[17,18,19]。在此基础上,彭华先生进一步提出了由需求系统、引力系统、中介系统、支持系统等四个子系统构成的旅游发展动力系统及其结构模型——由旅游消费牵动和旅游产品吸引所构成的、并由中介系统和发展条件所联系的互动型动力系统;根据不同区域旅游发展的主导因素,提出了资源吸引型、经济吸引型、需求推动型和综合驱动型等四类区域的旅游发展动力模型[19]。
3.3 旅游地发展阶段论彭华先生2006年在《河南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中,提出了旅游地发展阶段论,从产品、服务、效益和发展环境等方面描述了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用以判断旅游地发展水平并为其跨越式发展提供依据1 ( 彭华, 等. 河南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6-2025）, 2006。)。在该理论中,彭华先生指出,旅游地发展的“终极模型”不仅仅追求单纯旅游产品体系的建设,更追求社会要素旅游化,追求社区、城镇和区域的旅游主题化;不仅仅追求旅游服务质量的提升,还要重视全民服务意识的提升;不只是追求旅游的经济效益,而是追求区域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综合效益最大化;不只是强调旅游小环境的优化,而是强调区域整体的大环境优化2 (2 彭华, 等. 全域旅游时代：热问题,冷思考——兼论桂林旅游发展模式与思路, 未刊。)。这对于当前中国实施的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彭华先生的旅游地发展“终极模型”可以看作“全域旅游”的成熟模型,可用于指导全域旅游发展。
3.4 城市旅游研究彭华先生在1996年主持广东省汕头市旅游规划时注意到城市旅游的综合性、普遍性与整体性特征,后又结合当时国家推动的优秀旅游城市创建工作,首次提出了旅游开发与城市建设一体化和城市旅游发展整体动力培育的思想。1999-2000年期间,彭先生发表了关于城市旅游发展的系列论文[20,21,22,23,24],详细阐述并实证研究了这些思想理念。彭华先生认为推动旅游开发与城市建设一体化,就是明确旅游在城市发展中的基本功能和积极作用,在城市的硬件建设和软件配套中充分考虑旅游发展的要求,把旅游开发融于城市建设之中;他指出城市是一个开放型的物质、能量、信息、人口频繁流动的巨系统,城市旅游发展动力培育不是简单的旅游项目建设,而是城市整体发展活力的培育;城市旅游的吸引要素分为物质性吸引和非物质性吸引,可依据不同城市各要素吸引地位的差异将城市旅游发展类型划分为资源驱动型、经济驱动型和综合都市型,并总结了经济驱动型城市旅游的发展模式[20,21,22,23,24]。
3.5 旅游市场分类研究旅游市场调研和需求分析是旅游规划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基础研究工作。彭华先生在汕头市（1996年）、佛山市（1998年）等旅游规划研究中提出并使用了“市场分类研究法”和“产品—需求对应分析法”：即通过对区域不同的旅游吸引物,如城市和景区景点等,所对应的旅游市场进行分类调研和分类处理,分析城市过夜旅游者市场与景点旅游者市场的需求差异,揭示区域旅游发展的主导旅游吸引和旅游需求趋势,据此确定区域旅游发展的主动力和旅游发展模式,制定相应的旅游产品和市场战略[25]。
3.6 旅游文化开发研究关于文化及其开发利用,学界历来颇多讨论。彭华先生在这一领域的贡献在于,抓住文化审美的层次区分,以提升审美客体的文化开发层次和审美主体的文化体验为目标,提出旅游文化开发策略。彭华先生将旅游中的审美层次分为初级审美认知（审美直觉、物境认知）,中级审美认知（审美关联、情境认知）和高级审美认知（审美升华、意境认知）,指出旅游者的旅游行为和审美意向是可以引导的,旅游文化开发的每一项设计和建设,都应具备标识、引导和启发功能。文化潜在价值的发掘是文化开发的重点,必须以大旅游思想为指导,以提升文化意义、促进广域的流动性为目标。这些理念体现在彭华先生的河南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丹霞山翔龙湖旅游区开发[26]等实践项目中。
3.7 旅游规划与策划研究彭华先生是中国旅游规划领域的开拓者之一,是一位坚持务实与创新相结合的务实型、开拓型、复合型的旅游规划设计专家。彭华先生自1987年开始,多次参与陈传康先生主持的旅游开发项目[27,28]。自1992年始,独立主持完成了4个省级、9个市级、12个县级、2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3个国家地质公园、30多个旅游区规划设计,合作主持了1个省级和2个市级的旅游规划,其中,《丹霞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1-2025）》获2013年度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优秀项目一等奖。彭华先生擅长于在规划实践中进行理论思考。例如,在1996年主持汕头市旅游发展规划时,产生旅游无限化理念的基本思想并在1997年应约编制广东省旅游发展战略研究大纲时,结合自己的研究与实践,形成理念雏形;同样是在汕头市旅游发展规划时,形成了旅游开发与城市建设一体化的思想、旅游发展的动力模型和城市旅游市场分类研究思想。在2004年主持河南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时,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旅游地发展阶段论。在2005年主持江阴徐霞客旅游区综合开发策划与总体规划时,提出主题旅游协作网络的理念[29]。这些思想和理论为中国旅游开发和规划的体系与方法的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3.8 立体旅游地图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计算机制图技术还未普及之时,地理和旅游学者在学术研究和规划设计中主要依靠手绘制图。彭华先生曾先后发表《地理绘画》（1988年）、《立体旅游地图及编绘方法初探》（1991年）和《旅游地图》（1993年）等论著,系统阐述了旅游地图的概念、特征、要素及其编绘方法[30,31,32],陈传康先生曾以“北谢南彭”（谢指北京大学谢凝高教授）评价其在地理绘画方面的成就。彭华先生认为立体旅游地图是一种采用三维写景的形式表现旅游要素的地图,是介于地图与美术之间的新型旅游图,兼具直观性、整体性、艺术性的优点,对导游、宣传以及旅游开发规划和管理等都具有较高的价值[30,31,32]。彭华先生曾先后为庐山、黄山、丹霞山和齐云山等名山手绘景观图,其中为丹霞山手绘的两幅全景图为丹霞山成功申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地质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 结论与讨论纵观彭华先生所做的研究工作,可以认为,彭华先生的学术研究典型体现了地理学的综合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
彭华先生是中国当代地理学家中为数不多的同时开展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学者。在他看来,地理系统中的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同等重要且相互影响,任何单一要素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对地理系统的全局把握。尤其是在解决现实问题时,必须要有综合的系统思维,否则很容易因思虑不周而无法解决问题,甚至带来新的问题。因此,彭华先生所开展的丹霞地貌研究,不是将丹霞地貌看作一个纯地貌学问题,而是将丹霞地貌区看作是一个载体、一种独特的社会—生态系统,并根据中国丹霞地貌区的实际问题,开辟了红层与丹霞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一个新的交叉学科的形成。他实证了南方湿润环境下红层区严重的地貌灾害和荒漠化问题,用跨学科的思维和方法,开展了红层区从物质基础到地貌过程与灾害,从生态退化到景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的综合地理学研究实践,扩大了所研究内容与国计民生的接触面,也实现了丹霞地貌研究的新突破。
彭华先生所倡导的大旅游思想及其旅游规划实践同样体现了综合性和系统性思维。彭华先生一直反对“就旅游论旅游”,他在考虑一个旅游地的发展时,首先会综合分析该地所有能吸引人来的要素,而不管这些要素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旅游资源,然后以旅游无限化理念将要素的综合吸引力最大化,从而实现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在整个规划过程中,他的着眼点始终是旅游地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最优化,始终强调将旅游发展作为目的地综合发展的一种驱动力来看待,不会因为所开展的工作是旅游规划而一叶障目。在综合性和系统性思维的指引下,彭华先生提出了“大旅游”理念、旅游系统及动力机制、旅游地发展阶段论、旅游开发与城市建设一体化、市场分类研究法、产品—需求对应分析法等创新意义显著的理论与观点。这些理论与观点的学术贡献在于：以更加整体的视野看待旅游活动和旅游发展的各类要素,明确了旅游的直接系统、介入系统和支持系统,指出了旅游在城市和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及如何与城市和区域发展实现一体化的问题,阐明了旅游地不同发展水平下产品、服务、效益和发展环境等方面的特征,并为旅游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依据。彭华先生这些视野开阔、着眼全局、追寻整体最优的研究思维、规划方法和学术成果有利于研究者在日益细化的旅游地理研究中保持综合视野,值得继承和发展。
彭华先生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学家的典范。不管是红层与丹霞地貌研究还是旅游地理研究,彭华先生始终将科学研究与中国的环境问题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结合在一起,始终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彭华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将激励后辈地理学家奋发前进。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原文顺序文献年度倒序文中引用次数倒序被引期刊影响因子[1]彭华.中国南方湿润区红层地貌及相关问题探讨
. 地理研究, 2011, 30(10): 1739-1752.https://doi.org/10.1007/s11442-011-0836-7 UR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