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的库车县，是丝绸之路上有名的古城。不久前我来到库车，想寻访抗日战争期间任库车县长的广东籍共产党员林基路的遗迹。
库车城里，大街小巷奔跑着许多带篷的毛驴车，只须掏几毛钱，毛驴车就能把客人送到想去的地方。外来的旅游者把这种发挥着“的士”作用的毛驴车称作“驴的”。我搭上一辆“驴的”，讲明想去看看“林基路的地方”。赶车的师傅是一位维吾尔族中年汉子，他点点头，吆着毛驴七绕八拐地把我送到了林基路纪念馆。我付给他钱他却不肯收，撂下一句：“林基路是我们的好县长嘛，看他不要钱！”说罢便赶着车走了。
我既感动又欣慰——林基路被杀害已经有60多年了，可新疆人民仍然牢牢地记着他！
林基路原名林为樑，1916年出生在广东省台山县（今台山市）都斛圩大纲村一个殷实的律师家庭里。幼时，他被称作“林家公子”，他欣然接受这个称呼，坦然解释道：“公子，公子，公众之子，何乐不为呢？”在台山的达人小学、任远中学，广州的中山大学附中，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学习成绩优异，曾在台山县的中学生演讲比赛中获得第二名。他喜读社会科学和文学书籍，家中给他的钱几乎全用来买了书。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的书籍独占的怪癖真有点像现下中国军人的地盘独占的愿望一样。朋友借来的书读过了，栋兄（林基路之兄林为栋）的书本来就与我自己的无异了，但仍不爽快，一定要是自己的而后足。”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广州各界爱国人士起而抵制日货，却遭到国民党当局开枪镇压。林基路愤然离开广东，前往上海求学。在上海，林基路积极参加救亡运动，思想得到升华，于1933年加入了共青团。次年他东渡日本留学，在明治大学念政治经济学时，比较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建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935年他回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派他再返东京开展留学生工作。他担任了中共东京支部的书记，一直坚持工作到1937年6月。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林基路经党组织批准归国，党组织把他调往延安。他在中央党校学习了几个月，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38年初，他被派往新疆工作。当时统治新疆的，是军阀盛世才。此人1933年掌握新疆军政大权，不断标榜“亲苏、亲共”，一再邀请中国共产党派干部帮助他建设新疆。中国共产党于是与盛世才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先后派出陈云、邓发、陈潭秋、毛泽民、黄火青、林基路等100多人赴新疆工作。陈云、邓发、陈潭秋任中共驻新疆代表，毛泽民、黄火青、林基路等直接进入新疆省的政府部门任职。
林基路被任命为当时新疆的最高学府——新疆学院教务长。学院的院长由省教育厅长兼任，林基路是学院实际上的负责人。针对学院校风不正的问题，他制定了“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八字院训，编写了洋溢着昂扬向上精神的院歌，并把每周的星期六定为“抗战救国日”。学院的校园破旧脏乱，他带领教师和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动手修整清理校园。粉刷了教室、宿舍，重修了篮球场和操场，还栽植了花草、树木。
新疆学院的200多名学生来自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乌孜别克等民族，林基路非常关心学生。他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课、作报告，在课下与学生们谈理想、谈人生，鼓励他们为祖国、为新疆发奋学习。他发现学生食堂的伙食不好，经过调查了解到是有些管理人员贪污、多吃多占，便采取措施杜绝了贪污纠正了多吃多占，改善了学生的生活。
在各族学生的眼里，林基路是老师，是朋友，还是“阿康”（维吾尔语：大哥）。后来成为三区革命领导人之一的阿巴索夫，即为林基路的得意门生。阿巴索夫深情地回忆道：“林基路教务长只比我大几岁，可是他那渊博的知识，冷静的头脑，坦荡的胸怀，还有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是我一生的楷模。”
1939年6月，林基路调任库车县长。他乘长途汽车到库车车站下了车，自己肩扛行李步行到县政府上了任。此举给了库车人民一个非常好的第一印象。
林基路到任后，没有坐当“县太爷”，而是带着一名维吾尔语翻译城里乡下到处转，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一个月以后，他开始着手改革弊政了。
县政府的监狱里，关押的犯人很多。林基路得知其中许多人都是被陷害、被冤枉的穷苦人，便秉公断案，将那些得罪了地主、官绅，交不起捐税的无辜者尽数释放。库车县原有警察200多人，多数经常欺压百姓，为害城乡，老百姓对他们敢怒而不敢言。林基路采取果断措施，只留用了20多个没有劣迹的，其余全部遣散。
库车县的区长、乡长职位，大多由地主、乡绅把持，林基路依据省民政厅长毛泽民新定的章程，大力推行由民众选举区长、乡长，借机罢免了一批鱼肉乡民的贪官污吏。为从制度上加强民主，林基路聘请各界人士，在县里建立了政务委员会。凡遇大事，都拿到政务委员会上协商决定。
疆农村自清朝末年起就一直实行“包税制”，地主、乡绅先向政府包交税款，再向农民摊派增加了一倍甚至几倍的捐税。林基路觉察到这种税制的严重弊端，下令废除了“包税制”，将原有的20多种捐税减少到7种。他还嫌多，又下令免去农民开荒、屠宰牲畜、到集市买卖农产品的捐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
林基路时刻关心民间疾苦，想方设法为各族人民办实事。库车县的许多农民无地或少地，只得向地主租地，忍受高额地租的盘剥。在不能实行土地改革，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林基路想出了奖励开荒的办法。他起草了县政府的公告，宣布农民开垦出的荒地即归农民所有，三年免交土地税；第一年耕种荒地，由县政府提供种子和农具。库车县的粮仓少，每年秋后农民交纳公粮（土地税）都很费周折，得排长队等候好几天。林基路发现了这个问题，立刻责成农业科增设粮仓收粮。农民磨面主要依靠水磨，但库车的水磨几乎都被地主控制，农民磨10斤面，就要交2斤面的“加工费”。林基路在一座水磨房里看到这种情形，气愤之下马上回到县政府，要求建设科多寻找几处有条件建水磨的地方，多建造几座水磨，以成本价为农民磨面。
新疆南部干旱少雨，农田全靠引水灌溉。林基路痛感缺水对农业生产的制约，决心动员库车人民与相邻的沙雅县人民合力开挖一条大水渠。经过两县人民10个月的努力，这条25公里长的水渠完工通水，能灌溉6万多亩耕地。流经库车县境的塔里木河，每到夏秋季节往往泛滥成灾，两岸维吾尔族农民深受其害，世世代代盼望治水。林基路沿河踏勘了上游和下游，有了修筑堤坝的设想。经县政务委员会通过后，堤坝动工了，他亲任工地总指挥。两岸各乡农民闻讯，有八九千人自动赶着毛驴车、扛着砍土镘前来参加筑坝。林基路与农民们苦干40天将堤坝筑成，既可防洪，又可蓄水灌溉，从此变水患为水利。林基路主持兴修的这两项水利工程。曾于1958年改建加固，至今还发挥着效益。
为加快发展库车经济，林基路大力促进交通建设。他任县长期间，筹划铺筑了库车通向轮台县和新和县的两条公路，拓宽了县城的四条街道，还修建了六座桥。在重建清朝光绪年间所建的赤塔河大桥时，他亲自设计建桥方案，又多次参加建桥劳动。大桥竣工之际，各族群众提出：以林基路的名字为大桥命名，林基路执意不肯，他为大桥题写的八个字是：龟兹古渡、团结新桥。
林基路高度重视发展库车的教育事业。他上任之初，库车县只有两所学校。他千方百计筹措经费延揽师资，在每个区、乡都建起了一两所学校。到他离开库车时，全县学校已增至35所。特别可喜的是，距离县城100公里以外的柯尔克孜族山村，也建起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学校。库车的文盲率高达90%，林基路在库车城乡广泛开办扫盲班。他请文教科在县政府门口布置了一个光荣榜，专门表彰扫盲成绩突出的教员和摘掉文盲帽子的成年人。
林基路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时时用自己的行动维护民族团结。他在库车结识了许多维吾尔族朋友， 一有空就向他们学习维吾尔语。他的第一个孩子降生时，恰逢信仰伊斯兰教的兄弟民族的盛大节日库尔班节，他便给自己的孩子取了一个具有新疆民族色彩的名字——“库尔班阿洪”。有一 次，他在库车县城里遇见了一个沿街乞讨的维吾族小女孩尼莎罕，得知尼莎罕父母双亡、无依无靠，林基路便收养了她。他到农村视察或搞调查时，天晚了就住宿农民家中，讲清楚吃、住都不要特殊照顾。库车城乡直到今天还流传着这样两个故事：一位维吾尔族老大娘到河边打水，不慎将舀水的水瓢落入河中。老大娘急得团团转，幸好被林基路遇上了，他毫不犹豫地下了河，捞出水瓢交还给大娘。一位维吾尔族老大爷的毛驴车陷进泥坑，怎么拉也拉不上来，正巧林基路路过此地，他二话不说就跳进泥坑，帮助老大爷把毛驴车推了出来……
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县长的薪金每月有100多元。用这笔丰厚的薪金，“县太爷”满可以过上排场的生活。林基路当县长两年多，却一直过着节俭的日子。他把薪金省下来，办了许多公益方面的事。县政府的房舍年久失修，他用自己的薪金维修。县政府的官员下乡没有交通工具，他用自己的薪金买了两匹马和一辆车。他还用薪金购置了两架缝纫机，送给几位生活无着的妇女，让他们以缝纫得来的收入维持生计。
1942年1月，林基路调任乌什县长。他在乌什打击奸商，平抑物价，又做了许多于人民有益的工作。他下发了一份《乌什县人民生计调查表》，准备根据调查结果采取措施改善乌什人民的生活。但这时盛世才决意投靠蒋介石，免去了所有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官职，林基路未能在乌什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