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德国8”七大美术馆七场展览及学术研讨会系列活动全部拉开帷幕，“德国艺术在中国”逐渐进入中国观众视野，这场建立于中德建交45周年框架下的文化交流项目是迄今为止德国战后艺术在中国最大规模的呈现。谈及“德国8”可追溯至2015年于德国莱茵鲁尔区8个城市的9座博物馆同时举办的“中国8”项目。从“中国8”到“德国8”，不是一次简单的关于中国与德国当代艺术的普及性介绍，更是创造了一个深入中德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场域。二战后的德国艺术留给中国观众的除了那一大串耳熟能详的大师名单，更重要的是让人深思：一个遭受重创的伟大民族如何在经历毁灭后，重新回到文化话语权中心？
德国与中国，皆可认为是具有鲜明特点的民族文化国家，这种文化根源和精神根源也充分体现在艺术形式之上。二战结束后，德国许多城市遭受到轰炸成为一片废墟，国内的美术学院、博物馆、美术馆多数关闭，艺术家大量流失。但在战争结束20年后，随着经济的崛起，西德重新回归经济强国之列，艺术在这时期也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约瑟夫 · 博伊斯（Joseph Beuy）被认为是“第一个直面法西斯主义和大屠杀并将之作为前卫艺术主题的艺术家”，他提出的艺术观念及从事的艺术实践，都处处显示了社会政治文化的新方式，拓展德国艺术之路的新可能性。博伊斯在中国影响力深远，甚至超过德国本土。举例而言，1989年，由高名潞、范迪安、朱青生等人策划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China/Avant-Garde）”于中国美术馆开幕，这场史无前例的展览引起了国内外巨大的关注与态度不一的反响。在当时的发起人之一朱青生看来，“89大展”是为了完成对博伊斯的“超越”而策划，因为对中国当代艺术家而言，“博伊斯代表的是一个时代”。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波普艺术、抽象表现主义等美国主流艺术为主的文化思潮占据了西方社会主流，对欧洲传统绘画造成极大冲击。在此背景下，善于思辨与反思的德国人围绕艺术的方向进行了激烈的哲学和社会学争论：艺术是什么？艺术能做什么？艺术的未来在何处？哲学的思辨方式、德意志民族精神内涵、沉重深刻的历史反思与现实批评，以及全球文化碰撞等多重因素的交错影响下，战后德国艺术交织成几股不同力量。在本次“德国8”系列展览中，这些艺术发展轨迹被较为系统的梳理呈现。我们可在太庙美术馆的展览“记忆的痕迹——德国当代绘画杰作”和中央美术美术馆展览“艺术之规——德国当代艺术”中看到诸如乔治·巴塞利玆（Georg Baselitz）、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马库斯·吕佩尔茨（Markus Lüpertz）、约尔格·伊门多夫（Jörg Immendorf）等德国新表现主义大师的艺术之作；也能在红砖美术馆的展览“先导——德国非定形艺术”里一探德国非定形艺术（INFORMEL ART）之魅力。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德国新表现主义，强调艺术家大胆的自我表达，在画面、情调、笔法等方面进行现实对传统的回归。与早期的德国表现主义相比，新表现主义艺术家更注重在作品中加入政治及社会批判性，呈现出厚重的历史感。如新表现主义大师安塞姆·基弗在早年的作品《占领》（Occupations）中大胆穿上的纳粹军服做出的“希特勒致敬”的姿势、《德国思想英雄》（Germany Spiritual Hero）中那面写满德国历史人物名字的阁楼，以及标志性的荒凉风景和田野、雪中的废墟和在炸弹残渣中已经淹没的暴政遗址等，这种倾向与德国二战后对历史的反思不无关系。
以法语命名的“非定形艺术”在二战后活跃于包括德国在内的多数欧洲地区。“非定形艺术摆脱了以往的抽象创作在形式上的束缚，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绘画方式”，其放弃了线条，用大块厚涂色彩表现艺术效果，延续了格林伯格关于去线条绘画的定义，这也是抽象表现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德国非定形艺术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但它确实重新定义了抽象的概念，表现了对绘画的开放态度即对传统形式及技巧的反叛。“为什么要做非定形艺术？”德国艺术评论家、法兰克福现代艺术馆前馆长彼得·艾登（Peter Iden）认为，这是德国人对于“大众文化”的一种抵制——在多数德国人看来，正是大众运动摧毁了这个国家，使得德国非定形艺术家们致力于做出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无论是新表现主义还是德国非定形艺术，无一不体现着德国艺术家们高度个性化的自我突破和自主化的语言形式。
此外，“德国8”于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的“摄影的语言——杜塞尔多夫学院”和今日美术馆“凝固的时间——德国新媒体艺术”则是反映了德国在当代新媒体影像方面的成就。前者以杜塞尔多夫学院为代表摄影学派，尤其是伯恩·贝歇与希腊·贝歇夫妇的开创性工作，使得1980年德国摄影界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摄影从记录性的工具变成了一种观念手段，大大提高了摄影的地位；后者则是聚焦德国媒体艺术的基本发展轨迹，这个创办了第一个媒体与艺术中心——ZKM(Center for Art and Media)的国家，在新媒体领域有着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和鲜明哲学文化渊源。不同于传统艺术中的油画与雕塑，于 20 世纪 90 年代诞生的新技术手段，从时间上可认为，中国在观念摄影、影像和数字艺术的创作上与西方国家基本同步。但德国在媒体影像方面有其自身的特点，如观念上的机械审美倾向——这或深受德国哲学家本雅明的机械美学观点的影响。
从早期30年代鲁迅引进珂勒惠支的版画观念、到后期的表现主义、新表现主义、抽象艺术、包豪斯设计理念等，毫无疑问，德国艺术对中国艺术造成了深远影响。20世纪后期涌现大量出国留学的中国艺术家，如谭平、马路、缪晓春、周春芽、许江、张国龙、李迪、任戎、邱黯雄等一批知名艺术家都曾在德国留学，并向中国传播了大量的当代德国艺术思潮。这批艺术家从学习和模仿开始，十几年坚持着创新与超越，最终走出现有艺术的藩篱，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中流砥柱。中德的文化互动可以追溯至17世纪德国学者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追求与研究，即使在当代，中国的写意水墨画也被认为是非定形艺术的灵感触发来源。然而在当代文化艺术交流方面，中央美术学院范迪安院长指出，中国与德国之间依旧存在一种“学术逆差”。德国乃至西方许多国家对于中国艺术的了解还停留于中国古代传统书画或某些迎合西方口味的带有强烈政治批判性的作品层面。“中国有当代艺术吗？”这是属于许多外国学者内心的的疑惑。这时候诸如“德国8 ”、“中国8”等交流项目的出现就显得至关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8”于白盒子艺术馆展出的“未来一代——德国当代青年艺术”展，呈现了一批深受德国战后艺术等影响下的新生代德国艺术家的创作面貌，他们的多数生于70年代后，从中我们可看出这批青年艺术家们对德国深厚历史与艺术技法、观念的熟稔于心。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青年艺术家与德国青年艺术家已无明显的文化隔阂与地域差距，而“德国8”特别设置的青年艺术专场，对于当下的中国艺术界和中国青年艺术家而言，是一次即刻的、平等的、在场的共时性经验。或许在不久的未来，艺术家将无“国别”之分，而是共同承担的对未来的责任。
“德国艺术在中国”不仅仅是对德国战后艺术的梳理，也不停留在对德国大师致敬的纯粹层面，最重要的是这种深刻的文化互动和交流使得艺术存在着焕发某种不可预知力量的潜在可能。正如北京大学朱青生教授所言，“德国8虽然来自德国，但我们面对它的时候，从来不认为它仅仅是来源于德国，而是它给我们再次彰显了一个伟大的民族怎么通过艺术，使得人类精神不管遭遇多大困难、甚至灾难的时刻，依旧光辉。”
文/林佳斌图/主办方提供（部分作品图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