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王南（左）与主持人张小琴在云冈石窟现场交流。
王南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常务副馆长，故宫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哈佛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中国艺术实验室协研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著有《规矩方圆，天地之和——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群与单体建筑之构图比例研究》（2018）、《北京古建筑》（上下册，2015）等学术专著。
张小琴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人文清华讲坛”制片人，本场演讲策划人、主持人。
云冈石窟20号窟大佛
①1933年林徽因在云冈石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②云冈石窟第39号塔庙窟。王南摄
③印度巴贾石窟12号支提窟内景。《东方建筑》
④梁思成绘制的云冈石窟中表现的各种建筑。《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绘图》
2020年6月6日至7月5日，“人文清华讲坛”特别节目《穿越时间的距离，跟随梁思成林徽因探寻中国古建筑》，先后在太原晋祠、大同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和五台山佛光寺等四处著名古建筑，进行现场开讲，带领网友“云游”这些历史建筑。这次穿越时空的历史讲述，旨在纪念中国营造学社成立90周年，传承前辈的学术精神，重新发现中国古建筑的壮丽和辉煌，解锁其中的传统文化密码。
本期讲述的，正是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云冈石窟作为北魏建筑、雕刻艺术的杰出代表，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是一部有着1560年历史的“石头的史书”，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1933年中国营造学社成员考察云冈石窟时发现，虽然不断有外来建筑、雕刻文化的输入，但云冈石窟的建造证明“中国建筑数千年来一直保有独立性”，体现了中国古代匠师善于选择、消化和吸收外来影响的文化自信。
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
如何更好地继承和保护文化遗产？如何在保护有形的同时传承其中的“文法”？“人文清华讲坛”的专家学者带着这样的问题，开启了云冈石窟之旅。
石窟是重要的古建筑类型
云冈石窟东西长约一公里，一共有两百多处洞窟，佛像超过5万尊。从16～20号窟是早期著名的“昙曜五窟”，16号窟往东的1～15号窟属于中期，基本建于北魏迁都洛阳以前，20号窟往西是晚期洞窟，建于迁都洛阳之后。云冈最早的“昙曜五窟”开凿于公元460年，今年是云冈石窟开凿1560周年，相当于整整26个甲子。学者推测，“昙曜五窟”开凿的目的是让五窟中的五尊大佛分别象征北魏开国的五个皇帝（从道武帝一直到文成帝），其实是希望统治者支持佛教的发展。
1933年9月，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和莫宗江，整个中国营造学社的骨干一起来到大同考察古建筑。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第一个研究古建筑的学术机构，今年是它成立九十周年。当年他们一行人本是来大同测绘辽、金寺庙的，到这里才发现云冈石窟是如此伟大的石窟寺建筑，而且还有“建筑中的建筑”——石窟中不仅雕刻了许多北魏木结构建筑形象，甚至有来自世界众多地方的建筑形象。他们大喜过望，决定进行一次专题的建筑考察（见图①）。当年云冈附近都是农田，有很多废弃的农舍，他们为了节约考察时间，决定不住在大同，晚上挤在废弃的农舍里过夜，特别冷的时候就盖着报纸取暖。
一般人可能会觉得，石窟就是山洞里刻着一些大佛。其实，“石窟”的正名是石窟寺，它是中国古代建筑中非常重要的类型，绝大部分石窟都是佛寺。比如云冈石窟，在《魏书》或者《水经注》里称作“武周山石窟寺”或“灵岩寺”，金代碑文记载，辽金时期这里变成了十座寺庙，所以云冈从历史上来说其实是大型的石窟寺庙群。
石窟寺先从印度传入西域，今天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是典型代表。之后它的下一个落脚点就是闻名天下的敦煌莫高窟，之后再往东南传，到了当时的凉州，也就是今天以甘肃武威为中心的地方，凉州石窟是影响云冈石窟最深的一种类型。等到传入北魏的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起云冈石窟之后，中国石窟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落成了。云冈石窟开始迅速向各地辐射它的影响力：向南影响北魏后来的首都洛阳，向东影响河北、山东，最远端一直到东北的辽宁义县；甚至它还曾反过来影响了凉州石窟、敦煌莫高窟。所以，历史上的云冈石窟可以视为一个向外辐射的石窟中心。
佛塔佛像经历中国式“翻译”
云冈第39号窟是非常经典的一种石窟类型，能够很好地解释石窟寺的起源。这是一个方形的洞窟，中间矗立着一座五层方形大佛塔，称作塔心柱，其实是非常写实的北魏木结构佛塔的大模型，每层逐渐缩进，雕刻得非常细致，把每层的立柱、阑额、檐下的斗栱，甚至屋檐上的椽子和瓦都雕刻出来（见图②）。
石窟源于印度，用于禅修。佛教在早期没有偶像崇拜时，佛塔就是佛的象征，印度早期建有佛塔的礼拜窟叫支提窟（见图③），中国翻译为塔庙窟——云冈39号窟便是印度塔庙窟的中国版。
印度现存最古老的佛塔——桑奇大塔，形状基本上表现了佛陀的坟墓，或者佛陀的埋舍利处：下面是一个基座，上面是一个半球形，像一个倒扣的碗，称作覆钵。再往上有个小小的平台，平台上立一根刹竿，然后有相轮，有宇宙之轴的象征意义。但古代的中国人太不适应印度佛塔的造型，于是匠师就想出了“上累金盘，下为重楼”的翻译办法：把印度佛塔缩小成塔刹（即“金盘”），放在塔的最高处，下面则布置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楼阁建筑（即“重楼”）。在39号窟的门洞侧壁上方能看到翻译完的作品，下面是一个三层的中国木结构楼阁，印度的佛塔变成了塔刹。
印度佛塔只有一层，进入中国后越变越高。云冈大概有超过120座石刻佛塔，最高的塔有九层，在6号窟。而北魏时期最高的塔，是洛阳永宁寺木塔，基座边长38米左右，塔高约133米，相当于今天40多层楼的摩天大厦，当时仅用3年时间便盖成，可惜盖成之后15年就烧毁了。据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永熙三年二月，浮图为火所烧，帝登凌云台望火；遣南阳王宝炬、录尚书长孙稚将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泪而去。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
木塔虽然盖起来快，但是也容易毁掉。所以云冈石窟的金代重修碑文中称，建造石窟寺是追求“与天地同久长”。
历史上，不仅佛塔经历了中国化的翻译，佛像也被中国工匠逐步翻译成更符合中国人欣赏习惯的形式。影响云冈最重要的两种佛像，第一种是犍陀罗风格：犍陀罗在古代印度西北（今巴基斯坦境内），该地受亚历山大东征影响，佛像带有希腊风格，头发是希腊式卷发，面容高鼻深目，像一个希腊美男子，身上披着罗马式长袍，衣纹高高突起。另一种是印度本土的笈多风格佛像，头上变成螺发，脸变成印度人的样子，最具特色的是衣纹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称作湿衣佛像，中国艺术史中称这种衣纹为“曹衣出水”。
以云冈20号窟大佛为例，它受犍陀罗风格影响较大，高鼻深目，袈裟右袒，衣纹突起，左臂衣纹雕刻得非常优美，称燕尾纹。唇上有两撇小胡子，带有异域风情。犍陀罗佛像、笈多佛像均有眼无珠，表现佛在沉思。但是中国艺术家觉得“传神写照正在阿堵”，就给大佛安上了眼珠，增加了佛像悲天悯人的气息。19号窟有一尊典型的湿衣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