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的思绪，时间又回到上世纪的一九七一年初。
我们这一届初中生是一九六九年春季入学的，按照当时初中学制两年的惯例，我们很快就要结束校园的美好时光了。那时由于受某种思潮的影响，学校形成了老师不敢教，学生不想学的混乱局面，学校不断地组织学生去学农学工，或在校园里搞一些批斗会，两年光阴一晃而过，临近毕业了，大家才猛然意识到，我们还没学到什么知识呢！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们这群所谓的初中生就要离开校园走向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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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面临的状况是升学无希望、招工无门路、参军无条件，社会上各行各业都不景气，只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搞得如火如荼。那时的城镇各街道，各单位，都将宣传动员督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抓。当时的动员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那时下乡的基本规定是家中子女有三下二，有五下三，有二下一，个别的独子或病残家庭经申请后可以免下。社会上对那些符合下乡条件该下不下的知青称之为“赖青”，“赖青”会特别受到街道重点关注，也会受到一些白眼和冷嘲热讽。那些居民积极分子，太婆大妈们三天两头往家里跑，苦口婆心给你作宣传动员工作，你不想下乡根本不行。而一些家庭为逃避子女下乡，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用尽浑身解数让自己的子女能留在城里，由此当时还流传有不少逃避下乡的精典版本，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柄。
我家是平民百姓，我既没条件留城，又不愿当别人眼中的“赖青”，当然只有下乡一条路了。不像我的一个同学，她父亲是干部，她还没走出校门，工作单位已经联系好了。
据了解，我们学校上届知青被安排在偏僻山区插队，条件较差，家长们都有意见。那我们这一届知青又该到什么地方下乡呢，人们从各种渠道反馈回来各种消息，听得人更是糊涂。因为消息来源不准确，同时出现了多个版本。
开年一过，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就派出工作组到成都招工，据说当时云南和四川两省劳动部门达成了协议，将分别从成都和重庆(当时还属四川)招知识青年去云南支援边疆建设，(据资料记载，最终成都去了一万七千名，主要分在临沧、德宏及保山等地军垦农场；重庆方面最终去了二万四千名，主要分在思茅、西双版纳及红河等地农场)。
记得当时云南招工团在学校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用报告讲演座谈图片等各种形式，大力宣传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重大意义，再着重介绍农场比一般插队落户要好得多的福利待遇，还有边疆美丽的景色，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等等。最主要的是去云南支边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牌子，知青去了有工资，住集体宿舍，吃饭有食堂…… 看到这些，不少家长都有点动心了，家中子女既然要下乡，不如去云南支边，那里的条件应该比去农村插队落户要好一些。
在学校及班主任老师的大力宣传鼓动下，我们班也掀起了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支边的报名热潮，共有二十多名男女同学报名，按照招工人员的意图，招的男女生比例尽量平衡，好为今后扎根边彊创造条件。
经过招工队伍紧张的政审挑选，我们学校赴云南支边名单也正式张榜公布，记得当招工人员来班上面试时，我拼命将瘦弱的身体挺得笔直，眼睛睁得大大的，得以顺利通过面试。
二月的一天，在几个同学的陪同下，我将户口簿从家里拿出到派出所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手续非常简单，短短三分钟，我们就成了云南省潞西县的户籍了，而我们再将户口重新迁回成都，却是八年后的一九七九年了。
虽然下户前我们父母并不知道，但事后反应也较平静：户口下了就下了嘛，去云南支边说不定还能锻炼人呢。
一九七一年的三月注定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段，三月十日，十七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成都市接连走了四批知识青年去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支援边疆建设，成都火车站的站台也上演了一幕又一幕亲人分别的伤感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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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校是成都市第三批赴云南支边的，记得那天学校先是开了个隆重的欢送会，毕竟这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件大事。为了营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声势，个人的背包行李放到汽车上先拉走了，低年级的同学敲锣打鼓送我们到火车站，队伍的后面，则是浩浩荡荡送行的家长们。
望着我们这群胸戴大红花、稚气未脱的少年，街道两旁的不少行人也投来赞许或羡慕的目光，大家都在议论纷纷：听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吃商品粮，拿工资，比到四川那些偏僻的山区好多了，听说这批知青去的地方风景美极了，脚踩菠萝，头顶香蕉……
听了乡亲们的议论，好多同学感到有点自豪，时代赋予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新的历史使命，我们将担负起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重任，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广阔天地炼红心……想到这些豪言壮语，我们心里不免有些小激动，内心也开始有点飘飘然，那种即将与亲人们离别的惆怅和忧伤，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
知青们上了车后，每一个知青家长都抓紧时机挤到车窗边，利用列车发车前的最后时刻，抓住自己儿女的手再一遍又一遍地叮咛：云南边疆路途遥远，到了兵团后马上写信回来，免得爸妈着急；一个人在外头，要学会照顾自己，不要喝生水；听说那里蚊子大，毒蛇又多，一定多加注意……
对于父母这些唠叨了无数遍的话语，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孩子耳朵早已听出了老茧，觉得他们的话特别多，不过那天都没有抵触情绪，都默默地点头不说话。
在月台上， 一个同学的家长拿着相机，抓住机会咔嚓一声，给我留下了一张五十多年前的照片，照片中我呆呆的望着车窗前方，强装出笑脸，两眼则充满了迷惘。
离别的时候终于到了。
下午3点，随着一声刺耳的汽笛声响起，载着数百名知青的火车终于缓缓开动。伴随着徐徐开动的列车，月台上顿时锣鼓齐奏，少先队员们挥舞彩带欢送车上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学校的领导、工宣队员还有我们的班主任老师都站在车厢外，热情地挥手向大家告别，但车上却不合时宜地响起了令人心碎的哭泣声。
父母喊了一声幺儿，我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就如决堤的洪水，喷涌而出。母亲看我流泪了，她蹲在月台上呜呜痛哭。那一刻，我的心就如刀割一样难受。
小小年龄，即将告别父母兄弟姊妹走向他乡，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返回自己的故乡，什么时候才能再次见到亲爱的爹娘啊，让我们把自己的泪水先流在家乡吧……
车厢外面的家长们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他们有的不顾危险跟着开动的列车奔跑，紧紧地抓住孩子的手不放，有的站在月台上声嘶力竭地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有的则是站在一旁默默地流泪。
面对此情此景，月台上那些车站工作人员的眼眶也湿润了，他们是否也想起了自己正在乡下的子女？
列车沿着历时数年才修好的成昆铁路，越过平原，穿过崇山山竣岭，向着祖国的西南方向驶去。有的知青是第一次乘坐火车，因此对车上的设备都充满了好奇，大家靠在车窗旁，贪婪地看着远处不断变换的风景，谈论着我们即将迎来的新生活，心里说不上是激动还是彷徨，同亲人离别的惆怅也就慢慢地被冲淡了。
由于我们这趟车属于编组外的车次，不时走走停停，我们足足在火车上呆了两晚，直到25日早上，列车才到达云南广通火车站，全体知青下车后又以学校的班级为单位，坐上云南保山地区汽车运输总站的大卡车，前边坐人，后面堆行李，几十辆解放牌卡车，浩浩荡荡地沿着滇缅公路向祖国的西南边疆进发，当晚即宿楚雄，过后每天依次宿下关，永平，保山，芒市，总感觉路途是那么遥远，大货车每天就是不停地向西向西，具体什么地方是终点，我们也不太清楚，这只能意味着离家乡是越来越远了，以后我们探亲也更加不方便了。
特别是过恕江上的惠通桥时，发现桥上戒备森严，过桥乘客一律下车接受解放军战士严格的盘查，没有证明者一律禁止通过，据说就是这座恕江天险惠通桥，在历史上曾有效阻止了日本鬼子从缅甸向祖国内地发动的进攻，对当年的抗战影响很大。
想到这些，个别知青又开始忐忑不安，万一我们在农场过不惯，想私自跑回成都，没有证明能通过这座江桥吗？
历时七天多的行程，在五十多年前的1971年3月30日上午，我们乘坐的汽车终于一头扎进了潞西县遮放农场弄西分场场部，即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二团三营营部，营部位置正处在滇缅公路939公里路桩旁。（原来成都知青每两年享受探亲假一次，假期40天，除掉往返路途花费时间外，实际在家天数最多只有26天，因此绝大多数知青回家探亲都得超假。现在由于高速路的修建，路况有了很大改变，总里程也减少到700公里左右，从昆明出发汽车一天即可到农场，高铁半天可达成都，真正做到朝发夕至，再随着以后大瑞铁路的通车，边疆到内地的交通更加方便了）。
知青们带着满身尘土，一脸疲惫，两眼茫然地在带队领导指挥下跳下车，看着四周陌生的环境和几幢简陋的平房，还有烈日下一群正在热情欢迎自己的老职工时，知青们都惊呆了，也明白了这不是往日的中途休息吃饭，而是已到达了终点。我们心里是一个劲地犯叽咕，这就是那个我们常常在梦中憧憬的头顶香蕉，脚踩菠萝，芭蕉林中处处小竹楼的边疆吗？怎么和想象中不一样呢，我们将在这里工作生活一辈子吗？有个别女知青更是连呼上当受骗，边哭边拒绝下车，引来了一大堆人围观。
记得欢迎人群中的老职工看到我们知青时，他们那长期因日光照射而显得黑黝黝的脸上，个个流露出来纯朴的笑容，用听不太懂的云南当地方言，欢迎着我们这批来自天府之国的“小四川”，争着帮我们拿行李去寝室安顿。怕我们饿坏了，一个老职工忙拿着撮箕去食堂给我们打饭，农场伙食团竟然拿装垃圾的撮箕装饭？知青们发出一阵惊呼（实则是当地专用竹编器具）。
当时在学校报名支边时，上面便有意识地做到男女生人数基本平衡，熟悉的同班级同学尽量分配在一起，以利于到云南农场后大家相互帮忙，也有利于扎根边疆。但由于衔接及组织工作原因，载着我们班男生的汽车停在了弄西农场，而载着我们班女生的汽车则继续向西，直开向了二十多公里外的弄坎农场，我们班的男知青好一阵失望。
记得那天午饭后，也许第一次远离父母，也许对艰苦环境的不适应，也许对边疆农场的预想反差太大等诸多原因，先是其他班的一个女知青在屋里低声抽泣，开始还有人劝，结果越劝哭的人越多，而越来越大的哭声，还传染给了其他女知青，这下全体女知青都不约而同地大哭起来。哭声透过薄薄的芦苇墙传到我们男生寝室，我们之前还在大声说笑，但慢慢也沉默不语了，有的人还偷偷抹起了眼泪。
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开始了八年的支边生活。
后来，经常看见一些颇有争议的媒体评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底是该“青春无悔”还是该”悔恨青春”呢？当年的上山下乡到底是对还是错呢？我觉得这样的争论完全没有必要，每一个知青都有他自己的切身感受，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利弊，就让后人去评说吧，相信历史会给予一个正确的评判。
何永根老师拍照
时隔半个世纪，当年离开成都去云南支边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每当回想起当年和父母分别的情景，我心里就很难受。
作者简介：漆巨林（凤尾竹林），四川省成都市人，于上世纪一九七一年三月到云南潞西（芒市）农场支边，后仼农场子弟校教师，一九七九年四月返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