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滇、黔交界之地“鸡鸣三省”的庄子。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记述了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1962年5月，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的写作背景》中指出：“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2]1972年6月，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谈到：“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3]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的回忆和记述，以及中央红军这一时期的电文，为我们研究“鸡鸣三省”会议提供了可资分析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