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某某的演唱会总盘价去到了3000万，还是有很多人抢”，一位资深演出人士J女士对南都记者说。3000万意味着什么，以广州为例，体育馆的最大容量不会超过1.5万人，单纯靠票务收支打平的话，就至少要平均票价2000元。
“现在的演唱会主办方不卖给黄牛，都没办法赚到钱了”，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说法，意即演唱会主办方必须把超出票面价格很多的价格打包卖给黄牛组织，才有可能保本。因为随着艺人演出费用、舞台搭建、场馆租赁、现场安保等上下游费用水涨船高，演出商作为“中间人”很难确保有盈利，甚至会出现现场票售罄仍无法赚到钱的场景。
“做演出的，狗都不如”，这是一种更极端的说法。有曾经做过上百场演出的从业者私下向南都记者抱怨，大意是钱让艺人经纪团队赚去了，票务、场馆、落地、安保方是赚辛苦钱，演出商都是“表面风光”，要满足艺人经纪团队的各种奇葩要求，各种接待不能怠慢，稍有不慎还会被粉丝骂，粉丝抢不到票主办方也要被骂，位置不好也要被骂，不给退票更会被骂。
演唱会，一场很多人的暂时狂欢，狂欢背后，也并不容易。
成本
所有都在涨价
有些演出即便是把票卖完了仍在赔钱
“M公司之所以做了这么多年演出，一直能坚挺，就是因为很稳”，演出商G先生向南都记者说，M公司的老板有几十年演出经验，虽然娱乐圈风云变幻，迭代迅速，但老板眼光一直很准，一些有可能赔钱的演出就不接，或者只占小股。
演唱会在外界看来是短期行为，往往筹备几个月大半年，就在某个周末的一晚几个小时，但背后是很多人在劳作，打通各种关系。并且演唱会尤其是大型体育场馆，是实打实的商业行为，赔钱不是谁都能承受的。
G先生说，之前有家公司，接了某位香港唱作歌手的演出，该歌手口碑很好，是公认的才子，但并不是“流量型”，因为演出当晚票房惨淡，导致该公司直接倒闭，“M公司就不会接这样的演出，有一年他们被捆绑一位台湾唱作歌手，老板做了调查之后直接毁约了”。
一场演唱会的成本并不难算，G先生说，一般都是艺人经纪团队整体“卖show”，卖给全国巡演的总包公司，再到各个城市找落地公司，“有的老板膨胀了，做一两场演出赚到钱，就想总包，比如拿下某个香港艺人的全国巡演，去到北方城市往往会赔钱。M公司从来不做这样的事，老老实实做承办，或者名义上的主办，圈内有一个说法，M公司从来不生产演唱会，只是演唱会的搬运工”。
曾经做过几十场香港艺人广州演出的X先生说，以前一般一场演唱会卖到7成就能赚钱，以平均票价700元作为标准，如果是广州体育馆8000人的场，成本并不难算，大部分在300万左右，卖爆了就赚得多，因为艺人演出费固定，多出来就是演出商的，“我们公司有没有赚到钱就是看老板有没有换车，只要看到换车就是那场演出赚翻了”。
但在疫情之后场景不同了，X先生告诉南都记者，通常一场演出要卖到9成才能回本，“所有都在涨价，酒店机票都在涨价，都是成本，有了流量的艺人就觉得有了话事权，谈判的标准也和以前不同了。并且有流量并不意味着赚钱，有些演出即便是把票卖完了仍然在赔钱”。
投机
黄牛某种程度上
是一场演唱会的晴雨表
“演出商和黄牛私下勾结”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但G先生说，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演出商和黄牛应该是天敌，大家都是在黄牛加价的时候看到黄牛，黄牛打折购票的时候有的粉丝反倒是在享受了，但主办方在生气，黄牛加价卖票只是一部分热门演出，按照二八定律真的只是一小部分演出，大部分演出票还是没那么好卖的”。
G先生说主办方最怕黄牛打折卖票，因为意味着演出本身不被看好，“黄牛某种程度上是一场演唱会的晴雨表，加价就是难抢，打折就是没人要，本来是在正规渠道正价售卖，黄牛一打折，就全乱套了，所以主办方也会恨黄牛”。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详见：两部门规范大型演出实名购票入场，设定合理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后，在G先生看来，肯定是好事，黄牛扰乱市场得到整治，对部分演出商也是利好的，不用再和黄牛斗智斗勇了。
同样是按照二八定律，20%的演出占有80%的票房，导致了部分头部歌星的价格越来越高，“某位香港天王的演出总成本是3000万，大家都在抢，有钱也未必能抢到。某位老牌天王的演出总成本是2000万，抢的人不多，并且风险较大。某位更老资格的唱将，总成本只有200万，但很少有人投，因为未必能赚到钱”，J女士说很多演出商做演出并不只是盯着演唱会门票，还会有各种投资、广告、置换等，“要不谁敢接大盘，肯定也都是经过核算的，成本高的，背后肯定有其他商业元素”。
演唱会冠名等都是常见的营销方式，比如某位歌手代言的产品，很可能成为该场演出的冠名商或者赞助商，主办方也会减少运营风险，“演唱会现场的广告元素并不少，有一次一位香港歌手就是举着饮料瓶在唱歌”，X先生说，在房地产火爆那几年，很多地产商也会直接投钱。
“还有一种就是资本运作，演出商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