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戴维斯在清末时曾到云南全省作过实地考察，在滇西南一带发现，这里“几乎没有贸易，偶尔有从大理或云州来的骡子组成的商队来卖盐，铁锅和其他产品，购买汉人在附近山上种植的鸦片，而这似乎是唯一的出口产品。”可以说不论是传统的粮食作物如蚕豆、小麦，还是经济类作物如茶叶，全都被罂粟替代。
四川省种植罂粟比云南要晚10至20年，但因其驱动力是日渐昌盛的市场需求，故而推广的十分迅速而猛烈。
据《清史纪事本末》卷74记载，鸦片“寻由印度传之云南，而南土兴。展转传至四川而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的禁烟政策被外国列强摧毁，国内市场彻底放开，四川鸦片生产也随之放飞自我，呈现出后来居上之势。1869—1879年短短10年，四川鸦片产量从7500担暴增至17700担。
到1906年，更是疯狂地涨到238000万担。在四川所有出口的物资中，鸦片的价值折合后占到40%。国际鸦片委员会调查后确认，四川成为中国第一大鸦片生产省……
四川人种得多，吸得也不少。如此之多的鸦片，33%的被四川百姓自己消耗掉。
贵州历来是人狠话不多，鸦片战争后，罂粟花也默默地开遍黔中大地。贵州的民风一贯比较朴实，在其他各省早就全民抽大烟的时代，贵州直到道光时代还没有形成吸毒风气。
贵州山多田少，产出不多，老百姓种粮还不够生存所需，都攒着劲多打几亩粮食。所以道光时代虽然个别地区也有种罂粟的，但也就是几亩、几十亩的规模，远远比不上云南、四川。
但是再老实的民风，也架不住利益的驱使。鸦片战争后，随着云南、四川种植量越来越大，贵州人也开始眼红了。据《贵州通志》载，贵州抛开了川滇二省先边境后中心的策略，一上来就甩王炸，直接无视朝廷的封禁政策，从省城贵阳附近开始种，贵阳、安顺、兴义、遵义等府“鸦片遍山弥谷”……
省城带头，示范作用相当强大。仅仅花了20年，贵州鸦片种植区从贵阳一带扩展到全省，几乎无山不开花、无县不制毒，鸦片产量暴增至15000担，虽比川、滇略有不足，但起码达到了同一个数量级。到了1897年，贵州年产鸦片4万担，位列全国第三。
贵州人随之蔓延开了吸毒之风，各府各县大烟馆遍地开花，不论平民还是富豪，不沾点鸦片似乎赶不上时髦。甚至个别政府官员和军队人员如把总、千总都染上了吸食之风，贵州省官员忧心忡忡地说，如此再复数年，贵州将无可用之财、无可战之人。
全国各省虽然不同程度地都种罂粟，但论组团种鸦片、吸大烟，数年成片塌陷，川滇黔绝对是头一号。
1859年，清朝开始对鸦片征收合法的厘金。到1885年，清朝征的税越来越多，竟然达到每百斤80两白银，远远超过了海关正税。
如此一来，吸鸦片的更加肆无忌惮，种鸦片的也就更加放飞自我，有多少种多少。川滇黔三省开足马力种植，连基本的粮食作物都废而不种，云南的大米一度靠越南进口而维持。云南、贵州、四川有些地方让农民纳税，直接规定可以用鸦片充当白银……
清朝最后十年，虽然随着新政的推开，最终否定了国际鸦片贸易的合法性，洋鸦片无法再流入国内，但西南鸦片的病根子已然种下，直到清王朝覆灭也没能解决。其后续影响甚至延续到民国、乃至于解放前夕，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在沛然莫之能御的革命风暴中被强力摧毁。返回搜狐，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