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智库：最好的制度和最妙的制度，有什么差别？
张军：为什么这样改？你说好有价值判断，好坏之分，容易引起不同看法。你说妙就没这么多争议。只要想明白张五常分析的道理，就觉得太妙了，太精彩了。我们不经意当中通过分税制改革，把增值税作为中央地方分成的税种，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有效结果，导致90年代后中国经济反转。分税制是关键，需要理解的钥匙就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应该叫最妙可能更好。
在张五常教授离开会场之后，吴敬琏教授紧接着演讲，他顺便评论了这件事情。他也不同意张五常的判断。
吴老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体制，因为这里面有腐败和权钱交易，资源分配上有很多扭曲。张五常持肯定态度，自90年代形成的中国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应该有相当正面的作用。吴老肯定，这个制度有相当负面的东西。
其实直到今天，这可能依然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功过该怎么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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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竞争的腐败和浪费
原子智库：张五常其实还说过，这个最好的制度表面有些砂砾，要把砂砾抹开才看得见好。沙砾指的是什么样？
张军：我想他可能是说，你们不要老看到我们体制当中有这个问题、那个毛病，其实那些都是沙子。要多去关注沙子里面的金子。他认为我看到的是金子。把沙子拿掉做一点修补或者调整，他认为这个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激励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应该保留，而不是推翻重新来。
原子智库：地方竞争中的招商引资，难免有以权谋私、腐败受贿等现象。这恰恰是普通民众关心的东西，也是他们认为地方竞争非常杂污的部分。有没有办法消除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让地方竞争体制更好展现出优越的一面？
张军：理论上说我们可以在土地批租过程中，设计一些防范，减少招商引资过程中寻租的机会。但是我们都知道，你要去堵住一个机会，其实要花费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有没有人做过评估？给定中国的官员治理方式和政治激励，分享增值税这样一个机制，产生地方政府发展的动力，但也不可避免会产生腐败的机会。
1990年代中后期，地方政府基建项目的腐败机会还是相当普遍。按照张五常教授的想法，这个竞争体制很难得。从国际角度看，大多数国家的地方政府不见得有竞争动力，不要轻易扔掉现在这个体制，但需要改进得更好一些。
的确，金子在淘洗过程中还是有沙子，沙砾能不能清理，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政府治理和经济发展的阶段高度相关。从理论上讲，如果经济的增长跟物质资本关联越来越小，而跟技术，人力资本高度相关，腐败的机会就会大幅度降低。所谓权钱交易，拿人力资本去做交易就比较难，拿基建项目相对就比较容易。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些领域往往比较容易产生腐败。中国的反腐一直没停过，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消除腐败的机会。
我相信，官员腐败在一定阶段还是可以得到很大抑制，这需要长期的制度建设，而不是运动。我们都知道，很多经济不发达发国家腐败依然很严重，使得经济增长跟腐败的关系在统计上变得相当模糊，似乎既不是正相关也不是负相关，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复杂。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经验并不多见。
原子智库：除了腐败受贿，地方竞争还有一个争议：地方政府可能会滥用权力，胡乱作为，建造大量工业园、产业园。这些建设后来被证明是缺乏效率的。如何看待这样的弊端？
张军：其实这跟我们看待经济发展的参照有关系。地方政府有上级考核的机制驱动，他考虑到个人职业生涯和政治前途，一定会横向之间产生竞争，我们叫锦标赛。在这过程中，招商引资是非常重要的手段。
招商引资很大程度要靠税收竞争，我给你优惠税收政策，土地可以给你比较低价的租金，甚至可以免收租金，等等。地方政府会用所谓特惠政策吸引投资者到当地办厂搞生产。
如果所有地方政府都具有同样激励去干同样的事情，在总量上一定会出现所谓过度竞争，也就是搞了太多开发区，太多高新园区，太多优惠政策，让出太多的土地，等等，使得实际结果可能偏离社会最优的理想水平。
但是，具体到每一地区，投资者不仅仅看优惠条件，园区面积，他还看这地方的投资回报，而这又跟政府效率、人才和劳动力市场的状况、还有融资成本、产业配套情况等等有关系。如果企业过来内地投资，但它需要的中间品还要到沿海采购，当地缺失供应链，这就会让投资人没有信心。但因为竞争，很多地方政府难免有急功近利的冲动，不完全明白营商环境对投资者的重要性。
政府不该仅仅考虑给多少优惠，还得看你有没有供应链在这里。融资怎样，人才怎样，如果这些东西不具有相对优势，政府就不能在竞争当中胜出，甚至还可能欠债，无法吸引到投资者。
中西部地区有一段时间（乱投资的现象）较明显，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发现问题之后中央政府会采取一些限制性政策，事情慢慢得到控制。我觉得，浪费肯定是有的，甚至在一些地方非常严重，但应该说，因为我们总是有纠正，所以整体上没有拖累到我们的经济发展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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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员考核的秘密
原子智库：在您的著作《登顶比赛》这本书里，谈到中国官员任免制度。中央政府会对地方官员有考核的压力，要求他们发展地方经济。这样的机制是如何形成的？
张军：我觉得这个机制不是改革开放或90年代以后引入。它有很长的历史沿革。我觉得很多事情今天看起来是否有作用，都不能离开早期发展。中国搞计划经济的年代也是这样，集权分权反复折腾，改革开放后要搞经济，要推动市场化，中央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