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沟通中原与西南边疆以及东南亚、南亚的主要通道，南方丝绸之路自开通至唐宋，牦牛道（又称清溪道、建昌道等）和五尺道（又称石门道、乌蒙入蜀道等）一直都是官吏、商旅往来的主要通道。迄至元代，随着大一统王朝对西南统治的加强，南方丝绸之路发生了一些变迁，新增了从两湖经贵州通云南的普安入黔道，以及由泸州出发经贵州遵义、云南曲靖达昆明的乌撒入蜀道。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嘉靖三年（1524）因上疏议大礼，连受两次廷杖，并被削籍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1559年客死云南庶所。在谪戍云南的30多年间，杨慎数次往返川滇之间，自云“鬓毛尽向风尘白，往复滇云十四回”。其所行走的川滇通道以及对川滇交通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方丝绸之路在明代中期的发展状况，特述略如下。
杨慎像
一、杨慎入滇之初对川滇通道的初步认识
嘉靖三年（1524）秋，杨慎出京赴滇戍边，沿大运河南下，由潞河南行，溯江西上至江陵，拟沿普安入黔道进入滇。杨慎自幼随父生活在北京，虽有几次返蜀经历，多沿西安、汉中陆路行经，故而对于西南边疆之路途并无过多的了解。其最初的印象，便是从这次行程开始的。从其《江陵别内》中“山高瘴疠多，鸿雁少经过”诗句可知，杨慎对于这次行程的艰辛还是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
次年正月初一，杨慎从贵州镇远到达新添，适逢佳节，感怀途中风景，作《乙酉元日新添馆中喜晴》一诗，诗云：“白日临元岁，玄云放晓晴。城窥冰壑迥，楼射雪映明。客鲤何时到，宾鸿昨夜惊。离心似芳草，处处逐春生”。对于即将到来的戍边生活，杨慎表达出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经过半月的行程，杨慎经过贵竹司（今贵阳）、威清卫（今贵州清镇市），于元宵节到达平坝卫，并以《踏莎行·贵州尾洒驿元夕》纪其事：“罗甸林中，新盘山下，林灯社鼓元宵夜”。下旬，杨慎经普定、安庄、查城驿、白水、关索岭，过北盘江，复行经过普安，抵达滇黔分界平夷所，进入云南，经交水（今沾益）、南宁驿（今曲靖）、杨林所到达昆明。长时间的长途跋涉消耗了杨慎的乐观态度，在记录这段行程的诗作中，多见诗人对行路艰难的感概。其《关岭曲》四首中有“倦枕愁鸡鸣，问郎今日程。中路不可宿，长途须早行”；“关索危岭在何处，猿梯鸟道凌青霞”（《关索庙》）；“不见行路难，哪知在家美。不见险与巇，哪知平如砥”（《京阙何迢迢》），道路的险峻、旅途的艰辛、身心的疲惫在这些诗句中一览无遗。
廷杖之伤尚未痊愈，长时间的旅途生活更加拖垮了杨慎的身体。抵达昆明后，羸惫不堪的杨慎并未能得到适当的休息，在云南巡抚黄衷的催促之下，未及就医，经安宁、楚雄、云南驿、龙尾关、漾备驿（今漾濞）、永平，抵达谪戍之地永昌府（今保山）。明简绍芳《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年谱》（明万历《补续全蜀艺文志》）记载了此事：“嘉靖四年乙酉，正月，至云南，病驰万里，羸惫特甚。栖栖旅中，方就医药，而巡抚台州黄公衷促且甚，公力疾冒险抵永昌，几不起。”
经过这次行程，杨慎对于川滇之间的交通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次年，杨慎着手编著《滇程记》，详细记载了自江陵至永昌驿站之里程以及沿途见闻。在《滇程记》开篇，杨慎写出了他对于明代入滇通道的认识：“中州达滇有三路，自邛、雅、建昌、会川渡金沙江入姚安、白崖曰古路，秦常頞略通五尺道、武侯南征乃大辟焉，唐曰姚嶲路。起泸州、溯永宁、走赤水、达曲靖，曰西路，唐天宝中，出师伐南诏亦由此进。至元世始开邮传，今因之焉，出湖藩、转辰源、经贵州曰东路。”从开篇中可知，杨慎称乌撒入蜀道和普安入黔道分别为西路和东路，这表明，生活在明中期的杨慎对于元代始开、在明代受到重视的这两条道路是比较熟知的。而对于建昌道和乌蒙入蜀道，杨慎虽有所闻，但所知甚少，不仅误认五尺道为姚嶲路，还不知道他所说的“古路”过金沙江线路已从大姚改至元谋。由此可见，自幼生长京都的杨慎对于滇蜀通道虽有耳闻，但并无清晰的认识。
普安入黔道开通于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开通以后迅速成为云南通往中原的要道。到了明代，该路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为了保证这条干道的畅通，元朝于永乐十一年（1413）设立了贵州布政使司。明代的普安入黔道基本沿袭元代的道路走向，仅是贵州境内从清平经麻江到贵定改为从黄平经福泉到贵定。有明一代，该路都是中原入滇的重要通道，不仅杨慎从此路入滇，稍晚于杨慎的徐霞客（1587-1641）亦是沿此线入滇。除首次入滇行走普安入黔道之外，杨慎在往返川滇时，也曾沿此路行至贵阳，北上遵义进入重庆。嘉靖十八年（1539）十一月，杨慎取东道，由贵竹、遵义北上，第五次返蜀，再役于重庆。次年正月，结束役事的杨慎由重庆北上，经遂宁回到新都。
二、探父疾，经乌蒙入蜀道首次返蜀
乌蒙即今云南昭通，乌蒙入蜀道从昆明出发，经会泽、昭通、大关、盐津、水富可达四川宜宾，是从滇东北取道川南的交通线路，又称五尺道、南夷道、僰道、石门道等。早在商周时期，该道即以民间通道的方式存在，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并在沿途置吏。西汉武帝时，唐蒙组织修凿，使之通南中。后世沿用，唐开石门关，又称此路为石门道。
唐贞元年间、南诏异牟寻决心归顺唐朝之时曾进行过整修，云南盐津县豆沙关石壁摩崖上刊刻有“……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该路从昆明出发，经会泽、昭通、大关、盐津、水富可至今四川宜宾，此路在唐时是唐王朝与南诏用兵和双方使节往返的要道。到宋代时，由于宋太祖“玉斧划江”，通往云南的石门旧道也逐渐闭塞。元军从云南出发，经废弃的石门旧道突袭宋军，攻下叙州，进入嘉定。元王朝认识到这条道路的重要性，于至元十三年（1276）“诏开乌蒙道，帅师至连（筠连）等州，所过城寨，未附者尽击之，水陆皆置驿传”。元朝在西南地区推行土官制度，1278年5月，乌蒙北等部酋欲归属云南行省，不准设立驿站，月末元王朝同意乌蒙隶属云南后，方“立站驿，修治道路”。到了明代，乌蒙仍沿袭元制，在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明中叶以后，由于滇东北许多土司反对改土归流，多扼关自守，毁坏驿道，途径乌蒙的石门旧道“川陆久存而榛塞”处于闭塞状态。
嘉靖四年（1525），杨慎寓居安宁（治今安宁市连然街道），次年六月，杨慎“惊闻父寝疾，匹马间道疾驰十九日抵家”，这是杨慎谪戍云南后第一次返蜀，早在唐代，樊绰已在《蛮书》中详述了这段行程之险要，“阁外至夔岭七程，直经朱提江，上下跻攀，伛身侧足，又有黄蝇、飞蛭、毒蛇、短狐、沙虱之类”。而石门东崖的傍崖阁路“横阔一步，斜亘三十余里”。虽然道险至此，但途程较短。从乌蒙到叙州，取陆路需七八日程。杨慎探父心切，从安宁出发，行经石门旧道，途径乌蒙、叙府抵达家乡新都，仅用了19日。杨慎途径乌蒙铺时，作了《乌蒙铺》一诗纪其事，诗云：“绝壁千重树万里，琼林锦石带丹枫。何僧肯住悬崖寺，虎啸猿啼夜半钟。”修建在悬崖上的此庙、虎啸猿啼之声极言乌蒙古道之险峻，同时也可见这条道路行人稀少。
三、取道建昌，杨慎慢行川滇“古路”
相对于探父疾的疾驰归家，杨慎第四次归家的行程十分从容，往返均选择了建昌道。嘉靖十七年（1538）十月，杨慎奉戎檄返蜀，他选择《滇程记》所记的“自邛、雅、建昌、会川渡金沙江入姚安、白崖”的古路回川。
建昌道从成都出发，经双流、新津、邛崃、名山、雅安、荥经、汉源、甘洛、越西、喜德、泸沽、西昌、德昌、会理进入云南境内，经永仁、大姚、姚安、祥云通至大理。早在商周时期，这条道路已经在民间通行，汉代称零关道，西汉武帝时，司马相如“通零关道，桥孙水”，开启了官方开通这条道路的先河。唐代称此路为清溪关道，是商旅往来、使节进贡的主要通道，同时也是唐与南诏、吐蕃征战的重要通道。唐贞元年间，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曾组织力量整修过清溪道，方便西南各部族“由蜀入贡”。唐末宋初，此路有所阻梗，宋代称此路为西川道。明代称此路为建昌道，沿袭了元代的道路走向。洪武十四年（1391）曾对建昌道“辟取山石，从江镇砌，阔三四丈。蕃箐河水九十九渡，于是新开直径，造桥五十有四，往来者便焉”。经过整修，建昌道再次畅通。
从杨慎的《犯星歌四首》之“金沙江水绕环洲，江岸家家对白鸥。渔父长歌僰人曲，盐商爱上白夷楼”可知，杨慎行走建昌道，是经由环洲（今云南武定）入川的。在十月的建昌道上，绿树遮天、花野遍地，“十月妖花红满烟，万家蛮书绿遮天。眼中忽见浑相识，梦里曾游瘴海边”。对于这条道路，杨慎认为极为难行，所以有“飞鸟不飞愁羽堕，行人何事远来游”。建昌道沿途以金沙江、大渡河、大相岭和九折坂最为难行。三国蜀相诸葛亮的“五月渡泸”见证了拉鮓古渡的难行，“四时多瘴气，四五月间发，人冲之死”。到了元代，由于云南首府从大理东移至昆明，该道至会理后，不再向西南渡拉鮓古渡过金沙江、进入大姚、姚安，而是向南经黎溪、姜驿，从今江边渡口，经元谋县进入云南。元谋渡口亦非坦途，杨慎的《元谋县歌》生动的描述了新渡之难行，“遥望元谋县，塚墓何累累。借问何人墓，官尸与吏骸。山川多瘴疠，仕宦少生回。三月春草青，元谋不可行，九月草交头，元谋不可游。”
当年冬，杨慎到达黎州（辖今四川汉源县）。从杨慎所选择行程的时间来看，杨慎对于川滇交通认识较入滇之初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大渡河每年春秋两季“水涌瘴发，行人渐绝……虽有不得已而行者，不遭风涛之限，则罹岚瘴之灾，流尸积谷”，而大相岭“高五六十里，四时多雪，昼日晦暝”，劫掠不断“非遇哨期群百数十人则不敢过”，以致于明人多倡议废此路，改修峨眉新道。十二月杨慎到达荥经，并在此地度过除夕，作《戊戌除夕赠荥经徐尹》（《升庵文集》卷十八《五言律诗》），嘉靖十八年（1539）正月至邛州（今邛崃市），与邛州太守等相聚，二月方抵达新都。
1539年五月，杨慎开始返滇。五月到达雅州，雅州知府胡亿闻讯，特备雅州丙穴特产“嘉鱼”款待杨慎，据清嘉庆《四川通志》卷七十五《食货·特产》记载，杨慎曾作《嘉鱼赞》：“南有嘉鱼，出于丙穴。黄河味鱼，嘉味相颉。最宜为䱓，鬲以蕉叶。不尔脂腴，将滴火灭。”六月二十四日游邛海、登泸山，作《宿泸山》纪此事。据《西昌县志》记载：“六月二十四日登泸山观火炬，相传有诗云：老夫今夜宿泸山，窥破天门夜未关，谁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七月，杨慎至会川（今会理），居元泉寺，应寺僧之请，题写“元泉道脉”，并撰写西来寺楹联。《会理州志》记曰：“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寓会川，与卫人刘朝重友善，居元泉道院，有元泉道脉四字石碑，尚存。又题西来寺楹联云：乱竹堆成世界，把茅盖住虚空。木刻。亦存诗见艺文。”
这次行程共计耗时十月有余，杨慎不仅体会了建昌道沿途之难行，也领略了沿途特产的丰富、民俗文化的多样和以及深厚的佛教寺庙文化等。从杨慎的行程可知，在明代中期，建昌道仍是往返川滇的通道之一。稍晚于杨慎的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指出，入滇路有三道：“自四川马湖府以至云南府属之嵩明州，又自四川建昌行都司属之会川卫以至云南武定府，是为北路……蜀中、粤西两路，久已荆榛，仕人以至差役，不复经由；惟建昌卫滇抚所辖，尚有商贾间走此捷径者，亦千百之一耳。”可见，在明中期以后，建昌道已不复成为往返川滇的主要通道。
四、领戎役，杨慎数经乌撒入蜀路抵泸
乌撒入蜀路是《滇程记》中之西路，“起泸州、溯永宁、走赤水、达曲靖”，途经今泸州、纳溪、永安、叙永、毕节、赫章、威宁、宣威、沾益后，在松林驿与湖广辰沅普安云南道会合，继续沿湖广辰沅普安云南道西行到达昆明。这条道路唐代始见于著录，宋元时期其部分路段为军旅取用。明代时，乌撒府归属四川布政司，其辖地为今毕节市威宁县地，是乌撒入蜀路的交通要冲。明清时期，基于控制西南的需要，该路发展成为由蜀入滇最为重要的通道。《明一统志》称其“本朝置路通云南交趾”。
泸州地位的变化和明政府与地方土司重视对乌撒入蜀路的整修是乌撒入蜀道畅通的重要原因。宋代，随着中央王朝的东迁，作为边地重镇的泸州成为中央王朝统驭中央的重要阵地，逐渐受到重视。徽宗宣和三年（1119）颁布诏书：“泸州，西南要会，边阃之寄付非轻，可升为节度，仍赐名泸州军。”南宋年间曾知泸州的魏了翁更指出“泸大藩，控制边面二千里”，其《泸州赡军田记》更言：“泸为郡，介江、洛二水间，密迩疆场，自西宁升帅府，乾道又以东川帅司治泸，厥寄万重。”《舆地纪胜》亦言其“控西南诸夷，远逮爨蛮，最为边陲重地”。到了明代，泸州的地位再次上升。洪武初年，泸州升格为与府同级的直隶州，直属四川行省，称为直隶泸州。明初李东阳《修城碑记》言：“泸为蜀名州，当云贵要地，南接大坝诸夷犬牙想入，古者设险守国，王公所同。”随着中央王朝对泸州地位的重视，官府遂注重对泸州城池、公署之修建。明初在泸州“建一卫三所，置城池，宿官兵以控之”。为了加强对南中的控制，明王朝组织人力加强对由泸州入滇的乌撒入蜀道的整修。
明洪武十四年（1381）明军进讨云南即是行走此道，此后朱元璋下诏沿线依古法开筑道路，“谕水西、乌撒、乌劳、东川、芒部、沾益诸酋长曰：‘今遣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为了保障道路的畅通，再次下诏要求“自永宁至乌撒卫由可渡河，亦系使客径行大道，本处土人毋得阻滞人行。如有阻滞行径，照依地方剿捕”。洪武二十年（1387），户部责令沿途各驿站储米50石，以资戍远者。而使乌撒入蜀道得以成为川滇通途，景川侯曹震功不可没。永宁“辖地有百九十滩，其八十余滩道梗不利”，洪武二十三年（1389），曹震主持修缮这条道路，“震至泸州按视，有支河通永宁，乃凿石削崖令深广，以通漕运。又辟陆路，作驿舍邮亭，架桥立栈。”仅在永宁到沾益就设邮传48个，以致永宁驿“云南诸番使客往来不绝”。杨慎赞其“江门险滩伐石穿漕功尤巨。……化险为平，通夷达华，航鲸波而梯鸟道，去嵽嵲而就夷庚，其功力岂细哉，乃不易寒暑而克襄其成，殆有神奇。”景泰年间（1450-1457），明廷为了沿此道从云南调兵征讨贵州韦同烈，开通了乌撒府至毕节卫的道路。
除了明王朝对乌撒入蜀道的大力开筑之外，该道沿线的土司也积极修建沿途道路。洪武初年，水西土司奢香“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塘诸境，立龙场九驿”，使得从赤水卫（今毕节县北古蔺县南）、乌撒道（今毕节、赫章、威宁）到乌蒙（今昭通）的道路得以重新开通，成为沟通云南和四川的要道。奢香之后，贵州宣慰司安万铨也积极维护驿道的畅通，嘉靖二十四年，安万铨捐金360余两，修建大方县城西的阿东巨路段，工程耗时一年，砌石620余丈。明正统三年（1438），第七代乌撒土知府禄旧曾主持修建赫章路段七星关至后河的道路，将驿道延伸至云南。禄旧亲临巡视，在野马川下金山永利河朱家大坡古驿道边题写了纪功摩崖，称自己要“继承奢周（香）遗志，以战胜环境为己任，要把西南大道，往四方打通……修筑永久性的驿道，拉近与史溢（中央）的距离而长见识”。
杨慎谪居云南时，大部分时间寓居昆明西南约20公里的安宁、昆明西山高峣。自嘉靖十八年（1539）起，杨慎多次以领戎役之名，经常到泸州、重庆，并在泸州修建寓所，嘉靖十八年杨慎第五次返蜀后，直至嘉靖二十一年（1542）七月取道泸州，还安宁戍所。嘉靖二十二年（1543）三月初，杨慎复领戎役，第六次返蜀。十月离泸返滇，岁末经赤水返蜀。故而经由泸州的乌撒入蜀道成为杨慎往返川滇经常行走的道路。
杨慎的诗作纪录了乌撒入蜀道沿途大量的风土人情。他以《白塔朝霞》《宝山春眺》《荔林书锦》《方山霁雪》《龙潭时雨》《海观秋澜》《东崖夜月》《余甘晚渡》等吟诵泸州的富丽江山和特色物产等。同时杨慎亦哀叹民生之艰，《悯雨二首》记录了嘉靖三十三年（1554）秋冬之交，泸州绵雨不绝，百姓粮尽，生活无以为继的困苦，“城中换米衾禂尽，厨下烘薪榱桷空”。其《孟冬若寒之行留别江阳亲友》诗中“宠见江阳珠霭霭，壮游淇路漫迢迢”，表达了诗人对泸州深深的眷恋之情。
叙永作为乌撒入蜀道入黔的必经之路，亦受到杨慎较多的关注。《续修叙永永宁厅县合志》：“鱼凫关，在叙永东十里。明杨升庵过此，题联云：‘华夷统镇连千里，黔蜀分疆第一关’”。嘉靖三十一年（1552），时年65岁的杨慎南归返泸行经江门（今叙永江门镇）时，见《曹震开河碑》，遂作《读江门驿景侯曹公开河碑》：“将军玉剑虏尘清，余力犹能水土平。象马边隅通贡道，蛟龙窟宅奠夷唐。史家底事遗经略，郡乘何曾记姓名。赖有琳琅播金薤，可无浮萍荐芳馨。”盛赞明将军曹震凿峡开路，疏治泸州至永宁河道，铺设从泸州纳溪至摩尼驿铺、永宁（今叙永）至曲靖桥道，为民兴利之功。今叙永赤水镇西北之雪山关建于明洪武年间，仍残存遗迹，山顶两峰之间残留的关门和条石见证着叙永去贵州古道关隘在明代的繁荣。
从永宁南行经普市所、摩尼所可达赤水卫，杨慎于嘉靖二十二年岁末返蜀时，恰逢除夕留宿赤水，作《癸卯赤水除夕》：“岁除岁岁长途里，今岁岁除经赤水。”赤水西南行经毕节卫、七星关所抵达乌撒府。杨慎以《乌撒喜晴》《乌撒苦雨》《乌撒卫九日》等记录其数次过乌撒入蜀道的要冲——乌撒府的旅途生涯。此外，杨慎还以《再会东畮》纪念在昆明西北之杨林所再会友人贾维孝之事。
结语
综上可知，杨慎戍滇30多年，几乎行遍往返川滇的道路，对于川滇交通，也从最初的知之不详到最后能熟知线路及路况，并规划出十分合理的往返川滇路线。通过梳理杨慎所行走的这些道路，可以看出，到明代中期，南方丝绸之路中的建昌道和乌蒙入蜀道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而乌撒入蜀道和普安入黔道迅速取代“建昌道”和“石门道”的地位，成为沟通中央与西南边疆的通衢。
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大致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汉唐之际，全国的政治中心位于关中，沟通西南边疆与政治中心的交通要道“建昌道”和“石门道”地位十分重要；迨至元明时期，全国政治中心向东部转移，大运河的开通改变了全国的交通格局，使得全国的经济重心也向东迁移，汉口、重庆、泸州等城市迅速崛起，云南的政治中心也从大理东迁至云南，故而，以东部泸州为起点的乌撒入蜀道地位逐渐凸显，而稍西之黎州、叙府、西昌等地，较之泸州离新的政治、经济中心更为偏远，故而行经道路亦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其次，建昌道和石门道所行经地区自然环境恶劣，随着沿途环境相对优越的乌撒入蜀道的开通，军政商旅多趋利避害，选择新路行走。最后，由于建昌道和石门道行经地区的土司对于明王朝的改土归流有极强的抵制行为，阻隔了交通。而乌撒土司则与明王朝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如前述奢香、安万铨、禄旧等都对道路的畅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即便沿途发生一些小的叛乱，也得以及时平息。
作者简介：杨丽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编审。
文//来自于《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