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旅行团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下的少年儿童革命团体，先后活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和苏北等根据地。
1935年，新安旅行团在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成立并出发，途径江苏、南京、上海、北平、绥远、甘肃、湖北、湖南、广西等22个省市，主要以“小先生”教育和艺术表演等形式，从事抗日动员和儿童团体组建工作，历时17年，行程达45000里，被誉为“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上的一面旗帜”。
1935年，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校长汪达之，为践行恩师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理念，并遵从孙中山“唤醒民众共赴国难”之遗嘱，将14名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10月10日，全体团员身着工装裤、背着文件箱，携带各方捐助而来的50元和电影放映机，乘坐“达通号”小轮船，向镇江进发。
为争取抗日宣传的合法性和经费支持，新安旅行团先后拜访了国民政府各地官员和爱国将领。在镇安，全团得到了省府主席陈果夫、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的题词，这为新安旅行团谋求顺利通行全国提供了新思路。他们准备了一个题词本，每至一地便邀各级官员题词，以作通关凭证，颇有成效。在南京，冯玉祥对旅行全国的创举颇为赞赏，邀请全团至住所共进早餐，鼓励他们将国难消息和救国使命带到全国各地，尤其是边远偏僻之地。
然而，在争取经费方面，新安旅行团却屡遭部分国民政府官员的指责或冷落。南京市市长马超俊一会面便立即下了“逐客令”：“你们这些小孩子不在学校好好读书，跑出来干什么？救国是大人的事，你们能做什么？赶快回到学校念书去！”此外，新安旅行团争取教育部、铁道部、交通部支持的努力也宣告失败。经费的缺乏致使旅行计划难以为继，迫使他们自谋生路，以代售书籍、撰写通讯稿等方式获取报酬，暂且缓解了经费危机。
到达上海后，新安旅行团融入了宣传民族救亡的浪潮。在鲁迅的出殡仪式上，他们加入了“万人挽歌队”，以悼念的歌声和口号唤醒民众的救亡意识。仪式过后，新安旅行团前往绥远慰问在前线英勇抗战的傅作义部队，以争取他们公开抗日。他们向将士们宣读了上海文化界致绥远前线抗日将士的信，并献上银盾、锦旗和慰问品。随后，全团深入绥远西部汉、蒙、回各族杂居之地，至蒙古包、王府、喇嘛庙等处放映电影、教唱救亡歌曲，打破了此地历来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唤起少数民族特别是牧民们的抗日救亡意识。
西北之行成为了新安旅行团重要的转折点。1938年3月，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吸收徐志贯等三位团员入党，并在团内秘密建立党支部。为推动中共在国统区的抗战宣传运动和抗日儿童团体组建工作，周恩来接见并派遣三位党员率领全团南下。
在武汉和桂林，新安旅行团主要通过主导并联合各儿童团体组建“儿童星期座谈会”的方式，发挥儿童的力量，号召各界参与或支援抗战。其一是动员各界为前线募捐。如在武汉纪念抗日一周年的“献金音乐大会”上，他们以表演话剧和歌咏的方式动员各界献金支援前线将士。其二是救济儿童。在武汉沦陷前夕，为避免儿童遭到日军的残杀和奴化教育，他们劝说各界尤其是贫苦家庭将儿童交与儿童保育会培养，使得武汉儿童得以在沦陷前顺利转移到大后方。其三是开展“小先生”教育。在日军轰炸桂林期间，他们在七星岩开展“岩洞教育”，以地为席，以石为桌，以墙为板，教导民众识字、读书、看报和唱歌。“敌人的轰炸声便是我们上课的铃声”―――这一口号，成为了“岩洞教育”最好的写照。
然而，皖南事变的发生让新安旅行团的活动遭到了破坏，被迫向苏北根据地转移。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全团从桂林秘密撤退，经香港、上海至苏北根据地。在苏北，刘少奇、朱德热情接待并委以他们主持苏北儿童工作的重任。至1945年3月，18万儿童在新安旅行团的组织下加入抗日儿童团。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新安旅行团作为文艺宣传队，跟随解放军先后进入济南和上海等地。其中，腰鼓和秧歌等具有战斗精神和民族特色的艺术，成为了解放军入城仪式和庆祝解放游行活动的重要节目。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新安旅行团一方面向中央戏剧学院等教育机构输送了部分学生，以培养高素质的艺术人才，另一方面与上海青年文工团等艺术团体组成了上海歌剧院，正式地完成了从抗战时期的教育团体向艺术团体转型。
在近代中国，新安旅行团以践行新式教育理念和唤醒民族救亡为使命，走过了17年辉煌的“长征”。在中共的领导下，新安旅行团先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和根据地践行了“小国民”的使命，成为近代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上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