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中国银幕上，真实的乡村图景比较难以见到。正因为这样，《过昭关》的出现，让观众惊艳。
导演霍猛将镜头对准自己的家乡太康县袁马村，通过冷静克制的影像风格和轻松幽默的叙事手法，向观众展现了一个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之后的中原乡村的生存景观。
太康县总面积不到1800平方公里，人口却超过140万，典型的人多地少，进城工作是大多数青壮年的选择。
这部影片让人想起十多年前以近似纪实手法呈现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河南农村发展历程的《中国在梁庄》。
该书的作者回到家乡邓州梁庄，通过对亲朋故友、乡里乡亲的调查，反映了近三十年来坚守在那片土地上的农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以及进城农民工的状况，还原了一个乡村的变迁史，直击中国农民的痛与悲。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过昭关》有点像是影像化的《中国在梁庄》。
在《过昭关》中，我们看到中原农村盛夏一望无际的庄稼，看到妇女们带着孩子在远景中闲聊，看到一些狗和鸡在活泼地跑来跑去，但却几乎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家庭生活场景。李福长老人是独居的，尽管他已77岁高龄，所有的活只能自己做。
在影片开场，老人搬来梯子，颤颤巍巍独自上房修漏雨的屋顶，着实让观众捏了一把汗。哑巴老人也是独居的，他的儿子在城里工作，给他安了一部固定电话，以哑巴老人是否能接电话来判断他是否活着。爷孙俩路遇的养蜂人，他的子女都进城了，而他本人不习惯在城里住，又要守着祖坟，于是找了一个荒郊野岭之地养蜜蜂。
这些个例，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青壮年大量进城之后颇为凄凉的农村生活图景，展现了中国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危机。
通过《过昭关》这部电影，观众能够看到一个中原地区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感受到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
这个村庄不同于东北喜剧中的村庄，不同于沿海发达地区的村庄，它承受着来自都市和欲望的社会挤压，处在主流话语之外。如何让这样的村庄走出困境，解决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所带来的问题，值得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朴素的生活哲理
李福长老人辛苦收获的一车西瓜，所卖的钱还不够小孙子宁宁买一件衣服。漏雨的老屋，破败的家具和倾颓的墙壁都没有让老人抱怨生活。他的达观、淡定、从容让人忆起多次在侯孝贤影片中出演的李天禄先生。
李福长老人带着孙子骑着三轮车去三门峡，甫一出门，就在与一辆小轿车会车时，被挤下路边。老人没有跟小轿车司机计较，让小轿车走了。但他的三轮车却坏了，爷孙俩只好推着三轮车去找人修。
老人换了一辆汽油摩托车，继续出发。孙子和其他人担心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到三门峡时，老人说，“年轻人都想快，其实只要路没有错，慢慢地，就能走到了。”这句话值得一味追求高效率的人们好好领悟。
爷孙俩在路上先后遇到投资失败想自杀的年轻人、抱怨“这世界没有一个好人”的货车司机、声带受损只能借助机械发声的养蜂人，老人都用他的善意、豪爽和质朴与他们友好相处。
在给孙子和不相识的路人讲解自己的故事中，老人潜移默化地教孙子学会为人处世的方式，也用自己的豁达点拨开一个个纠结的灵魂，帮助他们与全世界和解。
导演霍猛在接受采访中谈到，他拍这部影片的初衷是因为他爷爷。表现一个老人善良且厚重的一生是他拍摄这部电影的目的，“善意是对抗残酷世界的方式。因为世界残酷，所以普通人之间微薄的善意之举是支撑人活下来的力量，我想借电影把它表现出来。”
这个善意在孙子宁宁身上得到传承，他将爷爷用简陋工具捕获的小鱼送给投资失败的青年，将青年人所送的泡泡糖转送给路祭的小孩，将爷爷做的风车送给满嘴脏话的货车司机。
对于生与死的意义进行探索，是一个永恒的命题。《过昭关》也多次涉及到老人和孩子如何看待“鬼”和“死亡”。
在经历旅途的一系列事件后，老人淡定地告诉孙子，“死是怎么一回事，现在还不知道，不久的将来就会知道了。”在老人儿媳分娩的那一天，他的好邻居哑巴老人去世了，大家在议论“阳间添个人、阴间去个鬼”，似乎在暗示生命的轮回。
克制的视听语言
据介绍，《过昭关》只有40万元的投资，远远未达到一部常规故事片的投资规模。
该片没有女性角色，剧组用的都是非职业演员，讲着当地方言，但由于主创的明智处理，使得从视听语言来看，不存在明显的短板。特别令人意外的是，扮演李福长的杨太义先生几乎得到所有人的肯定。
这部影片表面上是一老一少的公路片类型，却没有经典公路片通过旅程来表现戏剧冲突、人物矛盾与价值观，更像是一位老年人参悟一切之后的应机说理：人生就是过了一关又一关，重要的是慢慢走，听天命。
从结构来看，本片更像是一部散文式的电影，全片没有明显的高潮段落，结尾也没有追求戏剧效果。
李福长老人历尽艰辛，终于在三门峡医院找到病危的韩玉堂老人，这个情节应该是全片的核心。但导演在处理的时候非常克制，两人见面没有相拥而泣，没有说不完的言语。甚至几十年不见，爷爷第一面竟然把同一个病房的病友错认为是韩玉堂，寒暄之后才知道帘子后面不能动的才是自己念念不忘的老友。
影片表现出静水流深的意蕴。和老友短暂的一见之后，儿子问李福长老人刚才去干什么了，老人没有告诉他。经过这些事件后，老人随口向儿子道歉，“当年老打你，很不对”，儿子表面上是淡然以对，但体现在行动上，是回到家赶紧给老人把漏雨的屋顶修好，并给老父亲把固定电话安好。
影片结尾的时候转到大雪天，老人盖得严严实实躺在床上。电话铃声骤然响起，老人许久未动，按照套路观众都以为老人寿终正寝了。可是电影里老人并没有故去，他起身接起电话，收到的老友韩玉堂的死讯，老人安慰韩玉堂的儿子后放下电话，在四人老友合影的照片中，默默地将韩玉堂的头像画上了黑框。至此，老人成为了相片中唯一一个没有画黑框的人。
坐在屋檐下，望向远方洋洋洒洒的大雪，老人抽了口烟，再次唱起了戏曲《过昭关》选段……
总而言之，近乎纪录片的真实感，非职业演员的出色表演，克制的视听语言，是这部影片的成功之处。
但这样一部获得很多荣誉的影片，5月20日上映后，排映的场次比较少，也没有得到普通观众的热烈响应，这几乎是当下艺术片的常态。
值得提及的是，本片也有不少需要提升的地方，比如把扮演镜头突然插入到老人讲故事段落，这样的处理方式值得商榷。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人们将关注乡村生活，关注城乡二元对立所带来的问题，本片的文化价值将越来越会得到重视。期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