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刘三姐》是苏里亲力亲为，呕心沥血推出的一部经典之作，为广西打造出著名的文化品牌立下了一大功劳。人们永远感谢他为我们留下永恒的《刘三姐》，人们永远怀念他！笔者作为当年影片《刘三姐》摄制组的副摄影师，电影《刘三姐》的情怀是永远抹不去的记忆，特回顾拍摄过程中的点滴情丝，以告慰摄制组的全体电影人。
苏里（1917-2005）本不姓苏，原名叫夏传尧，1917年1月26日出生于安徽省当涂县（今当涂市）的一个贫民家庭。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为追求光明真理，于当年11月只身离开当涂，逆水行舟到武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一个偶然的机会，夏传尧得知了“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同志被释放出狱回到武汉的下落，便冒昧地给邹先生写信，强烈要求邹先生为他这位素不相识的青年写个“字条”，介绍他投奔延安。不几天，他居然收到了邹先生的回信。凭着邹先生的未落款的“字条”，夏传尧到了延安参加革命。在抗日军政大学里，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决定随母姓苏，改名“万里”。后来觉得多一个“万”字麻烦，最后索性就叫“苏里”吧！
在“抗大”，他跟随罗瑞卿同志开赴晋察冀抗日前线，参加过武工队、抓过日本兵、参加了四平战役，在部队立过功也受过奖。1938年秋，苏里被罗瑞卿副校长分配到“抗大”文工团，开始其话剧表演生涯。1945年被派遣到东北军政大学任戏剧队队长。1949年7月，在东北召开的首届文代会上，他被周恩来副主席亲自点名派往电影战线，转战到百废待兴、起步艰难的新中国电影摇篮——东北电影制片厂（长影前身）出任导演，为他日后在电影王国里尽显风流提供了条件。
苏里曾在话剧《保卫胜利果实》中当过演员，做过编剧，而他最得心应手的工作是当导演。他先后执导了《祖国的花朵》、《平原游击队》、《哥哥和妹妹》、《青春脚步》、《红孩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刘三姐》、《战洪图》、《奇袭白虎团》等电影。
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纪念评选出的中国电影100部中，苏里执导的影片就占了3部（其中《刘三姐》在1963年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荣获4项大奖）。这样的导演在全国屈指可数。因为《刘三姐》，苏里对广西这块红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对“刘三姐”情有独钟。
《刘三姐》应运而生
1959年，迎来了新中国成立10周年，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掀起向国庆10周年献礼热潮，素有“歌海”之称的祖国边陲的广西，各城各乡的文艺演出也不例外，可以说达到前所未有的空前热烈。在此热潮中，广西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根据壮族刘三姐美丽的民间传说，自编自演了山歌剧《歌仙刘三姐》。八桂大地以喜闻乐见的彩调剧、壮剧、采茶剧、侗戏、苗剧等形式来演唱《刘三姐》，一时遍及壮乡瑶寨，刮起了“刘三姐热”，热闹非常。其中柳州市的彩调剧《刘三姐》的演出，更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年秋天，中央歌舞剧院著名词作家、编剧乔羽先生，听闻柳州演出《刘三姐》，便商约其挚友、合作者苏里前往柳州看刘三姐的戏。乔羽比苏里先期到达几天，其间，乔、苏两位琢磨着：歌仙刘三姐这个戏，能否改编成歌剧或把它拍成一部电影故事片呢？
话说看到广西“刘三姐热”方兴未艾，自治区党委遂因势利导，以此推动广西的文艺创作，把广西的文艺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决定于1960年春在南宁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刘三姐》文艺会演大会”。消息传开，“一石激起千层浪”，广西各地群众性的“刘三姐”创作活动更加积极而又扎实地开展起来。当时的主要领导全都亲自“挂帅”抓创作、抓演出。
1960年4月，“《刘三姐》文艺会演大会”在自治区首府南宁隆重举行。自治区政府礼堂、桂剧院、红星大戏院、南宁人民艺术剧院（市政府礼堂）四大剧院同时演出，规模之大、人数之多，盛况空前。各地市县分别派出演出队（剧团、文工团），让最优秀的演员出演刘三姐一角参加会演。主要以广西四大剧种——桂剧、彩调剧、壮剧、粤剧为主，辅以一些地方剧种如邕剧、师公戏、采茶剧、牛娘戏、苗戏、侗戏、仫佬戏、文场戏以及丝弦戏等表演形式，演唱了各种不同版本的《刘三姐》，历时20多天，令首府人民及各地来的观众大呼“过瘾”。会演期间，各兄弟省（市、自治区）均派出了观摩团（组）专程到南宁观摩演出，反映强烈。
要拍《刘三姐》电影了
站在推进和发展民族电影的高度，自治区领导十分关注《刘三姐》电影的拍摄。先是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主席韦国清建议，后经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由南宁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厂前身，以下简称广影）与长春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长影）联合摄制彩色故事片《刘三姐》。
而乔羽和苏里在柳州看《刘三姐》演出时的这一琢磨，与广西区党委的想法正好是不谋而合。经自治区领导研究，同意邀请乔羽先生出任编剧，请苏里担任执行导演。至于《刘三姐》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自治区党委则委托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同志去抓。
1960年4月初，乔羽、苏里两人第二次由北京抵达柳州，贺亦然同志安排他们入住柳州饭店“苏联专家楼”，单门独户，为剧本创作提供了幽静的环境。贺亦然还传达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的两点意见：一、要求《刘三姐》在广西拍外景，把美丽神奇的广西山水风光作为背景去叙述故事；二、希望多用广西本土演员。乔、苏二人当即表示完全赞同自治区党委的意见，并提出外景当以桂林、阳朔为主，兼选其它。
由乔羽执笔，根据壮族民间传说而编剧的定名为《刘三妹》的文学剧本，从4月1日到12日，日夜兼程，终于完成了。剧本送至南宁提请自治区党委审查。不几天，电影《刘三妹》文学剧本获自治区党委原则上同意，但是，批示明确提出片名《刘三妹》应改回原来的《刘三姐》为好。电影文学剧本在柳州作了必要的修改，尔后定稿。乔羽在楼上卧室每写好一章剧本，苏里在楼下房间就分一章镜头，逐章写好分镜头。
正是在这个时候，组织决定派我参加《刘三姐》摄制组工作，任副摄影师。让我立即由南宁赶赴柳州，负责把电影剧本和电影分镜头实用本送去《柳州日报》印刷厂排版印刷、负责校对，直至拿到印好的电影分镜头实用剧本，分发给摄制组各个创作部门进行二度创作。这是我在柳州第一次见到了乔羽编剧和苏里导演，从此，我们相知相识，师从苏里开始我从事故事片摄影的艺术生涯。
漂流漓江采踏外景
《刘三姐》电影分镜头实用本印好之后，4月下旬，编剧乔羽、导演苏里会同美术师（长影的童景文、广影的张起旺）和我的老师（长影的郭镇庭、广影的尹志）带着我们一行，租用了渔家一条小船，轻悠悠地顺流而下从桂林到阳朔，沿途采踏外景拍摄地。我们自备好粮油食品，跟渔家一起生活，历时三天两夜。
一路上，漓江山光水色尽收眼底，似如梦幻的仙境，令大家如醉如痴。一路看来，朝晖夕阴，变化万端，黄昏、黎明、晨曦、烟雨、雾霭，千姿百态，风光绚丽多彩。各人取景、记录、绘画，一面行船，一面构思未来影片的展现和表现。“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风景胜桂林”，如此青山秀水作为外景拍摄点，激起大家诸多的创作情怀，融入无限兴奋之中，都感到未来拍成的影片一定会很好看。
苏、乔、童、郭等一经合计，当即拍板选定：以书童山下作为“砍藤落水”、“我落石崖顺水漂”两幕的场景；以木龙洞作为漓江河畔对歌台；以临桂县五通茶山作为采茶姑娘在茶山走，“神仙听歌下凡来”一幕的场景；以徐悲鸿故居小河畔作为定情时“斧砍江水水不离”一幕的场景；以大榕树下作为抒发“连就连、我俩结交定百年，哪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情感的场景……
此后，电影《刘三姐》拍摄成功，饮誉海内外。“影片介绍了桂林、阳朔美丽的风光，蜚声四起，一夜成名。千千万万的游客慕名而来，在声誉上、经济上都大受裨益，这是当初人们没有料到的。”阳朔县委书记如是说。你知道吗？那棵著名的大榕树，现在已经成为当地的旅游文化品牌，每年为阳朔县创造出800万元的经济收益呢！
黄婉秋出演刘三姐
经过初步遴选，拟饰演刘三姐的有：傅锦华（广西彩调剧团）、尹羲（艺名“小金凤”，广西桂剧团）、黄小曼（广西话剧团）等，其它演员则于1960年5月3日由南宁远赴长影准备试镜头，一待三姐一角确定后，先行拍内景，再到桂林拍外景。
这几位刘三姐候选人都是广西大会演中刘三姐一角的佼佼者，又是剧团的名旦。其中，广西彩调剧团的表演艺术家傅锦华是刘三姐一角的第一人选。但在所试镜头送至自治区党委审看时（由副导演姜树森专程由长春送样片回南宁），领导觉得她唱歌时口型太大不好看，形象不尽如人意，要求换人。
关于广西要求换主角的问题，摄制组报告了时任长影厂厂长亚马同志，他果断地决定：按广西区党委意见改换，重新录制唱段，重新拍摄已经拍摄的部分内景，所短缺的“矮克发”（AGFA）彩色胶片（一种国家进口严控物资），则由厂里调剂给予补足。当时，有人推荐过云南歌舞团的杨丽坤，可是苏里导演始终未同意，他坚持要启用广西本土演员。踌躇之时，苏里想到另外一个人，她就是桂林市的“刘三姐”黄艺琼。黄艺琼原定是饰演舟妹（歌舞剧中称“兰芬”）的，且舟妹一角已经试过镜头顺利通过了。苏里想：她聪明伶俐、天生丽质，体形小巧玲珑，表现起来无拘无束、落落大方，气质之中还有点野气——这，正是刘三姐的形象，刘三姐的气质。于是大胆决定启用她担任刘三姐一角。苏里和蔼地问她：“黄艺琼是你读书用的名字吗？”“不是，我原名叫黄婉秋，15岁那年到了剧团，因为学艺，所以剧团老师给我起了艺名叫‘艺琼’。”“那好，我让你恢复真面目，往后，大家就叫你‘婉秋’好吗？拍电影就用‘黄婉秋’这个名字。”婉秋乐意地应允了。
苏里让黄婉秋试两段刘三姐的戏。先来“绣绣球”一场。苏里故意没有给她多讲戏，以试试她的创造力和应变能力。
长影第三摄影棚里众目睽睽，有人暗中为她捏了一把汗：她还不到17岁呢，而且从来未见过拍电影，更不用说参加拍电影了。
只见婉秋从容地走出来，坐到床前，手执绣球轻轻地绣着，一曲情歌脱口而出：
花针引线线穿针，
男儿不知女儿心。
鸟儿倒知鱼在水，
鱼儿不知鸟在林……
摄影机“沙沙”作响，我们推着摄影移动车对准了她——中——近——特。一张红脸，羞答答；一双传情的眼睛，含情脉脉。“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太棒了！”有人失声大叫。大家暗暗地为她喝彩，苏里窃喜。
接着又试了一段“三姐骂财主”的戏。婉秋定了定神，酝酿好情绪，出场了：怒目圆瞪，双眉横竖，小嘴紧抿成一条缝——跟之前判若两人，三姐怒不可遏地唱道：
多谢了，
多谢你这好心人。
谢你拦路刀一把，
谢你捆人绳一根。
一阵冷嘲热讽、嬉笑怒骂，把地主骂得无地自容，表演出了“歌仙”的铮铮硬骨。苏里暗暗称道，“好一个高山上的红辣椒！好一个活脱脱的刘三姐！”传说中的刘三姐不就是这样吗？苏里看看副导演，又看看摄影师后说：“婉秋，你就是刘三姐！”
至此，制片主任宣布，过些日子，班子配齐，搭好摄影棚的景，先开拍内景。
就这样，她——黄婉秋，成了刘三姐，从舞台走出，到了水银灯下……
开始拍内景时，黄婉秋也还不是很适应，苏里就耐心地一点点地教，逐场逐段地讲，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讲戏并做示范。可以说，黄婉秋能把刘三姐这个人物丰满地呈现在银幕上，除了剧本所提供的良好基础和她本人的条件外，苏里导演所付出的心血是一个重要因素。正如人们所说“没有苏里就没有《刘三姐》，没有苏里就没有黄婉秋”。此话绝非夸张。
关于刘三姐的造型（包括发式、头饰及服装）问题，在送审样片时，韦国清（时任自治区主席）就关心地说过，刘三姐不要包头巾。其实，壮族裹包头巾，是比较落后的东西，不要刻意去猎奇，以为是特点加以宣扬，这不好。刘三姐是劳动人民，不宜穿裙子，衣着前可适当加一块小围兜，脚上可穿草鞋（用较好的细麻编织成），显得适当、得体。韦国清强调说，壮族没有特点，依我看“没有特点就是特点”。《刘三姐》主创人员便以此去努力、去探索、去研究、去表现，力争把这个人物塑造好。后来换上黄婉秋饰刘三姐一角的造型得到了广西方面的认可。于是，就成了现在看到的影片《刘三姐》的造型格局。
其他演员如莫老爷、歌迷、李秀才、舟妹则分别由广西话剧团的夏宗学、张宁、徐峻泰和柳州彩调剧团的张文君担任；阿牛、刘二哥、老渔翁、莫管家、罗秀才分别由长影演员的刘世龙、梁音、张巨光、贺汝瑜、李万城担任；陶秀才则由山西话剧团的马担任；两位丫环由广西演员刘凤英、张丽贤饰演。
三个“刘三姐”
1960年7月，电影《刘三姐》在桂林全部外景杀青停机，摄制组人马撤返长影，进行对白和音乐音响录音合成。为了让刘三姐的形象更完美，苏里导演特别邀请我国著名的长影翻译片配音演员张桂兰（曾在上影《红日》影片中饰女主角）为黄婉秋饰演的刘三姐配对白；决定让《刘三姐》歌曲原唱者——彩调剧表演艺术家傅锦华为刘三姐配唱，还让原广西歌舞团女高音歌唱家蔡秀英配唱铿锵有力的高腔调（骂“地主莫怀仁”的歌）。傅锦华（苗族）声音甜美，婉转又带有些“山野”味道，以其独特的民族气质和娴熟、委婉、美妙的歌唱表演，征服了广大观（听）众，赢得了大家的喜爱，她为电影《刘三姐》的成功作出了无私的奉献。2005年6月，在“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当代中国电影音乐庆典”中，她荣获“当代中国电影歌曲《刘三姐》优秀演唱奖”。
对此，人们幽默地说电影《刘三姐》有三个“刘三姐”——即黄婉秋、张桂兰、傅锦华，分别是“表演的”、“道白的”、“唱歌的”三位“刘三姐”。正是有了这三位演员的共同努力，才塑造了银幕上“刘三姐”这个人物形象。
这一“情节”鲜为人知。长久以来，甚至到了今天，许多观众只知道刘三姐的扮演者是黄婉秋，或者说，是黄婉秋演的刘三姐。自《刘三姐》公映至今，歌声传播全球，一晃48年过去了，历史在漫长的误读之后，还了历史本来的真实情形。
躺在担架上导戏
1960年7月，摄制组由长春抵达广西桂林、阳朔漓江畔拍摄外景，驻扎在阳朔县城的“中山纪念堂”。厅堂通铺，自带铺盖蚊帐，厕所、洗澡间均为临时竹木所搭，厨房也是在空地上自己搭盖的，生活条件极其简陋。导演、主创技师和主要演员则住在阳朔饭店，那时虽然没有空调，但条件相对好一点。
在阳朔拍外景期间，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十分匮乏，为保证拍摄工作和日常生活，桂林市特批给摄制组全体人员每人每天2两猪肉（每天用汽车由桂林拉回阳朔），阳朔县委还让县粮食局配给每人每天2两板栗仁（阳朔盛产板栗）以补充大家食粮，摄制组同仁深受感动和鼓舞，决心努力把《刘三姐》电影拍好。
《刘三姐》的外景拍摄大部分是在江面上，本片又是一部古装戏，演员每次做头饰、化妆都要2-3个小时，为抢时间，演员和化妆师不辞劳苦，每天凌晨3点就起床化妆了；因为影片唱歌的地方多，需要使用放声器，演员就跟着放声器的声音速度对着“口型”同步拍摄；又因为需使用20个大型蓄电池（每个蓄电池20多斤重）以及摄影灯光器材等，工作人员必须赶在天亮前，把必要的录音、摄影器材、服装、道具等从住地搬上车，送至约1公里外的江边码头，然后乘机电船到片场，天天如此。一切拍摄准备工作须抢在天亮之前做好，这样待太阳升起时就可以开拍了。从上午一直拍到傍晚8时才收工，然后再由福利景点逆水行船返回阳朔城，行程约两个小时。回到县城驻地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再加上个人洗漱、冲凉、洗衣服，躺下来时已经是深夜12点多了。而制片部门还要研究安排第二天的工作，睡得就更晚了。每天凌晨而起到“披星载月”而归，历时半个多月。
一天清晨，天还漆黑，剧务林辰与制片组其他同志，从伙房里抬出一个装满着刚烧开的开水的大木桶。正把大木桶抬上高坡的公路时，苏里看见抬开水的同志行走吃力，便前去帮忙用力托着木桶，因木桶失去平衡，突然间桶底整块脱落，满满的一桶开水全洒在他的双腿上，腿上皮肤全给烫伤了。“苏导双腿被烫伤啦！”大家立即把他送到66公里以外的桂林市人民医院进行紧急治疗。此时，摄制组也骚动起来，大家十分焦虑不安：这一来，电影将要停拍了，咋办？
未料想，苏里只住了一天医院，接受简单处置后，双腿缠着绷带，第二天就返回阳朔，照样到外景地导拍，这时，大家才放下心来。那些天，苏里都是由大家抬着担架到片场的，在担架上指导拍摄。苏里说：“没有想得太多，那么多人等着，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就把戏停下来，活着就干，死了就算。”又说：“那时候年轻，拍起戏来什么都忘了。”苏里就这样在担架上，每天拿下60多个镜头，因此得了个新外号——“拼命三郎”。
8月的漓江，骄阳似火，热气灼人，气温达40℃。在烈日下虽有阳伞遮阳，苏里光着膀子，双腿还是疼痛难挨，暂时没有戏的演员刘世龙、梁音、夏宗学等专门用扇子为他赶蚊虫、扇凉风；入夜更是痛苦不堪，难以入睡，大家又为他取盆凉水擦擦背，以解暑热。
漓江水中的艰难拍摄
由于影片有相当部分是在江上拍摄，且其中60%的镜头是唱歌的，所以，演员如何才能自如地在江上既较好地唱歌表演，又撑好竹排（筏）划好桨，就成了一道难题，特别是小船在漂流中，晃动摇摆、不听使唤的情形下就更不用说了。于是，大家想尽办法，除了特定环境要展示的全景外，如拍到中、近景镜头时，所有制片、置景、服装、道具人员以及没有戏的演员统统下河去，采取拉、推、拽、牵竹筏或小船的办法，以保证船儿如“行云流水”那样平稳行驶，提供演员演好戏的舞台。那些日子里，工作人员从早到晚泡在水中，皮肤都泡白了，甚至泡出了水泡泡，直至把船上的戏拍成功为止。大家说，为了《刘三姐》，心甘情愿！
黄婉秋不习水性，让她在竹排上表演及唱歌，显然难以完成，何况是过湍急的险滩，极容易发生危险，她虽然经过多次努力去练习，仍然掌握不好。正在为难之时，苏里导演发现了协同我们拍摄工作的一个叫关秀的阳朔渔家姑娘，身材与黄婉秋接近，长得也酷似刘三姐，便急中生智，请关秀姑娘作替身。这位姑娘腼腆地笑：“好，我来当一回刘三姐！”于是，完成了江上漂流。这便有了影片开头——漓江、书童山下，刘三姐被“砍藤落水”——“我落石崖顺水漂……”的歌声自远而近，她凭着手中的一根竹竿，脚下一串葡萄藤，纵横自如地拨开身边的波浪，一路粼波而来，划过急水险滩……
其它的如江上老渔翁收留刘三姐的一组唱段，以及在著名画家徐悲鸿故居畔（抗战时期）的江河上，阿牛哥与三姐划着一只小船轻悠悠驶入画面，含情脉脉地唱：“妹莫忧，浪大也有打渔舟……”“刀切莲藕丝不断，斧砍江水水不离……”等情景镜头，都是工作人员泡在水中，用铁丝轻轻牵动着船儿划行下拍摄完成的。
“对歌”是刘三姐的重头戏。景点就在桂林市中心叠彩山脚下木龙洞前漓江边。在市有关部门和航运局的大力支持下，由市内江河各点调来了350条大大小小的木船，从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桂林医专、桂地师范、部分中学生以及一直跟随摄制组当歌伴的柳州市全国职工会演代表队、阳朔县文工团等召集来1000多名群众演员（加上自发来看热闹、看拍戏的群众约有几千人）。群众演员的服装统统由参加拍摄的群众自己穿来。“对歌”一幕，从当天清晨开始，一直拍摄到傍晚7时许，歌声四起，人山人海，好不热闹。这些群众演员高兴地说，过了一把“电影瘾”。
这中间还有一段“特殊”的拍摄。饰演刘三姐的演员黄婉秋，身高1.60米左右，而与她配戏演刘二哥的演员梁音其身高1.78米，这一高一矮搭配相差近20厘米。如按常规拍摄同一画面，则二人悬殊太大，银幕效果不佳，会显得别扭、不好看，视觉上也不舒服。根据这一实际，经摄影小组建议并得到苏里导演赞同，我们把刘三姐穿的草鞋跟部垫高了3厘米。当刘三姐边走边唱：“不是命，不是生来就命苦……”，镜头由中景推近景时，又在三姐脚下铺垫上一块长木板，让她在木板上慢慢走近。这样，就拉小了高矮差距。亲爱的读者、观众，凡有刘三姐的镜头，演员黄婉秋穿着的草鞋都是已经垫高了3厘米的，我们把她“拔高”了，你看得出来吗？
永远的怀念
苏里是新中国第一代老电影人，他把一生献给了电影事业，为共和国拍出了多部不朽佳作，为中国电影立下了丰功伟绩。可是，苏里却十分自谦，他对别人总是这样说：“我不认为我的影片拍得多么好，拍得多么高明。”他始终把一切处于低调之中，处于耀眼光芒之外。
2004年冬，苏里及夫人应邀来南宁过冬，自治区人大副主任邱石元拜访过他，后来邱先生撰文《怀念苏里同志》说：“我们这一代就是看着他的电影，唱着‘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的歌曲成长起来的。”又说，“我告诉苏老，看《平原游击队》至今已半个世纪了，影片快结束时，李向阳手执双枪击毙日本鬼子松井队长那个场面在我的脑海中印象仍然十分清晰。苏老连忙说，那是郭振清（饰李向阳）、方化（饰松井）同志演得好。”
夏衍同志曾指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影片，是我国农村题材划时代的作品。”苏里说：“那是马烽（山西作家，《年轻人》影片编剧）写出的好剧本。”“演员金迪（饰孔淑贞）、李亚林（饰高占武）、梁音（饰曹茂林）演得好。”“歌曲好听，是乔羽写的好词；张棣昌谱的好曲《人说山西好风光》、《樱桃好吃树难栽》；演唱是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富含感情唱出的山西味儿！”
《刘三姐》影片好看、歌好听、山水美、景观靓、人漂亮，（《刘三姐》影片于1963年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最佳音乐奖、最佳摄影奖、最佳美术奖、最佳配角奖等）这是广大观众认同的事实，可是苏里却这样说：“那是乔老爷（指编剧乔羽）的功劳啊。”“还有雷振邦（作曲家）、摄影师小郭（郭镇庭）和尹志、美术师阿童（童景文）和起旺（张起旺），包括黄婉秋、傅锦华以及大家所作出的努力！”苏里惟独没有说他自己，把一切功名都推开。
苏里为人坦荡、胸无芥蒂、平易近人，“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讲，他可能纠正你，但绝对不会出卖你。一切本本分分，一切自自然然，不须设防，不须作态。”（乔羽：《我的老大哥苏里》一文）苏里平时生活简朴，一身布装衫，个子不高，略瘦，右脸有一块较大的胎记，看起来实实在在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以致出入宾馆饭店会闹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笑话来。1960年初，苏里在拍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影片后，为《刘三姐》之事首次来南宁，有关部门安排他入住明园饭店（当时南宁最好的饭店之一）。一天，他外出买了些民族服饰花边和简装的民族图案资料，回到饭店门口时，却被门卫拦住不让他进去，说什么都不相信他住在这儿，还拉着他到值班室一再盘问，把苏里弄得哭笑不得，不过他并不生气，反而一直耐心等候来人接他。后来，警卫团团长赶来了，惊奇地说：“苏里同志，怎么是您？”这才解了围。原来这位团长是当年苏里的警卫员。这时，警卫团长和饭店经理向他道了歉，批评战士没有礼貌，错待了客人。后来，苏里由南宁去桂林，之前南宁已有电话告之请榕湖饭店派车到火车站接人，没想到在车站里，又发生了“接不到人”的尴尬笑话：当列车将要到达桂林站时，苏里从中铺上跳下来收拾行李准备出站，一不小心，衣袖被撕了一个大口子，缝无法缝，卷又卷不到一块，他便索性撕了下来，这就使他看上去真有点“衣衫褴褛”的样子。列车到站后，苏里下了车老实巴交地站在站台上，等候车子来接他。而站台上确实停着一辆漂亮的小轿车，但直到出站的旅客陆续走光了，轿车上的司机巡视了四周也没认出苏里来，就把车开走了，回到饭店向领导报告说，没有看见苏里。苏里没等到来人，只好雇了一辆三轮车自己到榕湖饭店。在服务台登记入住时，又被盘问。服务员打量了半天这个穿着半只袖子、脸上又有一块黑疤痕（胎记）的来人，看了看介绍信后，便搪塞般地给他随便安排了一间普通双人间。苏里啼笑皆非，但是他还是没有发脾气。第二天，桂林市领导和桂林步校（即今陆军学院）校长陈海涵少将、政委王衍峰大校——苏里“抗大”的战友，来到饭店看望他，这才帮他重新调换了较好的房间。
苏里为人和蔼，与群众（摄制组同事）打成一片，他关心别人胜过他自己，没有一点大导演的架子。1962年1月，笔者随苏里（还有制片、场记、摄影、录音、美术等技师）由长春到山西，为拍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与作者马烽先生商谈修改剧本和初选外景的事，一同到了大同、榆次、洪桐、临汾和候马市。苏里资深级别高，享受软卧待遇，可是，他始终坚持与大家乘坐硬卧、硬座，这样，可以和大家一起开心。他把软卧的差价额全部补贴给大家做伙食费，那是国家困难时期，大伙深受感动。
1961年六七月，《刘三姐》摄制组由长春到桂林拍外景，每次出行，苏里都以同样的方式，将省下来的车钱，叫制片部门发给工人老师傅去买樟木箱。每个3元钱，一次能买许多个樟木箱，工人师傅很感激他。
日月如梭，电影《刘三姐》的摄制已经过去了48年，在此，我们十分怀念离我们而去的共事合作者：导演苏里，摄影师郭镇庭、尹志，作曲家雷振邦，制片主任孙明珠，化妆师解宝琴，照明师周化中、白智，演员张巨光（饰老渔翁）、贺汝瑜（饰莫管家）、马（饰陶秀才）、李万城（饰罗秀才）等12位先生，并向他们致以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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