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史馆 王向田
清华大学自1911年建校以来，因经费充足稳定、办学理念明确等原因而成长迅速，到30年代已从一所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变为国内大学中的后起之秀。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这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七七”事变的硝烟战火使清华大学正常的校园生活被无情打破。随着日军军事行动的加剧，清华师生抛弃了和平解决事件的幻想，他们纷纷离开北平南下，踏上了克服重重困难艰苦办学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道路。北平沦陷后清华大学被日军掠夺、占领，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试图保护校产的目的落空，学校成为日军的兵营和伤兵医院，学校设施、仪器设备、图书均遭受浩劫。
一、事变初期，清华师生静观变化
从“七七”事变发生至7月14日，清华校园内尚属平静。当时正值暑假，清华一、二、三年级学生在西苑兵营集中受军事训练，土木系大部分学生正在山东济宁实习，四年级已毕业学生，为谋职业及准备研究院与留美公费生考试，留校的约有二百余人，教职员除少数南下参加庐山谈话会与作短期旅行者外，大部分仍留校中。
清华校长梅贻琦恰好在7月6日离开北平去江西参加庐山会议。“七七”事变后，关于园内经过情形，皆由同人通信相告。7月10日，潘光旦、沈履急电梅贻琦校长“教育部周次长急转梅月涵校长鉴：连日市民、学校均镇静。各方安，乞释念。”潘光旦当时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任学校教务长，沈履是清华大学秘书长，二人事变时均在学校，负责维持校内秩序。学校“……因地处平西，毗连宛平，当七七之夜，敌人进攻卢沟桥，枪炮之声，校内清晰可闻”，但在日军“不扩大”的烟幕下，人们在观望、判断事态的程度和发展走向，并对事件的和平解决报以希望。校内秩序如常，他们并没有急于催促梅贻琦返校。
清华外文系教授吴宓时住清华校内工字厅，7月8日、9日、11日、12日均闻炮声。7月13日，吴宓进城，7月14日上午9：00再次进城，在常去的凌风号理发店理发，之后与姑母午餐。下午2：00乘车返校。可见其时出入校园比较容易，且与城内交通正常，甚至理发、与长辈聚餐之类的生活琐事均如常进行。然而平静的外表下是对时局的忧虑和对前途的茫然，战争的阴云使吴宓对清华园中曾经的和平宁静生活产生了深深眷恋，他在13日日记中写到：“于9：00入城。……乘2：00汽车回校。3：00抵宓室，觉其凉爽静适，真如仙境。蝉鸣鸟语，亦至可悦。念时世之危难，战事之紧迫，如此佳地，如此清福，又岂可多得？”
7月11日，同赴庐山谈话会的胡适亦由他人处得到潘光旦传出的清华消息，较为详细，遂密电转告梅贻琦：“沧州饭店梅月涵校长，学密。裴君电告由温德君转述光旦洗（原文如此）清华平安，仅有日兵官来问有无军器，并欲购校马，并劝告校款勿外汇，以免谣传被日军提取。职员出入无阻，携物者须经检查，据云日军尚有礼貌，人心稍安。”在“不扩大”的烟幕下，在未占领北平之前，日军表现得“尚有礼貌”。清华校园似已被日军控制，因而“携物者须经检查”。
二、大战来临，清华园内积极应对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