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晚六时许，秦皇岛市海洋与渔业局副调研员曹现锋审核完监测数据表，长舒了一口气，“今天近岸海域9个重点监测点位，依旧稳定在一类海水水质”。
他说的近岸海域9个监测点，还不完全，他们还同时监测秦皇岛市17条入海河流水质。6月下旬，秦皇岛进入旅游旺季，每天傍晚汇总分析近岸海域9个重点监测点位和周边入海河流的监测数据，成为他的重要工作之一，一旦哪一条入海河流的数据出现异常，他就要立即反馈给市生态环境局，启动倒查，“迅速查明数据异常的原因，是天气原因，还是有超标排放？”
幸运的是，6月下旬以来，近岸海域的9个监测点位一直稳定在一类海水水质，所以倒查机制今年还没有派上用场。
曹现锋是位“老海洋”，1994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跟秦皇岛的1805平方公里海域打交道，“9个监测点位今年一直稳定在一类海水水质，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的最好成绩，这说明，近岸海域综合治理这场翻身仗，秦皇岛现在的战绩非常不错”。
北戴河新区天马浴场，如今天蓝滩净水更清。摄影/新京报记者 赵磊
破局：两千多名河长上岗
秦皇岛市位于渤海湾中心地带，拥有1805平方公里海域，海岸线长162.7公里，是渤海综合治理攻坚的重点区域之一。
曹现锋回忆，他1994年参加工作后，北戴河及邻近海域的海水浴场海滩，沙质逐渐变粗，宽度也从上百米束窄为几米，个别海滩接近消失。特别是2009年前后，北戴河近岸的海水水质也开始不断下降，赤潮、绿潮、水母等典型生态灾害频发，使北戴河的滨海旅游业和周边的海水养殖业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渔民谭先生对2009年6月的那次赤潮记忆犹新，“6月初海面上开始漂浮着一些带状黄色的东西，起初我们并不在意，但是后来发现，凡是黄色东西经过的地方，养殖的扇贝就会死亡或是停止生长。”他记得，当年秦皇岛市委市政府组织成立了多个工作组，最终查明，杀伤扇贝的“罪魁祸首”，是海水里突然增多的微微型光合浮游生物。
而导致微微型光合浮游生物增多的原因，则是因为之前秦皇岛下了一场大暴雨，暴雨过后发生了大范围由夜光藻引发的赤潮。赤潮消亡后，死亡的夜光藻沉入海底，经细菌分解成为微微型光合浮游生物快速繁殖增长的温床，微微型光合浮游生物含量增高造成水色异常。赤潮期间，夜光藻大量繁殖，抑制了扇贝生长发育所需的基础饵料硅藻和甲藻的生长，以致扇贝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因此生长停滞乃至于死亡。
“这次事件，让我学会了两个专业术语，赤潮和微微型光合浮游生物。”谭先生说，这次赤潮只是一个开始，之后，他对赤潮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夏天下海游个泳，上来身上总会粘些东西，油腻腻的，不舒服。开始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搞清楚，这就是赤潮造成的，海水中微小藻类和它的分泌物附着在人的皮肤上，就会出现这种油腻感。”
“作为海滨城市，生态是秦皇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本钱。”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科长李悦鸿说，治海先治河，河净则海清，改善近海海域水质，首要的任务就是治河。秦皇岛河流众多，其中17条独流入海。近年来，虽然对17条入海河流采取了不少整治措施，但因缺乏领导责任追究机制，效果始终不尽如人意。局面直到2015年6月，开始转变。
2015年6月，《秦皇岛市推行“河长制”管理实施方案》出台，全市“任命”了31名市级河长、109名县区级河长、2099名乡村级河长。
李悦鸿说，上述2000多名四级河长，“承包”了17条入海河流的每个河段、每米河道，“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按流域划分，全流域包干，每一条入海河流的每一片、每一段，都有专人负责”。
例如17条入海河流之一的戴河，秦皇岛市委书记孟祥伟任市级河长；戴河流经的抚宁区、开发区、北戴河区、北戴河新区等四个城区的“一把手”，分别担任县区级河长；流域内所有乡镇、村落的党支部书记，则分别担任乡级河长、村级河长。
春夏之交，水鸟在北戴河湿地广阔的海岸线上觅食、嬉戏。图/秦皇岛市委宣传部
两年问责失职河长21人
在曹现锋看来，“河长制”最为关键之处在于，解决了领导责任追究机制问题，“一河一策，17条入海河流的每一条，都有厚厚一本‘一河一策’实施方案，流域内哪一段、哪一片的河长是谁，全都登记在案。所以如果哪一段、哪一片出了问题，该问责谁，一目了然。”
据其介绍，近两年来，秦皇岛市已问责各级失职河长21人。
去年12月4日，秦皇岛市纪委监委点名通报，秦皇岛市海阳镇郭高庄村党支部书记高东海作为郭高庄“村级河长”，对企业偷排废水问题监管不力，未及时发现水质污染源，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处以党内警告处分。
今年6月14日，秦皇岛市纪委监委再次点名通报，村级河长、秦皇岛市卢龙县蛤泊镇莲花池村党支部书记马立丰于去年12月踏河巡查时，未发现某公司污水溢出直接排入河道，造成饮马河口水质超标严重，产生严重负面影响，马立丰也因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7月20日，秦皇岛市政府召开全市大气、水环境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议，市长张瑞书在会上放了“狠话”。
“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根源在人。”张瑞书说，“要严格督导考核，狠抓一批反面典型，全面追责，严肃问责。”
那么河长究竟应该怎么当？怎样才能不被问责？
秦皇岛市抚宁区榆关镇党委书记翟旭东说，最佳方法只有一个，徒步踏查，“‘河长制’启动之初，市领导就要求，全员到一线去，用脚丈量，不落一米。”
榆关镇毗邻戴河，镇内戴河支流的总长度达75公里，比戴河主河道还长，所以全镇54个村全部纳入了河长制。作为乡级河长，翟旭东既要对榆关镇所有戴河支流的水质负责，还要管理54名村级河长。
而且，戴河的市级河长是市委书记孟祥伟，三天两头徒步巡河，“榆关镇的戴河支流，孟书记都走遍了，有的时候是明察，有的时候则是暗访，直到看到批示，我们才知道，孟书记来过了。”翟旭东说，自从当上乡级河长，他天天入村，一天看不到河水，心里就不踏实。
秦皇岛市水务局统计了一组数据：至今年6月，市级河长踏河74次、县级河长踏河1153次、乡级河长踏河5510次，其中市级河湖长发现问题315件，全部及时进行了交办处理。
参照河长制，2017年，秦皇岛又启动了三级“湾长制”：市领导任总湾长；沿海各县区主要负责人担任本辖区湾长；海岸沙滩管理和使用主体担任基层湾长，89名湾长“分包”了全市162.7公里海岸线。
北戴河新区海洋与渔业局科长谢志伟就是一名基层湾长。他说，当湾长跟当河长相同，最佳工作模式唯有徒步踏查，“‘湾长制’刚开始启动，局领导就跟我说，‘湾长制’的目的是打通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不仅要盯牢入海排污口，还要严防垃圾入海，哪怕是一个矿泉水瓶、一个塑料袋都不能放过，所以只能沿着海岸线一步一步走，脚走到了，工作才能达标。”
谢志伟所在的科室，负责戴河口到新开口60余公里海岸线。2017年以来，这60余公里海岸线，就是他们科室的“开放式大办公室”，所有人每天分段走海岸线，必须把60余公里全部走一遍。特别是旅游旺季来临之后，“每日四巡”，清晨、上午、下午、晚上，各走一遍。在沙滩上走一步，付出的体力相当于柏油马路上的两三步，所以去年一个暑期走下来，谢志伟的体重从105公斤，减到了80公斤。
入海河流水质监测，重要功能区海水监测全覆盖。图/秦皇岛市委宣传部
高难度“大目标”
“对于海洋来说，最大的污染源来自岸上生产生活产生的污水、垃圾。”曹现锋说，2015年河长制启动后，市领导大会小会上经常讲“四治”：治海先治河、治河先治水、治水先治污、治污先治源，“就是说，近岸海域综合治理这场仗，胜败取决于能不能控制住岸上的污染源，污水、垃圾等等。”
为此，秦皇岛提出了一个高难度“大目标”——“不让一滴污水入河”，《涉水重污染企业退出实施方案》《划定畜禽禁养区限养区的规定》等配套规章制度相继出台。
可是，造纸、淀粉、养殖……大小涉水污染企业和养殖场，密集分布在各入海河流的两岸，这些企业的关停、整改，成为横在“大目标”前面的第一个难题。
位于戴河沿岸的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小米河头村曾经是一个养殖业大村。十多年前，村党支部书记高俊平投资150万元，建起了村里的第一个生猪养殖场，“当年我就是把自己树成了样板，大伙看到我养猪赚钱了，开始跟进，79户村民先后建起了总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的养殖圈舍，全都立在戴河岸边。”
河长制实施后，戴河沿岸成为禁养区，所有村民的养殖圈舍都要限期拆除。
“村民们有情绪”，高俊平说，“不少村民问我，当年号召大家发展养殖业的是你，现在动员大家拆除养殖场的还是你，昨天让我们建今天又让我们拆，怎么能这么干？”其中，反映最激烈的村民是高俊平的大儿子，“他大学毕业后，我没让他找工作，命令他回老家跟我养猪。他问我，知不知道拆掉养猪场损失有多大？心里还有没有数？”
高俊平跟大儿子激辩了两天，最终“胜出”，“我的理由比他充分。我问他，看没看到村里的所有养殖场，粪便、垃圾都往河边堆，养殖废水基本上直接排入了戴河？外乡人送给我们村一个称号——‘臭庄’，因为闻着臭味就看到我们村了。戴河里有鱼，可是吃粪便、垃圾，喝废水长大的鱼，你敢吃吗？他答不上来。”
高俊平的养殖场，是全村规模最大的养殖场，养殖规模千头以上，带头拆除后，其他养殖户开始“松动”。半年时间不到，79户村民的4万多平方米养殖圈舍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戴河生态园，建起了亭台楼阁，河里种满了莲花。前不久，有投资方看好整体环境，要在这里建项目。高俊平说，听到这个消息，村民们都乐了，“因为发展旅游业，经济效益应该不会比养殖业差”。
跟拆除养殖场相比，涉水污染企业的关停、整改，难度更大。17条入海河流之一的饮马河，一度受困于这个难题。
饮马河位于秦皇岛西南，发端于卢龙县东南部。提到卢龙，这里的卢龙粉丝历史悠久，早在清朝咸丰年间，民间就已经开始生产粉丝，这种手工作坊形式的粉丝生产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所以，卢龙县成为甘薯加工大县，每个村都有多个甘薯加工家庭作坊。可是，甘薯在加工成淀粉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废水——“粉浆水”，有机物含量非常高，流入河流或渗入地下，对饮马河水质造成了严重污染。以前，每到甘薯加工季，卢龙县几乎每个村里都是粉浆水遍地流。
“河长制”启动后，秦皇岛市投资4.1亿元，实施了“卢龙县甘薯加工废水集中收集治理”等四大工程，饮马河水质有所改善，2016年，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三项指标同比分别下降27.8%、55.4%、53%。下降幅度虽然不小，可是饮马河水质仍为劣Ⅴ类水体，并未完成“消除劣Ⅴ类水体”这一年度工作目标。秦皇岛市启动了问责程序，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
2017年，卢龙县下了“重手”：调整种植结构，压减淀粉型甘薯种植面积，引导种植户由淀粉型甘薯向鲜食型甘薯转型；明令所有种植甘薯的散户，全都不允许在家里加工甘薯淀粉；推行甘薯加工企业、大户“集中收购、集中加工、集中处理”模式，全县建成57个粉浆水收集池，企业、大户在粉浆水收集池周边集中加工，把粉浆水抽到池子里面，然后再集中处置。
2017年10月，饮马河水质终于退出劣Ⅴ类，成为秦皇岛市最后一条退出劣Ⅴ类水质的河流。
据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统计，至去年6月，全市先后取缔拆除涉水重污染企业115家，关停违法涉水企业106家，关停、整改临河养殖场2317家。
自古村庄大多依水而建，农村的生活垃圾也是影响河流、海洋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2015年“河长制”实施后，秦皇岛市推出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攻坚战”。秦皇岛市抚宁区榆关镇党委书记翟旭东说，榆关镇的涉水污染企业和养殖场比较少，所以他没为这两个难题感到“头疼”，可是，“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攻坚战”却令他绞尽了脑汁。
按照攻坚战的要求，榆关镇必须做到“全域保洁无死角，垃圾不出村，村里垃圾不入河”。“开始时有的村民抵触，认为农村垃圾历来都是随手扔，现在不让乱扔了，那么该往哪儿扔？”翟旭东说，榆关镇修建了垃圾收集站，购置了垃圾运输车，还为每个村分发了垃圾投放桶和收集车，在村里设立了垃圾回收点，聘请了专业保洁公司，解决了“垃圾往哪儿扔”的问题。
可是，还是有个别村民随意扔垃圾。“怎么办？只能严防死守。”翟旭东回忆，2016年自己的“火气很大”，经常发脾气，徒步踏查时看到哪个村里有随意堆放的垃圾，就召集所有村干部召开现场会，如何整改每个村干部都要表态。严防死守两年多，到了去年，每个村都大变样，“环境变好了，村民们的观念也随之改变了，认为农村就应该是这个模样。还有一些村民自愿担任‘民间河长’，盯守河道垃圾。前几天，一个村民偷偷往河道边扔垃圾，被一个‘民间河长’发现了，骑着电瓶车追出了一公里。”
斑海豹、梭子蟹与大对虾
秦皇岛实施“河长制”已有四年多，北戴河新区海洋与渔业局科长谢志伟感觉，现在海水里的一种褐色海藻大幅度减少，“我们经常要清理这类海藻，原来每天会清理百八十吨，现在一天下来也就一两千公斤，下降幅度非常大”。
河北省海洋地质资源调查中心海洋环境实验室刘科长分析说，褐色海藻大幅度减少，表明海水水质有了明显改善，“海藻繁殖需要营养，如果海水里的藻类过多甚至疯长，说明海域水体富营养化程度超过了正常生长需要的水平，水体中N、P等营养盐含量过多，引发水质污染。”
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科长李悦鸿表示，数据表明，近岸海域的海水水质已经有了根本性好转。今年海水浴场I类水质达标率达到98.6%；1至5月，全市10个国、省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100%；截至目前，未发生赤潮、绿潮等生态灾害，“很多年没有见到的辽东湾斑海豹今年又出现在渤海湾近海区域，栖息的鸟类也比往年增多。环境好了，动物们也跟着高兴。”
辽东湾斑海豹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对海洋环境要求非常苛刻。今年3月、5月，“挑剔”的斑海豹接连现身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阿那亚海滩等地，时而在海里嬉戏，时而在沙滩上晒太阳，引来不少游客“围观”。
曹现锋说，跟着高兴“回归”的动物不仅有斑海豹、鸟类，还有多年不见的梭子蟹、渤海大对虾、牙鲆鱼、塔目鱼等等，“动物是生态环境的鉴定师，‘河长制’以及‘不让一滴污水入河’源头治理，促成了海水水质根本性好转。”
不过，海洋生态的修复不止在岸上，还有海洋生物底栖环境修复和海洋生物群落恢复，“大海是滋养生命的母亲，但它的乳汁并不是取之不尽的，所以我们必须用实际行动反哺海洋。”曹现锋说，现在全市建有8处国家级海洋牧场，一块块生态修复和资源增殖功能兼具的人工鱼礁科学布局堆放，这是为鱼虾搭建的人工“家园”。目前，秦皇岛已经建成以人工鱼礁为主的现代化海洋牧场示范区5.8万亩。此外，由于养殖扇贝会形成粪便等排泄物堆积，影响海洋生态，所以海港区、北戴河区、北戴河新区洋河口以东的浅海扇贝养殖已经全部退养，“多策并举，相信高兴‘回归’的动物会越来越多。”
新京报记者 王姝 摄影记者 赵磊
编辑 丁天 校对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