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新作《北流》（载《十月·长篇小说》2021年双月号3）是一部有着自觉的方言化语言追求的小说，“在当下这样一个现代化趋势显然已经呈不可逆状态的情况下，纯粹的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方言很可能早已荡然无存，……通过这样的一种方言方式所试图达到的叙事意图，就很显然带有不容忽视的文化对抗的意味。作家试图以如此一种方式对抗的，正是隐藏于‘官话普通话’之后的某种大一统意志。”①既然方言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已经处于日渐消失的境地，那么，虚构某种方言以实现文化对抗，就是一件无可厚非的无奈选择。但与此同时，我们却也应该注意到，仍然有一些作家，甚至在一种抢救方言的意义层面上，尽可能自觉地进行着不无悲壮色彩的方言写作。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就是林白的这部《北流》。
事实上，对隶属于南方粤语系的北流方言的自觉征用，乃是林白长篇小说《北流》语言层面上最突出的特点之一。首先是从正文部分一开始，就已经出现并贯穿全篇的《李跃豆词典》。但与一般意义上注重于语词释义的词典不同，《李跃豆词典》虽然也名为词典，其实际的功能却只有一项，那就是，尽可能忠实地完成北流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语义转换，或者也可以说，是用普通话对北流方言给出一种信实的语义解析。笔者虽然是典型的北方佬，从来都没有过在粤语地区生活的经验，但仅仅是在书面上了解《李跃豆词典》中的这些语义转换，却也觉得北流方言的很多表达，不仅形象、生动，而且也直指事物的本质。比如，通过“湴钳”一词，我们便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螃蟹张牙舞爪的那副样子。“架势”一词，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神气”的物质化表现。“千祈”一词，则巧妙地借用了浓烈的祈祷语气以强调传达出了“必须、千万”的意思。其他如“过云雨”、“消口”、“硬壳虫”、“革硬”、“塞水”等等，这一方面的特点也都相当突出，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在一部长篇小说中，林白之所以要如此这般煞费苦心地专门编制一个旨在完成语义转换的《李跃豆词典》，主要还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普通话和包括北流方言在内的地方方言之间，所处地位完全不对等的缘故。与相对弱势的地方方言相比较，普通话拥有某种压倒性的体制性优势。对此，出身于北流的作家林白，真正可谓有着真切的感受：“我们县城有很多解放海南岛时留下来的军人，他们都是北方人，说普通话，逢年过节包饺子，他们个子高，子女肤色白，和我们大不同。我们叫他们‘捞佬’，因他们讲一口我们听不识的‘捞话’。”“对我们而言，北方是另一个世界。”“又因北方意味着政治文化中心，我就向它靠齐了。”②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向北方靠齐呢？“我努力学习普通话，努力使用书面语言，只要我与小伙伴讨论高级的问题，比如‘意志’‘光年’‘散步’，这时我就要使用书面语，而书面语正是普通话变的。我一向认为标准语是高级语言，我们本地话如此地土，如此上不了台面。‘散步’本是平常事物，并不高级，但我们北流向来不说‘散步’，只讲‘行街’，当我说‘散步’的时候，它就摇身一变，变得高级起来。”“我向着普通话标准语狂奔，越过了千山万水，多不容易啊，对一个生长在粤语地区的人，需要脱胎换骨。”③通过作家的这篇文字，我们就不难感受到，北方与南方，普通话与北流方言，在林白这里曾经存在着的巨大差异。很大程度上，唯其因为“北方”和“普通话”不仅象征着中心，象征着更高一级的文明，所以，出身于边缘地区北流的写作者林白，才会不管不顾地向着“北方”和“普通话”一路狂奔而去。具体来说，林白这一路狂奔的结果，就是《北流》之前她一系列小说作品的创作生成。
依照作家的自述，她方言写作观念的觉醒，与在香港时的一次经历紧密相关：“2016年我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粤语滚滚而来。”④对于这个觉醒过程，林白在《北流》中曾经给出过形象的记述。由于使用了对李跃豆（其实也是林白）来说更加得心应手的粤语，她的演讲便大获成功：“粤语改变了演讲这件事的性质，难嚼的牛排变成鲜花奶酪饼。”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正是由于粤语（母语）的使用，才召唤回了李跃豆许久之前的诸多真切生活经验。正如同“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有了光，才能够把光暗分开，才能够照彻天地万物一样，对于正处于迷惘状态的李跃豆来说，粤语或者说北流方言的出现，彻底打开了她与世界，以及自我生存经验之间的关联，既可以使她在香港从容地进行演讲，更是为她展示出了小说创作的某种开阔路径。很大程度上，正是在香港作家工作坊的如此一种经历，给了李跃豆以充分的启示，那就是，她完全能够大胆地征用北流方言来展开自己的小说创作。
关于小说创作和地方方言之间的关系，前辈作家多有论述。比如，汪曾祺在《小说技巧常谈》就专门讨论过方言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⑤在这篇文章中，汪曾祺先生一方面强调对地方方言的使用，但在另一方面，他对于方言使用的态度又是非常谨慎的。实际上，汪曾祺在地方方言使用上所持有的谨慎态度，在文学界可以说有着相当普遍的代表性。与这种明显过于保守的小说方言观相比较，国内文学界近些年来的小说创作其实已经多有突破。典型的比如金宇澄的《繁花》与张忌的《南货店》。这两部作品对吴语的使用，不再是局部和个别的语词，而是变成了一种句式和腔调上的整体性运用。
值得注意的是，林白在《北流》中对方言的运用要更为大胆、更具突破性。在《北流》之前，除了韩邦庆那部完全使用吴语的《海上花列传》之外，我还真的没有见到过其他任何一部汉语小说能够如此大规模，如此放肆，如此具有侵略性和颠覆性地征用地方方言。比如，关于“散步”与“行街”或“荡街”，《北流》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个语言细节：“散步这个词是书面的，因而是够高级。/本域不讲散步，讲行街，或者荡街。/的确，‘散步’与行街或者荡街很不同，行街或荡街均是玩耍，心无挂碍周身放松嬉皮笑脸……而我们两个，一个高中生一个初中生，一出家门就要紧张起来，简直要一溜小跑。为逃避家务，我先要假装上厕所。快速穿过公路，在落坡处的杨桃树底磨蹭到泽鲜溜出来……然后我们就正式开始散步了。/我们要求自己至诚正经、认真严肃地散步。这件叫做‘散步’的事情，我们赋予它喜马拉雅的高度，然后专注精神沉浸其中——”细细想来，实情也的确如此。同样是随便走一走这样的一件事情，使用“散步”和“行街”或“荡街”的语词方式，所抵达的效果便会明显不同。一个是庄重的严肃的，另一个则是随意的日常的。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普通话与北流方言之间存在着如此明显的区别和差异，所以，林白只有大量而广泛地征用隶属于南方粤语系的北流方言，方才有可能更加全面有效地抵达南方日常生活的纵深处。事实上，也正因为林白在小说写作过程中大胆地征用北流方言，才使得长篇小说《北流》彻底变成为一个北流方言和普通话以有机的方式彼此交织缠绕的文学文本。
然而，无论我们如何强调林白大胆征用北流方言的意义和价值，一个无可否认的现实却是，我们毕竟置身于一个普通话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任是哪一位作家，当他“一意孤行”地征用某一地方方言的时候，都会冒着被大众读者抛弃的危险。对于这一点，林白自己当然非常清楚。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考虑到了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大众接受问题，所以作家才会在《北流》中极富创造性地虚构出了一部《李跃豆词典》。《李跃豆词典》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以普通话的方式对北流方言中相关语词的语义做出相应的解释。对于那些长期生活在非粤语区的读者来说，《李跃豆词典》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进入到《北流》这一北流方言与普通话相互交织缠绕的文本之中。就此而言，那部足以充分彰显林白非同寻常艺术想象力的《李跃豆词典》，其实是万般无奈之下作家对接受者做出必要妥协的产物。不知道其他读者的实际阅读感受如何，反正在我，作为一位长期生活在北中国的，一点都不具备南方粤语系一带生活经验的典型北方佬，在先后两次认真阅读林白《北流》的过程中，肯定是由于有《李跃豆词典》的帮助，不仅没有感觉到接受的障碍，反而会因为作家对北流方言的大量征用而产生一种强烈的“陌生感”。而“陌生感”或者“陌生化”，在俄国形式主义者看来，正是文学试图追求实现的一大根本要义之所在。其他且不说，单只是这一点，就已经足以说明林白大胆征用北流方言如此一种叙事策略的艺术成功。
注释：
①王春林《方言征用与乡村伦理道德的“礼崩乐坏”》，载《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5期。
②③④林白《重新看见南方》，载《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⑤汪曾祺《小说技巧常谈》，见《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2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