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过去了。午夜梦回，我常常想，中国农民，是最值得信任的农民。他们是中国工业经济起步、发展的奉献者，也是中国工业经济起步、发展的牺牲者。
1965年我考上大学，有位叔伯拉着我的手说：大郎啊，你将来要是当了官，千万要记得为我们移民说话！
大学毕业后，我成了新闻记者。移民家庭的孩子，分外珍惜机会，特别吃苦、肯干。我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评上了全国劳模，得到了“范长江新闻提名奖”，也真的当了“官”了——从广电厅总编室副主任开始，我担任过浙江省信访局局长、民政厅副厅长。我的名字在移民中间传开了，我家一度成为新安江移民的上访中转站。他们认为，我是唯一可以帮他们说话的人。
我很痛苦。移民问题太大了。我一介书生，能做什么？我只有一支笔。我开始搜集移民材料。我想写写几十万淳安人以及中国农民的泪水和奉献。
真正促成我写书念头的，是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的邵华泽先生。
1989年8月，我奉命到北京去请邵华泽来浙江讲课。说来有趣，平生第一次见大官，心里还扑扑跳。没想到邵华泽一开口，一口浓重的淳安普通话。老乡啊！我喜出望外。再一讲，原来老家还是两个隔壁乡的。从老家，很自然地谈到了新安江移民的话题。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就递上了自己搜集采写的材料：《江西省新安江水库移民调查报告》。
我记得当时他眼睛一亮，一口气把文章看完了。他说：写得很不错。
后来，这个稿子作为内参发表了。这也是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历史真相和现实问题，第一次得以向高层直陈。
邵先生说：这段历史还没人写过，要不，你来写？
就这样，我踏上了为新安江移民著书的漫漫长路。
20多年来，我跑遍浙皖赣3省，去过22个县200个村子的1000多户人家，寻访了2000多人，用了8本笔记本来记录他们的故事。每到一地，移民都把我团团围住，想说话的人太多了。
这件事越深入，我的使命感越强烈。我觉得，如果我不写，那么这段历史，终将随着千岛湖的清水飘走、淡去。
2009年1月，《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五十年的报告》，终于由人民出版社和杭州出版社出版了。
淳安县老县长、曾任杭州市副书记的王富生同志说：看到这本书问世，我的一块心病落地了。
这本书能出版，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的结果。
书写完了，我如释重负。我把它当成自己对历史、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对家庭的责任。
爸爸说，我现在就带大郎上坟去！水电站开工那年我11岁。对一个少年来说，那是不能承受的沉重记忆。
淳安县威坪镇松崖古村，是我来到人世间的第一站。
松崖四面环山，一条长渠穿村而过。大巷小弄，平坦得没有一个台阶。通道上是横铺的青石板——淳安人祖传有“不走泥路”的习惯，沙洲相连的田畈，邻里相通的里弄，都铺青石板，富村横铺，穷村直砌。我们村的石板路一直通向最高的松毛岭，上下六千多个台阶全部用最好的青石板砌成。
50岁那年，我带着妻儿重返松毛岭，小船穿岭而过，当年的六千多个台阶，全都沉入了水下。
我们村里，还有四位童家太祖太公建的大宗祠，雕梁画栋，极尽辉煌。据说，水库拆房队见到后都不愿下手。宗祠前有一排四株千年翠柏。家族老人讲：“当时看到新安江水库的水一天天上涌，那四株参天柏树和童家宗祠一天天往水中沉，心真如刀割一样痛。”
昔日淳安，古树连片，毛竹成林，村庄临溪而筑，依山而建，黛墙青瓦。昔日淳安，有耕牛开春尝鲜的习惯，我六岁开始放牛，立春之日，全村百头大小黄牛被赶上东山尖，牛主人把牛鼻套全部卸下，让牛完全自由。那一个多月，是淳安牛最快乐的时刻。
24万移民，几乎人人都对故乡怀着永远抹不去的美好回忆。
故土难离。20多万水库移民，近10万个家庭，几乎家家户户都可以写一本移民的书。我家，就是10万家庭的一个缩影。
1959年4月15日，这一天我们全村人必须全部移走，今后走集体化道路，吃饭在食堂，不该带的东西都不要带。只给20天时间准备。
我和爸爸妈妈忙着一起搬家具、农具，最后一只大橱柜，爸爸跟我说：大郎，你妈腰不好，这只大橱柜就我们两个人抬吧。
从松崖到息村埠码头上船有5里路，当时身高不到一米五的我，抬着100多斤重的柏木橱柜，翻过了松毛岭，不知歇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泪。
4月14日晚上，奶奶和爸爸妈妈坐在堂前的土油灯下，默默流泪。那一晚，村里家家点着灯，家家一片呜咽声。半夜，奶奶突然发话：“我最担心大郎爷爷了，他的坟还在松毛岭脚下，水漫上来，首先淹到他爷爷啊。”
爸爸说，我现在就带大郎上坟去。
我随手拿起了作业本。在爷爷坟前，我点着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替代香纸。我们拜了，念叨了，把作业本都烧尽了，爷爷原谅我们了么？
我一生见到奶奶最悲伤的时刻，是那天清晨的“起锅”。
当我们吃完最后一顿早饭，爸爸拿起柴刀，砸下铁锅一周石灰的一刹那，奶奶“扑通”一声跪在灶头前，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这口灶，伴了奶奶40年，抚育了儿孙两代人，见证了奶奶孤儿寡母的辛酸和苦痛。
我们扶着小脚的奶奶，走上了颠沛流离的移民生活。
特殊背景下的特殊国家行动，时称“移民工作突击放卫星”。如果换个年代，绝不会经历那么多的辛酸。
我到桐庐寻访第一批移民时，他们反映，当时移民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到位的，尽管刚迁来时，移民的房子都没有造好。但移民说：“我们该搬的东西都搬来了，损失么是有一些。社会主义建设嘛，我们理解的。”
当时的口号是：国家不浪费，移民不吃亏。如果能用好每位移民558元的安置费，执行好初步方案“山区移民移山区，平原移民移平原”，那么新安江水库移民会是一项成功的事业。
然而，随着1958年的到来，花了几年时间精心制定的移民规划，在一次会议上就被推翻了。从此，移民行动陷入了无产、无序的一团乱麻。
缺乏科学性的移民计划被批准了，安置经费却一降再降，20多万移民每人大致拿到二百八九十元移民费，最低的只有50元，有的移民甚至至今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移民搬迁叫“洗脚上船”，又叫“行动军事化”，像战士般带上被褥衣服就走。那段时间，新安江上一千多只木船白帆飘动，公路上移民大篷车穿梭往来，公路两旁，携儿带女、肩挑背扛的移民来去匆匆。
水库原计划1960年截流蓄水，1961年发电，施工期限5年。当时美国普列斯托滩水电站也在修建，我们提出要和美国比速度，结果比原计划提前20个月发电。这样一来，7个月内要完成12万人的移民安置，让已经无序的移民工作雪上加霜。
我从淳安移民办的档案里看到，仅1959年2月24日至4月30日的66天内，平均每天迁移186户，736人。时称“移民工作突击放卫星”，当天晚上开会动员，会要开到天亮，早晨开始整理东西搬迁，中午12点钟，全村各户把东西全部搬上船，下午两点，移民的东西运到茶园码头，卸船后装上汽车，当天连夜全部搬迁到富阳。
我的中学班主任厉汉杰告诉我，1959年10月初，他去参加淳安中学运动会，从开化到淳安的路上，几十公里的公路两侧，尽是各式各样的木家具和数不清的坛坛罐罐，像万国博览会。平时难得一见的稀罕物也出现在公路边——明清两朝的千工床，黄花梨木的凉榻，都歪歪斜斜地遗弃在干结的泥田里——当时提出，移民要“多带好思想，少带旧家具”。
我们全家八口人，七人得了血吸虫病。爸爸的棺材起杠了，我捧着爸爸出工不离头的草帽，送他上了山。
翻开当时的记录，真叫人心头沉重：原计划五年完成20余万移民任务，压缩到四年完成，原来确定移向金华、嘉兴、建德三地29个县，一下子主要集中在淳安、开化、桐庐、建德的4个县。从1959年开始，从来没有听说过血吸虫病的五万多新安江移民，被安置到了最贫困，又是重点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开化、常山等地。
我们松崖乡六七百人的大村，被安排在开化县青阳乡几个自然村里。我家和五六户人家，20多人挤在一幢房里，全家人只有一间房。一日三餐，五六个灶头烧起来，整座屋里黑烟弥漫。
淳安人不怕吃苦，怕的是毛主席说的那个“无奈的小虫”。威坪镇蜀埠公社古虹大队移民到常山，大队老会计徐志林伤感地说：“我们蜀埠山清水秀，泉水丁冬响，人人都健康。到了这里，这片土地上到处有钉螺，水中无数看不见的血吸虫让人防不胜防，也不晓得怎么防。不到半年，我们村上六百多人，四百多人都得了血吸虫病。”
1971年，是一个多么撕心裂肺的年份。前一年，我还在大学读书，家人却跟着乡里乡亲搬迁到江西。我知道他们是在开化待怕了，穷怕了——除了奶奶，我们父母兄妹7人，全都得了血吸虫病！直到今天，我的肝脏里还有血吸虫卵。父母起早摸黑，开荒种地，也不知为啥，田里就是不长粮食，我妈挺着肝硬化的身体，风里雨里地摘野菜。一年下来，家里要吃下三百多斤的蕨菜干，只为从嘴里省下米饭，供我们上学。我的知识，是父母用血泪堆积的！
迁到江西，生活并没有好转，母亲却在1971年的8月9日，因为肝硬化去世了。她才48岁，我那曾经那么健康的母亲！
不料61天以后，我又走在奔丧的返乡路上——这次是我父亲，他才50岁！
父亲是突然死去的。奶奶向我哭诉：你妈死后，你爸像丢了魂，特别是9月份开始，村上的移民开始建房，而你爸自从医了两次血吸虫病后，身体就彻底垮了，他看到别人上山砍树，背回来一根根屋料，他就坐立不安，想自己背不动屋料了；又经常从抽屉里拿出剩下的移民安置费，不停地数，不停地自言自语：只剩下二三百元钱，这房子怎么造啊，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大前天早上，天还没亮，你爸点起煤油灯，又拿着那叠钱数，后来就靠在床沿上不动了。
爸爸的棺材起杠了。身为长子，本该捧着父亲的肖像。可怜我父母，一生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给我们留下。那天早晨，我捧着爸爸出工不离头的草帽，送他上了山。
移民们的家搬了一次又一次，最远的，到了新疆石河子。逃洪的人只要饭有得吃，柴有得烧，就满足了。
我遇到的移民，几乎都说：“我们不怪政府，只怪自己遇上的时代不好，移民高潮时正碰上大跃进，而后又连着三年困难时期。”
跃进式的转迁，超常规的安置，使得移民缺田、缺地、缺山林、缺房、缺粮，住草棚，从此积累起大量难以破解的难题。
1959年，移民进入了高潮，对安置地不满意，或者被血吸虫吓坏了，很多移民偷偷回到淳安，掀起了“倒流”浪潮。到1967年，回来的人达到两万人，他们在水库周围搭起了茅棚，到了晚上，点点闪闪的土油灯和煤油灯像星星一样布满了水库四周和山凹、山坞。
那些被移民的惨状吓怕了、不愿意搬迁的村民，水位一上涨，就往山上搬，这叫“后靠移民”。搬家没几日，水就涨上来了，再往更高的地方搬，这山搬那山，一年搬好几次。他们住窝棚，种非法的地，没有一分钱移民费，最后沦为“黑户口”。
我曾经穿过72道山坑，爬上一座岭，找到了1962年从淳安下洋洲搬迁上来的许文涛老人。他指着已经剥裂、残痕累累的泥墙，伤心地说：“我们移民已经50年了，从淳安的沿江边搬到了山头尖，从淳安的砖瓦房住到这泥墙屋。下山参加生产队劳动，踏着过去只有牧童和砍柴的人踩出的一条山路，每天要走破两双草鞋。”这里的生活现在依旧困苦。
“文革”开始了。1966年，也是淳安人灾难沉重的一年。那年暴雨不断，新安江水库的水位达到了历史之最。没有搬迁的4100户、1.93万人，被迫逃洪。逃洪的淳安人，后靠的水库移民，眼看着自己的房屋一座座倒塌，屋顶一个个浮起来，庄稼全部淹没，真是哭天抢地！
那年的12月25日，两列货车哐当哐当，沿着浙赣线向南奔驰。车厢里混装了人、畜和农（家）具。逃洪灾民和经历过多次移民的淳安人，安静地啃着从淳安带来的豆腐干和苞芦稞。他们的目的地，是地处福建、江西交界的黎川县德胜关垦殖场。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奢望了，只要饭有得吃，柴有得烧，就满足了。
第二天，火车在江西与福建交界的广泽火车站停下。四千多男女老幼走下列车，面前白茫茫一片，厚厚的大雪阻挡了去路。那一晚，他们用床板在火车站旁搭起了床。
现在73岁的吴菊花老太太含泪回忆：那晚，我们露天睡在雪地里，六岁的女儿正在出麻疹，受了风，病情加重了。我们被分到德胜关垦殖场的店口分场。爬了两个多小时的雪山，才来到店口。只见几幢竹篾房，糊着泥土。当天晚上，我女儿就死了。第二天一早，我丈夫用破衣包住女儿，带着两个儿子上山。他们扒开雪，挖开一个洞，想安葬孩子，却全身发麻：一大堆冬眠的蛇蜷缩在一起。两个儿子用柴棒拨开数了数，足足有100多条。丈夫紧紧抱着女儿的尸体，自言自语：“这个地方，不能住，不能住。”
淳安人有一句古话：跌倒都要抓一把泥土回家。浙江移民肯吃苦，敢开拓，在穷山恶水中创造奇迹。
50年过去了，新安江移民的数量已经增长到50万人。改革开放的政策，让他们的生活出现了转机。移到徽州的老移民方善贤说：“一句话，国家苦，我们苦；国家好了，我们的生活也好了。”
淳安人有一句古话：不论遇到什么事，跌倒都要抓一把泥土回家。
他们就是凭着这种精神，在缺山少地、穷山恶水中创造出一个个奇迹。开化县树范大队有个“大炮轰不走湖坑人”的故事——淳安湖坑村是个富裕村，当年全村移民到开化，第一次看到肚子像妇女十月怀胎、皮肤像杉树皮一样粗糙的血吸虫病人，吓得生产队长带着大家就往老家逃，半路被拦了回去。没有了退路，他们下定决心要灭钉螺，拼了命开出三百亩田，消灭了血吸虫病，把芒草沙洲变成了良田。邻村的当地人眼红了，想用土炮把他们轰走呢。
不管是在江西还是在安徽，当地人都从内心捣出一句话：你们浙江移民肯吃苦，敢开拓。江西人说，移民种的田产量比我们高，办的厂效益比我们好，你们浙江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可是，直到今天，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移民的生活，还赶不上他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移民前的水准。我采访过两百多个村子，印象最深的一个村：全村47户，156人，田150亩，亩产600斤，37年来只改造了三幢房子，其余都是危房。37年来，村里没有一名高中毕业生。
有人认为，我写的都是过去的事情，没必要再去重复。可我觉得，这段被遮蔽的历史，应当重见阳光。我写这本书，是想总结经验教训，给后人思考——思考如何降低水电建设的移民风险，如何保障移民的生存和发展。
移民搬迁，面临着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网络的破裂，决定移民安置的不仅是简单的补偿与家园的重建，必须制定系统的移民政策，并且通过相关的法律和行政规章来保护移民的利益，规避移民风险。
国外的经验是，移民以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入股水电建设，实行股份制的利润分红，也许将来我们也要走这条路。
关注新安江移民，其实我不是第一人。早在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就给党中央写过一部《关于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的调查报告》的“万言书”，他为此专题调研了一周。从此，党中央、国务院把解决移民遗留问题真正摆上了议事日程。2007年3月27日，江西省德兴市万村乡新村畈移民村的童解放，成了第一个享受国家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的对象，一家五口人拿到了2006年下半年的扶持金1500元。
只有回首新安江移民50年历程，你才会真切感受到今天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多么的正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多么重要 。返回搜狐，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