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欢，陕西西安人，历史学博士，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居深圳，任大学教师。
下午五点半，我带上完辅导班的彭通通回家。太阳还在层云后默默发功，世界白晃晃的，又亮又热。人行道边树木葱茏，每片叶子都在往外冒蒸汽。八月了，岭南夏天精力正盛。我把自己的挎包和彭通通的书包都背在右肩，左手举着遮阳伞，能感到汗珠子在后背像小孩滑滑梯一样往下滚。
走到地铁站，我一把拽住就要下扶梯的彭通通，临时决定在地铁旁的麦当劳解决晚餐。这么热的天，想到要在没空调的厨房里煎炒烹炸我就发怵。彭通通挺高兴，嚷着要吃麦旋风。这个点儿，里面人还不多，我让他先去找座位。
端着吃的刚坐下来，手机响了。是我妈。电话那头环境听着有点嘈杂，再加上她耳背，半天才明白是话费快没了。我挂上电话给她充了钱，突然想到如果没什么事，我妈好像不会在外面这么着急忙慌让我充话费。我心跳骤然加快，复又拿起手机，刚落下去的汗重新冒了出来。
我妈迅速接了：我跟你说，你爸还是要住院复查，我们正办手续呢。
我从机场打车，到熟悉的路口下车，进家属院，看上去一切都没什么变化。毕竟最近一次回家是去年冬天，给我爸办异地住院报销，这才半年多。
刚进门的主路边立着两个从我记事起就一直在那儿的布告栏。从前，我小时候，这是个热闹的所在，各种通知、喜报、快讯，还有单位放露天电影的广告，贴得层层叠叠。这些年需要展示在这里的信息越来越少。真往上贴的，也是象征性大于实用性——最有象征性的就是讣告。譬如现在，偌大的布告栏上就贴着一张，白纸黑字，去世的是材料学院一位老教授。
这是在夏天，冬天回来有时能看到并排贴着两张甚至三张这样的讣告，它们雄辩地证明着小区的衰老。我爸的单位，这所工科院校，前些年在城郊盖了新校区和教工住宅，说是城郊，没多久就进化成了城市新中心，离庞大的新市政府并不远。很多青壮年教师都搬过去了——这年头跟房子有关的事，抢占先机很重要。剩下的，都是像我父母这样折腾不动的退休老人。
我拖着大箱子往里走，下午四点，知了叫得热闹，路上人不多。老家的暑热到底跟南方不一样，干爽。箱子大是因为后面还有一程旅途。离我家楼还挺远，就看见我妈走过来迎我。她跟我爸回来也就两个月，但看上去好像黑了，也可能是瘦了，很久没收拾的花白头发乱蓬蓬的，有点可怜相。好在精神还可以，还要帮我拿包——我特别受不了我妈这样，拒绝的口气有点重，忍不住。没走两步她又问我彭通通怎么样，我说送他爸那儿去了。我妈叹气。我离婚后父母总认为他们有义务和我住一起，帮着照顾彭通通，“孩子可怜”。但我感觉他俩像检查团或观察员，指导工作的同时，随时给我这个单亲母亲打分、写评语，累。所以我由着他们保持候鸟老人的习惯，天热回老家，入秋再到南方。
我家住最里面的单元。走到楼下迎面遇上一个老头儿，缓缓推一辆轮椅，轮椅里坐着个老太太，大夏天还戴一顶毛线帽子。我妈跟老太太打了个招呼。老头儿虽然站着，精神状态看上去并不比老太太强，一副混沌的样子，视我们如无物。走过去我问这是谁，我妈说二单元的石老师你不认识了？老伴中风以后半身不遂好几年了。原先住五楼，跟学校申请搬到一楼了。
我说我想起来了，就是当初设计咱这栋楼的建筑系石老师？我妈点头。
我家住的这栋六层板式老楼落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如今灰头土脸，曾经却也有过风光的时刻。虽然不是那种最宽敞的，房子里铺着红色木地板的“博导楼”“院长楼”，分房时也有大批教职工排队。房管处计算出来的分数排名表，战况胶着，几经修正，在布告栏上贴了撕、撕了贴。而那时刚评上副教授不久的我爸，凭一个部级奖项的加持，竟然最后入围，把我和我妈带向了幸福的彼岸——四楼一套九十多平方米的崭新三居室，户型方正，南北通透。这是我记忆中我爸为数寥寥的高光时刻之一，之后好多年还被我妈拿出来在亲戚朋友们面前介绍、回味。
亲朋来参观新居时，我妈总不忘说一句，这楼质量好，特别好。等人问怎么个好法，她就解释说，学校盖楼一直是让搞建筑土木的教师自行设计，这位石传礼教授，当年掐算出自己大有可能住进这座新楼，主动请缨承担了设计任务，给结结实实配了钢筋添了砖瓦。“不是一般的结实。”
小时候我对这事印象深刻，甚至暗自期待来一场小小的地震，验证下这个说法。虽然并没有，我还是特别有安全感地把新家住成了老家，住到上大学远走高飞。现在看来，石老师也真要在自己的劳动成果里住满下半辈子了。
进家门，我问我爸住院复查的情况，我妈从如何找亲戚托关系住上院讲起，最后说检查项目已经做了七八成了。“上午我去过了，晚上不用陪，明天一早你再去。”我说好。
你爸就那人，胆小，惜命。我妈又说，刘正名给他做了手术没化疗，他心里老是害怕。我没吭声。在广东，我带我爸做了术后一年的复查，一切正常，伤口长得也挺好。可他还想做全身检查，PET-CT，肠镜什么的，我没配合。我妈又说：还是想不开，要我说，活那么长干吗，拖累儿女。
我起身去洗澡。洗了一会儿隐约听见外面有人敲门，我妈开的门。出来我问谁来了？我妈说，还有谁？楼下女人，说卫生间沿着暖气管往下滴水。又批评我：你也是，把喷头位置动了吧？我本来调好的。又说：一年回来住不了几天，净给她开门了！
楼下“女人”我知道，跟我妈一样，都是老太太了。习惯了我家没人住，不习惯有人住，神经过敏。每次我们家回来总有各种理由上楼来投诉，大部分都是解决不了的。楼老了，跟人一样，问题多到只能凑合共存了。垃圾通道早已封死不能用，厨房下水管道说起来更是心酸。前些年我们这个单元，开始是某一家堵，臭水淤出来，疏通失败后，那家干脆把自己家下水道用水泥堵死了。臭水开始从他家楼下或楼上寻找突破口。堵死下水口的人家越来越多。没多久，我妈就在电话里告诉我：“你爸正在厨房和水泥呢。”
她家里人呢？老头儿呢？我问我妈。楼下是我上大学以后调房调过来的，我不熟悉。老头儿不在了。我妈说，有个儿子好像在国外，要么是上海。
晚上我妈睡主卧，让我睡自己房间。从我去外地上学后，我妈就开始跟我爸分房睡。她把我的单人床换成一米五的，写字台扔了，书架挪到客厅里，又搬进来一个小沙发。所以这面目全非的房间，其实并不像我爸当年给我的信里写的那样，“永远是你的闺房”。我在外地读书那些年，我爸给我写过几封信，但打长途寄东西都是我妈。
也有没变的，比如躺在床上透过窗户看出去的一切。还是能看到那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存在着的水泥水塔，也就五六层楼高。还有我们这座古城夏天墨蓝色的清澈夜空。夏夜的声音、气味，都跟二十多年前没什么两样。我也像从前一样用湿毛巾擦了两遍凉席，躺在床上，顺手把空调关了。
曾经，还是中学生的我也是这么躺着，终于做完了一大堆作业，把小收音机藏在被窝里，调低音量，听音乐台的流行歌。调频立体声，戴军的《春江水》、张信哲的《过火》什么的。那时候我还喜欢交通台一个男主持人，他每天晚上做一档叫“古城夜话”的情感热线节目。跟其他主持人哄孩子式的心灵按摩不同，他好像永远为自己大半夜还要工作而生着气，总是不留情面地教训那些打进电话的痴男怨女，然后迅速挂断接听下一个，似乎他做的是一份计件工作。那时候我听着听着常常在被窝里笑出声来，幸灾乐祸——年轻啊，浑身都是安全感，对别人的糟心事儿完全没有同理心。
这主持人和当年那些痴男怨女们，现在都有五张了吧。我躺在床上琢磨。如今我也想打一通“夜话”，说说自己的鸡零狗碎，被骂两句也心甘情愿。
正感慨着，手机响了。在这北方的夏夜，刘正名的广普听起来有点刺耳。他没什么事，不过是问问我到了没，我爸怎么样之类。你们今天在哪儿呢？我问他。库尔勒。库尔勒香梨那个库尔勒？对。漂亮吗？挺好的，城市里有一条孔雀河，我们下午去坐船游了河。两边都是新建筑，也有很多树。
梨树？
刘正名笑起来，好像不是。我不大认识。
我还真去过一座有很多梨树的城市，青海贵德。小城不大，挺幽静。到处都种着梨树，我们在老城的城墙边上还摘了几个没成熟的小梨。我们是我、彭通通，和他爸——我前夫。在那儿还学到了一句话：“天下黄河贵德清”。贵德位于黄河上游，水从青藏高原流出，到那儿还没变黄，还是清澈的。可惜我们去的那几天刚下过大雨。贵德的黄河也是黄的。
那次甘南和青海之行玩得很开心，半程租车自驾，半程包车，找了当地一个藏族司机给开。最难忘的是在若尔盖草原上颠簸了一天去扎尕那，藏族师傅说他抄的是一条近路，真不心疼自己那辆快颠散架了的五菱神车。座位还坏了一个，彭通通一直坐在垫着毛毡的小马扎上。扎尕那真美。回来没多久，我就跟彭通通他爸离了。
我没去过库尔勒，只好把库尔勒也想象成贵德的样子，也许也种着梨树。
你能来喀什吧？挂电话前，刘正名问我。
刘正名正在新疆参加中西医结合肛肠外科学术会议。正式会期只有两天，后面跟着一个南疆学术考察。
应该没问题，我爸就是胆小，非要查查。也不是有什么症状。
刘正名那边沉吟片刻，似乎想说什么又没说，我就说了晚安。
早晨我妈在厨房做饭的动静很大，把我吵醒了。我起床洗漱，我妈走过来，向我展示一个装满食物的尼龙布兜子，交代怎么分配早餐（三个茶叶蛋你爸吃一个你吃俩，小米粥是你爸的）。然后指导我怎么去医院：出小区门往右手边走，工商银行前面那个车站坐43路，到轻工市场再转11路，坐到纺织城站就到了。我一边点头，一边想着这时间不知道好不好打车。
走出小区大门，我却还是鬼使神差地走到了公共汽车站。43路早班车上居然还有空座位。也就是说，我妈前几天去医院应该也有座，那还好。到了她说的换乘站，我下了车，原来还不是同站换乘，得走到前面一个车站。盛夏的早晨，走出一身汗。到站牌底下，我突然反应过来，拿出手机查了下，原来，从我家到医院，地铁就可以到，比我妈用脚试出的方案节省近一半时间。我妈像大多数她这个年纪的老太太一样，只会用微信和几个视频软件。她也不怎么敢坐地铁，老家的地铁是在她退休之后才修好的。
我进病房时我爸正靠在床上出神，估计早醒了，没事干。病房是三人间，带卫生间。厕所味儿挺大，我赶紧把卫生间门关上。我爸看着精神还好，也没瘦。我又一次在心里埋怨他没事找事。我把带来的早餐一一摆出来。我爸这张床靠门，中间床人没在，最里边的拉着帘子，可能还在睡。
一起吃过早饭，在病房坐着也没什么事，我取出《金刚经》来读了一遍。一般情况下我念一遍经大概是四十分钟（掐过表）。在这四十分钟里，我爸基本上都坐在床上发呆，中间好像吃了几片药，起来上了趟厕所，完了继续发呆。
我问他，你平板呢？没把平板带来？平时我爸不玩手机，嫌手机字小，用我淘汰的笔记本上网，看看人物传记，京剧视频什么的。去年我给他买了个国产平板，让他跟上潮流，使用便携设备。
带来了。我爸费劲巴拉从病房床头柜里够出一个包，又从包里拿出平板给我看。我才注意到他还给它配了个皮套，挺厚实。带了怎么不用啊？里面有流量卡。他哼了一声，语焉不详。我知道说也没用，掏出手机，刷微信。
突然我爸说话了：八十年代初，李政道回国，到我们学校。
李政道？我抬起头。
李政道。到我们学校讲学。当时他拿回来一个电子计算器，卡西欧的。
计算机？
计算器，算算术的，不是计算机。他接着说，当时谁都没见过这东西。结果学校把这个计算器摆到大礼堂里，让大家排着队到跟前参观。多长的队，得有上千人……
你也去了？排队？参观计算器？
去了呀，大家都去，没见过么。
怎么参观？李政道坐在台上，捧着他的计算器给人看？
那不是，李政道不在，计算器放主席台上，有专人守着，不让摸，只能看。
我脑补了一下那场景，觉得十分有趣。我爸没有笑，但神情比我刚进来时轻松了一些。又问我：李政道还在吧？
我在手机上查了一下：活着呢。1926年生人。还在几个高校挂着头衔呢。
我爸说，那不错，奔着百岁去了。又补充，人家这一辈子，过得红火。
然后又问我：你现在还念上经了？
跟彭通通他爸决定分开那天，气氛有点像做梦。那天他就坐在我们客厅里那张长沙发上——用旧了的普通三人位布艺沙发（我其实一直想换个真皮的），某个看不见的地方还留着彭通通的尿渍——坐在我身边。在他说话时，我清晰地感到，身边这人从熟悉得仿若无物，迅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具有压迫感的实体存在，制造出了令人不适的温度和磁场。
那之前一两年，我总觉得他对来广东找工作的一个老家女孩有好感。比如说，我们请人家吃饭，姑娘起身去洗手间，他帮人家把碗筷用开水烫了——当然这可以解释成绅士风度，甚至是关心下一代，但总之是我没享受过的待遇。我还拿这事跟他开过玩笑，并没往心里去。毕竟按老家的辈分，姑娘要叫他“叔”。姑娘刚来时在叔家住了几天，挺有眼色的，很快就搬去跟朋友合租了。
彭通通他爸的表达和我的理解力那天仿佛都出了问题。我的预感是被证明了吗？也可能，那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预见。我品尝的不过是狂妄自大的苦果。有趣的是那张沙发，从此以后它自带一种来自梦境的圣光。我不再考虑换掉它了，更不讨厌它，还是天天坐着。有时候想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