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蒙古大理战争，发生在1244年到1254年。这场战争与蒙古进攻南宋的战争息息相关。按照地理距离来说，大理国位于南宋的西南方，在蒙古灭亡金国的过程中已经占有山东、河南、江苏的许多土地，这些地方距离南宋都城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最近不过三四百公里，也无高山阻隔。而大理与杭州的距离在两千五百公里以上，路途极为遥远。为什么蒙古人不直接从更近的地方发起攻击，却要选择大理作为进攻的目标？蒙古对大理战争究竟与对南宋的战争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蒙古攻打大理的行军路线具有怎样的特点？笔者将通过以上问题来深入解读这场战争。
一、战争背景
（1）大理国简史
大理国，是中国历史上在西南一带建立的多民族政权，主要民族是“白蛮”（又称僰人，今白族）和“乌蛮”（又称爨人、罗罗、卢鹿等，今彝族）。隋末唐初时，在今天的云南西洱河地区有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6个势力较大的部落，被统称为“六诏”。其中蒙舍诏在诸诏之南，称为“南诏”。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在唐朝的支持下，蒙舍诏首领皮逻阁兼并其它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建立南诏政权，定都太和城。唐朝天复二年（902年）郑买嗣篡南诏，自立为王，建大长和国。又经历大天兴国、大义宁国几个短暂政权之后，后晋天福二年（937年），由白族首领、大义宁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合洱海地区贵族高方、董伽罗灭大义宁国，定都羊苴咩城（今云南省大理市），国号大理，史称“前理”。1095年，宰相高升泰篡位，改国号“大中”，翌年薨逝归政于段正淳（也就是金庸《天龙八部》中那位多情风流的王爷），史称“后理”。段正淳虽然是大理国的皇帝，接受高氏归还的政权，然而高氏在朝廷仍有很大的势力，宰相皆出自高氏之门，世称高国主。形成了“段氏有国无权，高氏有权无国”的权力格局。之后，段正淳在1108年让位于其子段正严（又名段和誉，即段誉的历史原型），后理国在段和誉在位时期达到其鼎盛状态。
段正淳影视形象（虽然在金庸的《天龙八部》中的身份为大理国镇南王，在实际的历史当中为大理国的皇帝） 段和誉画像段誉影视形象
大理国的势力范围北至四川盆地西南的横断山脉，南至缅甸、老挝、越南北部的高原地带，其疆域包含现在中国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西南部、缅甸北部地区、印度东北部、老挝、越南的北部地区。其政治中心皆位于金沙江以南的云贵高原，具体来说是洱海——滇池（大理——昆明）一线，基本统一了横断山脉南部地区、云贵高原以及中南半岛北部的高原地区。《元史》载云：东至普安路之横山（今贵州普安），西至缅甸之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省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
大理国疆域图（十二世纪中叶至十三世纪）（2）蒙古正面攻宋失利
早在蒙古攻打金国的过程中，因获得河北、山东地区，与南宋有了小部分的接壤，两者就已经产生了零星的冲突。但双方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则是在蒙古联合南宋灭亡金国之后开始。此时蒙古境地与南宋接壤。失去了金国屏障的南宋在此时直接与蒙古人对垒，双方之间形成对峙局面，展开了连绵不绝的战争。
南宋之所以联合蒙古灭亡金国，最重要目标在于借机收复被金国占据的中原故土，尤其是东京汴梁（现河南开封）、西京洛阳和南京应天（现河南商丘）三大京城。这三大京城都在黄河以南，通过收复三京的行动，可以巩固黄河南岸的防御系统，将北方民族赶到黄河以北。于是在1234年，趁蒙古攻灭金国后北还，河南处于空虚状态时，南宋趁机率军北出，欲收复三京，此战史称“端平入洛”之役。但遭到蒙古伏击，以宋军在洛阳败退而告终。由此也拉开了蒙宋战争的序幕。
南宋原来与金国对峙时，集重兵于淮河、汉江和四川，在长江以北构成一道防线。“端平入洛”之后，宋军又恢复了原来的态势，以旧有的防线抵御蒙古军南下。
为了打破宋军的防御体系，当时的蒙古大汗窝阔台把蒙古军队分成东、中、西三路，同时展开进攻。东路军、中路军从山东、河南进发，其中东路军由将领口温不花和史天泽率领，进军淮河地区，遏制宋军北上，牵制宋军兵力。中路军由窝阔台三子阔出统领，重点是攻破汉江防线上的军事重镇襄阳，南下直趋汉阳，消灭依汉江布防的宋军。西路军由窝阔台次子阔端与元帅塔海绀卜（达海绀卜）率领，由关中、河西进攻四川。重点是攻破成都，占领川北军事要地。由于当时西征钦察、东征高丽与南下攻宋同时进行，蒙古军兵力分散，无力消灭在淮河布防的宋军，直趋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市）；而且要渡江作战，需有强大的水军，蒙古军队还不具备这种条件；所以，三路攻宋的总目标，只是要把战线向南推进到宋境中去，争取控制四川和汉水流域地区，并通过大规模的抄掠来削弱南宋的力量。
东路军虽然在江淮地区烧杀掳掠，造成了社会经济的极端凋敝，却被名将杜杲阻挡，蒙古军队与杜杲交战中损失惨重，无法渡江。中路军在攻克了襄阳后，被宋朝大将孟珙阻挡，随后，孟珙发动反击，取得了在中路的主动权。西路军倒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阔端从大散关出发，击溃了宋军的重重抵抗，占领汉中地区，直入四川盆地。在接下来几年内，四川遭受了蒙古军队的大范围蹂躏。蒙古人甚至一度直达长江口，进逼湖北。但蒙古军队因为后勤以及当地人反抗问题，无法形成持久的防守态势，没有能力建立稳定政权，最终还是得撤出四川盆地。因此，四川才能在蒙古人蹂躏过后，重新被南宋控制。
1241年，随着蒙古大汗窝阔台的死亡，蒙古高层内部开始权力斗争，对南宋进攻暂时告一段落。蒙古人撤退后，南宋积极开展构造军事防御体系。四川在名将余玠的镇守下，在关键地带建立一系列的城堡，利用步步防守来牵制蒙古人的进攻；荆襄地区则在孟珙的领导下，建立了完备的防御体系。在各位名将的主持下，南宋成了蒙古人最难啃的一块骨头。
蒙古在经历几轮政权更迭后，蒙哥继位为大汗，在处理了汗国的内部事务后，马上着手部署新的军事行动。在调整了对宋军事进攻的战略方向，以东、西两个方向正面作战的军队，稳步推进，步步为营，尽量夺取宋军占据的军事要地。鉴于此时南宋的防守严密，蒙哥的弟弟，当时还是总理漠南汉地军事的蒙古宗王忽必烈建策，集结一支机动部队，从西面绕过宋军重兵屯守的四川防线，直插在南宋西南立国的大理国。计划消灭大理后，蒙古军队形成迂回态势，即可从南宋背后发起进攻。蒙哥赞同了他的意见，并命忽必烈远征大理。这就是蒙古大理战争发端的背景。
二、战场形势分析
蒙宋对峙时期，双方大致以秦岭淮河为界，从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起始，沿淮河向西而上到泗州（今盱眙县西北），西到蔡州（今河南汝南县）之线，横亘唐、邓二州之北，跨秦岭、至天水，直抵西面的岷州（现甘肃天水以南的西和县）。东起于海，西至吐蕃。此时蒙古与南宋的边界中，除了以前所属金国的唐州（今河南唐河县）、邓州地区划归给南宋外，其余部分与金宋对峙时期的边境相同。南北双方界线虽然有数千里之长，但因山脉阻隔，传统上沟通南北方的通道只有三条，分别是长安（汉中）四川道、南襄隘道，以及淮河平原交通网。北方的军队若想占领南方，通常要从这三条通道中选择一条或者几条经过，才能顺利地到达南方的境地。
三条通道中的西道，从长安（现陕西西安，当时已经被蒙古人控制）出发，通过蜀道中的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和阴平道这北五道翻越秦岭，到达以汉中、略阳为中心的汉中盆地。此地有北部的秦岭、南部的大巴山作为屏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从汉中盆地通过金牛道、米仓道和荔枝道，即传统意义上的蜀道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地区。
蜀道地形图四川地区受周围山地包围，长江经过其南部，横贯东流。东北方向有秦岭、大巴山两道山脉，险阻重叠，交通阻障。地形锁闭，地势高亢，正所谓“益州险塞，沃野千里”。若能够控制四川，就可以从四川顺长江而下横扫湖北、湖南，甚至直达长江中下游地区。但通行路必须要通过从汉中到成都的蜀道，以及连接湖北和四川的长江三峡这两个最艰难的关口。要在短期内打通绝非易事。蒙宋对峙时期蜀地交通并不发达，入川难，出川更难，四川地区坡度峻峭，诸水辐辏，滩多水急，舟辑不利。军事行动，每困限于河谷。所以若从西道出发进攻位于杭州的南宋，则显得过于迂回曲折。
由西道向东，则是秦岭山脉。在中国古代，秦岭就是难以逾越的天险，只能绕过秦岭寻找进攻机会。在秦岭东侧还有一系列的小山脉：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这些山脉从河南西部一直延伸到江苏、安徽、江西，隔开北方与南方，不易通过。但这一连串小山脉之间却有一个空隙。这个空隙位于伏牛山和桐柏山之间的南阳盆地上，历史上称其为南（阳）襄（阳）隘道，也叫方城隘道。宋蒙对峙时期的中道就位于这条隘道上。
南襄隘道走向示意图南襄隘道从河南方城县，经河南南阳到达湖北襄阳市，从襄阳可以继续向南走陆路，到达长江边的荆州，也可以在襄阳顺汉江而下，走水路到达鄂州（今湖北武汉）。从荆州和武汉这两个地方，既可以渡江进军湖南，也可以顺江而下进攻江西和江苏。
中国古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道都是最主要的南北通道，宋蒙对峙时期，蒙古攻占中道北端的唐州和邓州（现河南邓州市），即占据南襄隘道的南阳部分，南宋则占据了襄阳，双方形成对峙之势。
从中道再向东，桐柏山、大别山山脉向东南方延伸。在两山的东侧，则是江苏、安徽的淮河平原地区。淮河就是从桐柏山发端，向东流入大海。淮河平原拥有丰富的河网系统，利用这个和王系统就可以找到几条比较容易行军的水陆交通。所谓东道，就是在淮河平原上形成的一系列的水道和陆路的综合通道。其中最著名的通道是从北宋首都开封出发，有东面的汴河，中间的涡水，以及西面的颍水这几条淮河的支流。北方的军队可以从这几条水路出发，进入淮河。再从淮河转入陆路，或者仍旧走水路，进入长江。而在长江北岸、西岸，又有扬州与和州（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两个著名的战略要地。在扬州的江对岸，是另一个著名重镇京口（现江苏镇江），而在和州的对岸也有一个城市叫当涂（现马鞍山市），长江上著名的江岸礁石采石矶即位于此，驻兵采石矶附近，就可以封锁长江水道，防止北兵前来。
依常理论，平原地区的道路系统应是四通八达，最容易进攻。但淮河平原河湖纵横，充满沼泽，非常不利于行军。蒙古人虽擅长骑马射箭，但不能适应河湖地区的作战方式，不容易发挥其骑兵的机动优势。
在世界上大部分军事行动中，往往会采取以一路主攻，其余方向佯动，即牵制敌人兵力的方式来进攻。从北方攻打南方的传统通道只有三条，蒙古人在这三条道中选择哪一条为主攻方向呢？
但有意思的是，蒙古军队很少采取“一路主攻，其余佯动”的做法，而是习惯于数路大军并进。由于他们的机动性太强，在每一个方向都配备实力雄厚的大将，进攻的几路大军是竞争关系，谁先在自身战线上获得突破谁就是主攻方向。这种军事指挥方式在北亚、中亚、西亚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敌人根本无法配置兵力在广阔的战线上做出有效抵抗。当某一处被突破后，蒙古大军便蜂拥而入，整条战线一溃千里。在最初的蒙宋战争中，蒙古军队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三路并进，进攻南宋。但这一次，蒙古军队却遭遇了巨大的困境：首先南宋疆域太过庞大，地形也过于复杂，超过了蒙古之前并吞的任何国家。若想在如此庞大的战线上进行机动作战是非常困难的。
比如，在中亚地区，两路大军之间往往只间隔两三天的行程，利用快马传递消息的方式就可以做到各路军之间的协调与协作。但是中国南北三条道路之间却隔着十几天甚至几十天的行程，三路大军之间很难协调，更无法取得联系，几路大军在进攻中纷纷变成了局部的孤军奋战，从机动战变成了阵地战、攻坚战。并且蒙古军队在这传统的三条道路上都遭到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
与此同时，南宋蜀地守将余玠针对蒙古骑兵善于突击的作战特点，利用四川盆地内部和边缘遍布小山的地形优势，采取弃平土筑山城的防御措施。他沿嘉陵江、岷江、长江等河流，结合河流两岸山隘要道，在各地的山上建立了一系列的城堡进行死守，各个城堡之间利用水网构成重点突出，防御坚固的网状防御，并有南宋的水军作依托，扬长避短，可相互支援，实现可攻可守的效果，这种防御措施将蒙古人擅长的机动战变成了攻坚战。蒙古人在西道的进攻虽然让四川成了废墟，却无法获得更大的进展。在中道，蒙古人曾短暂地占领了襄阳，但随后，南宋在中道的守将孟珙建立了完善的防护体系，让蒙古人在中道也丧失了机动性，变成了持久战。而在东道，蒙古人的马队不熟悉水战，骚扰之后，也无法形成稳固的进攻点。传统的三条线路都无法获得突破，在全世界罕有对手的蒙古人第一次尝到了僵持的滋味。使得善于快速作战的他们被迫进入了汉人的战争模式，双方围绕着一城一池展开了争夺，蒙古军队由此陷入在了中国广大的战场上，在三路正面战场形成了僵持状态
若要打破这种僵持，就必须重新掌握机动性，回归到蒙古军队习惯的作战模式中，才有击败南宋可能。最终在忽必烈的建策下，蒙古军队决定开辟第二战场，首先进攻云南的大理国，再以云南为基地，从南方包抄打击南宋的重庆与湖北地区，形成大迂回战略。
战略大迂回攻宋形势图其实早在忽必烈建策进攻大理国之前，就曾有一名汉人将领提出过如此大胆的主张。这名汉人将领叫郭宝玉。
郭宝玉影视形象，有说法称郭宝玉为金庸《射雕英雄传》主角郭靖的原型之一郭宝玉，字玉臣。自称唐代著名将领郭子仪的后代。他曾经在金朝为官，后投降了蒙古。当时蒙古人还在攻打金国，成吉思汗曾向他询问如何才能夺取中原，郭宝玉分析道：“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提出了开辟第二战场这个大胆的主张。他认为不管是金国还是南宋，在非常熟悉中原山川地理的前提下，发起奇袭的军事行动会非常困难，而对方如果不犯错，蒙古则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赢得胜利。而蒙古的最大优势则在于骑兵的机动性，因此必须要开辟新的进攻路线，以出其不意之势，才能更快地灭亡金国，乃至灭亡南宋。
郭宝玉相中的进攻区域在西南。在宋、金的西南方，即西藏的吐蕃和云南的大理国。西面是长江的上游方向，若蒙古人从长江上游出兵，将吐蕃、大理等西南诸蕃纳入其势力范围，借助少数民族人力物力，再顺流直下，夺取中原，会方便得多。
在郭宝玉提出建议时，蒙古还没有灭亡金国，因此他的战略主要针对目标是金国。当时蒙古人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反而在金国灭亡之后，蒙古人在对宋作战的三条战线上没有决定性突破之时，才终于想起了当年郭宝玉的提议。于是，在提出四十多年后，进攻西南的战略终于上了台面，大理进入了蒙古人的视野。
由此，蒙古人决定首先拿下大理，再以此为跳板合围南宋。
但是，云南大理怎么会成为蒙古人攻打南宋的新跳板呢？大理与杭州的距离在两千五百公里以上，路途遥远。在宋代时，云南并不属于宋朝版图，当年宋太祖赵匡胤用玉斧在地图上划界，将云南划在了界外，宣布宋朝不谋求并吞云南。即便蒙古人能够拿下云南，又怎么千里跃进去打击南宋呢？
这里就要从蒙古的“斡腹”战略与云南的地理位置谈起。
“斡腹”一词多出现于南宋时人奏议之中，宋元时人多将蒙军进攻南宋四川、荆襄、两淮、广西地区的计划或行动依次称为“扼吭”、“拊背”、“捣胁”、“斡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宋蒙战况的变化，宋人进一步以“斡腹之谋”相称。“斡腹”一词，照字面理解为“掏肚子”，“斡”为动词，可释为“转”；“腹”则为名词，可释为敌国或敌军防守地带的腹部地区，而与“背”相对。用现代军事术语讲就是长途奔袭迂回攻击。即暂时避开敌国或敌军正面防线，绕到敌人背后的腹部地区，攻击其防御薄弱地带的战术。其灵感来源于蒙古人的狩猎经验。在狩猎过程中，蒙古人通过四面合围狩捕猎物、捕杀猛兽，发现攻击其柔软的腹部更容易得手。“斡腹”的成功实施，离不开一支高机动、不依赖后勤的部队。而在人类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是最会机动作战的军队。与其他游牧民族不同，为了获得机动性，蒙古人还是最会打迂回战的民族。因此是符合这一条件的。他们由精于骑射的牧民组成，随行的牛羊就是他们的口粮。这种战术被蒙古人运用到了极致，是他们能够横扫欧亚大陆的关键之一。
“斡腹”包括战术与战略两个方面。两者的区别是规模的大小。在战场上，面对敌人的正面进攻之时，派遣骑兵绕到敌后夹击，这是“斡腹”在战术方面的表现。许多军事家也都擅长战术迂回。但在战略上能够做到迂回的统帅就不多了。战略迂回要求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开辟另一条行军路线，迂回数百数千里，以求达到奇兵的效果。
比如，在攻打金国时，蒙古人为了包抄金国（主要位于现在的河南）后路，就从陕西转战汉中，顺着汉江绕到湖北境内，出现在金国的后方（南方），与北面的军队配合，形成包围圈，最终消灭了金国。这次迂回的直线距离达到了数百里。
在宋蒙战争时期，当从北方进攻南宋的三条路线都演化成了持久战之后，蒙古人想到的也是在南方开辟一条新的战线，与北方形成包夹，快速将宋军击败。
可是，相较于迂回金国，迂回南宋的难度要大得多。迂回金国只不过是数百里，要想迂回南宋，却必须要达到数千里才有可能。
南宋的南方疆域包括广东、广西和四川南部。广东南滨大海，无法进行迂回。但有一个叫安南的国家位于广西南面，其势力范围集中在越南北部。虽然安南当时是南宋的属国，实际上却保持着独立性。南宋面向安南的重镇是老苍关（昆仑关附近，现广西南宁附近），如果能够从南路攻破老苍关，就可以继续北上桂林。
在桂林附近有一条古代著名的通道，南流的漓江和北流的湘江都在此发源。两条江的源头近在咫尺，秦代开辟了灵渠，通过这条人工运河将两个源头连在了一起，由此成为古代沟通岭南与中原的首选之路。从湖北进入湖南，沿着湘江向南，到达源头附近，再通过灵渠进入漓江水系进入两广地区。
而蒙古人可以反其道而行，从漓江北上湘江，顺湘江而下，经过潭州（现湖南长沙）直达鄂州（现湖北武汉），在鄂州附近与北路军南北夹攻，将两湖地区（湖南和湖北）收入囊中。一旦获得了两湖地区，南宋也就失去了半壁江山，距离灭亡不远了。而安南国力相较南宋更加弱小，容易攻取，因此，只要蒙古人先拿到了安南，就可以借助安南进攻南宋。
但安南距离蒙古人控制区域达数千里之遥，且两者中间隔着南宋，蒙古人又从哪条路出发去攻克安南呢？
除了南宋可以通往安南之外，第二个可以通往安南的地区是大理国（现云南省境内）。在如今的云南省河口县，这里仍是中越两国最繁荣的边境城市之一。红河流经于此，顺着红河而下，就可以到达红河三角洲平原，即安南的中心区域（现越南首都河内）。若蒙古能够拿下大理国，就可以顺红河而下前往安南。
再来看郭宝玉的大迂回战略，其中的“西南诸蕃”结合起来看就可以发现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云贵高原在地缘上的联系很是密切。在如今的中国范围之内，地理上有“三级阶梯地形”的概念，将中国从西到东划分，依海拔高度可以分为西高东低的三级。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不仅向东可以作为三级地形的开端，向南也可以与中国境内的横断山脉、云贵高原和中南半岛联系，以形成一个类似于现在中国的三级地缘结构。在这一个南向的三级结构中，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和东向的三级结构中一样，仍然是处在第一级和过渡区的位置。云贵高原处在第二级的地位，作为以缅甸东部的掸邦高原（即果敢所在地）为代表的中南半岛上的高原地带，起着与黄土高原——蒙古高原相类似的地缘作用。第三级则为中南半岛东边沿海的河流冲积平原，由于中南半岛面海的一面弧度比较大，因此这些平原丘陵区并没有像中国东部的类似区域一样呈“弓”形排列，而是做角度更大的“U”状。不过也正如中国境内主要存在东北——华北——江南三大平原区一样，中南半岛由于山地的分割也形成了西、中、东三块主要的平原区。东边的平原区就是安南的中心区域。从这一个南向的三级地形可以看出云南地区在沟通青藏高原和中南半岛之间起着非常重要的枢纽作用。
青藏高原——中南半岛三级地形图而云南的战略重要性不仅仅作为通往安南的中间站，大理国除了有绕道安南的战略定位之外，还有着其他数条孔道可以共同压迫汉境。在宋代，从四川境内通往云南的道路与今天的成昆铁路线基本吻合，从成都出发，经过雅安、凉山，再经过攀枝花之后进入云南。但进入云南后，并没有沿现在的铁路线沿东边拐向昆明，因为当时云南的政治中心在大理，道路是直接向楚雄方向延伸，经过大姚、姚安，最终到达大理。如果蒙古人可以得到大理，就可以反向走这条路进入四川盆地和成都地区，对四川形成军事战略压力。
不过，蒙古人最终的战略意图还不是利用云南进逼成都，而是突破长江三峡和两湖地区。从云南出发还有另外几条路，除了通向安南和四川成都之外，在云南东部，还有一条古代经常使用的道路，此路是从云南的昆明和曲靖出发，经过贵州的六盘水、毕节，到达叙州（今四川宜宾）和泸州。在泸州就可以顺长江而下继续前往重庆府。
此时重庆以及北面的合州钓鱼城已经在余玠的山城防卫体系中成为最坚固的堡垒，从后面的事实来看，蒙古人从北方进攻合州，一直无法攻克。倘若能从云南出发，截断钓鱼城的后方，再南北合击，重庆地区就有落入蒙古人手中的可能。有了重庆，就可以继续顺江而下进攻三峡。云南地区终还有两条路也非常重要：一是从云南曲靖，横穿贵州，到达湖南怀化，进入两湖（湖南、湖北）盆地；另一条是从云南直接进入广西，与从安南进入广西的道路相会合，再顺着漓江、湘江进入两湖。这两条路绕过了三峡，直接出现在了两湖盆地中，因此军事威胁性更大。不论是向东进攻重庆，还是借道广西、贵州进攻两湖，这些道路都给了蒙古人最大的选择性，提供了充分的机动性以包抄和夹击的机会。一旦获得了两湖和重庆，蒙古人就可以从东西两面夹击宜昌和长江三峡一带，将荆州、襄阳地区收入囊中。
总结下来，若蒙古人能够拿下大理，进而拿下整个云南甚至安南，就可以获得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并至少为蒙古开辟两条新的进攻道理，第一条是经过宜宾、泸州，从四川盆地南部区域攻打重庆。第二条是经过贵州、安南或者广西，进入湖南，从南方夹击湖南、湖北地区。由于两条进攻线路都在南方，从这两条线路出兵将牵制南宋一半的兵力，使得原本已经捉襟见肘的宋朝军事力量变得更加分散，也利于蒙古人的快速打击。此举与一味地从北方三线进攻相比，战略层次要丰富得多，也更符合蒙古军队的作战方式，尽最大可能发挥蒙古军队的作战优势。
有了郭宝玉所提出的“斡腹之谋”，加上在1247年蒙古西路军统帅阔端与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会盟之后，西藏地区被纳入蒙古的势力范围之后，从源头绕过长江，深入云贵的大理国，迂回南宋侧翼成为可能。进攻云南的大理国时机已然成熟，大理国也就作为蒙古进军的下一个目标提上了日程。
再来看云南地区的地形，在这个南向三级地形中，横断山脉区域的位置被定义为过渡区。横断山脉在这一区域的地位非常重要和特别。若抛开青藏高原的地理概念，甚至是可以把横断山脉直接划为第一阶梯地形（其西北部就是青藏高原）。相对中国内地的主要河流多发源于青藏高原上不同，中国西南及中南半岛的河流则大部分发源于这一区域。并且由于横断山脉的特殊走向，它在南面还突入第二级的高原地带。
通常所说的横断山脉是指“发源于青藏高原东南部，位于四川、云南两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南北向山脉的总称。因“横断”东西间交通，故得此名。
横断山脉位置图横断山脉得区域在图上的线内标出，这些南北走向的山脉区整体上呈现出上大下小的斧头形。其整体可以分为两个区域，即西侧的“斧柄”区，这一侧的山脉从青藏高原一直延伸到中国与中南半岛的边境；另一侧则是“斧头”区，这一区域向东一直扩展到四川盆地的西边沿，向南则至金沙江止（长江上游一直到四川境内这一段都被称作金沙江，目前基本为云南——四川、西藏——四川的分界线）。金沙江以南，“斧柄”东北，包括云南东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全境地区则为“云贵高原”。横断山脉以南地区则为以掸邦高原为主的中南半岛高原区。其山岭海拔多在4000－5000公尺，岭谷高差一般在1000－2000公尺以上，具有山高谷深的特点。
横断山脉相比于落差极大，多为峡谷地形的横断山脉地区，它两侧的高原地区就变成“宝地”了。以云贵高原为例，尽管也存在着连绵起伏的山岭，但这些落差相对不那么大的山岭之间（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平原地区丘陵）分布着许多小盆地。
盆地内土层深厚而肥沃，很适合发展农业，这种盆地在当地称作“坝子”。高原上的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这里。高原上还有很多因地层断裂陷落而形成的“断层湖”，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云贵高原西部的的洱海和中部的滇池，这两个大湖边上的城市——大理和昆明，也先后成为这片高原地区的政治中心。
横断山脉与云贵高原早在蒙古人之前，云南曾受过来自汉地的数次入侵。在以往的战例中大都采取了两条进攻路线。在战国时期，楚国人庄蹻进入云南，成了一代滇王。之后秦代开发出一条五尺道，即从四川的宜宾，经过云南的昭通或者贵州的毕节，再从曲靖进入云南的昆明附近。
秦代和汉初，由于云南的中心在昆明，道路的终点大都设在滇池，古滇国的首都也在滇池附近。汉武帝时，由于张骞在西域听说有一条从四川经过云南进入印度，再去往中亚的道路（今天被称作丝路南道），汉代开始加大昆明以西的开发，大理和洱海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此时人们又找到了另一条路（称为新道）：即从成都出发，经过西昌、姚安，直接去往大理的道路。在唐代时，五尺道已经逐渐衰落，新道反而成了最常用道路。
南宋时期，大理已经成了云南地区的中心。不管是走老道，还是新道，若去往大理，在进入大理盆地（也叫洱海坝子）之前，都必须首先经过一个叫弥渡坝子小盆地，弥渡坝子和洱海坝子之间，有一条叫定西岭的小山岭。越过定西岭，就可以进入洱海盆地。古代大理地区的统治者都熟知定西岭的重要性，于是在定西岭下建立了一座叫作白崖城的城池。因此要想进入洱海坝子，必须首先翻越定西岭，若要翻越定西岭，又必须先拿下白崖城。
就算翻越了定西岭，进了洱海坝子，仍然不见得能够打下大理。从定西岭方向进入坝子之后，首先到达洱海南岸的东侧。在当时，洱海南岸还是一片荒地，洱海西岸的平地才是大理真正繁华的所在。
洱海坝子是一个不平均的盆地，在盆地中间是叫洱海的湖泊。洱海周长一百二十八公里，是一个形似耳朵的湖泊，南北长，东西短，东西两岸间距只有几公里。由于形状的原因，南北两岸地方很狭窄，且充满了沼泽地。在洱海的东面，也没有平坦的土地，而是直接与山地相接。只有在洱海的西侧才有大片的平地，这里就是南诏和大理的位置。
宋元时期的大理都城就是现在的大理古城，位于洱海西侧平地上。出于战略需要，古城的选址要特别有利于防守的一方。首先，古城的东面是洱海，西面是巨大的苍山山脉，这两面被山水阻断，无法进攻。只有南北两面有两条通道可以到达大理城。要想进攻大理，必须首先绕到洱海南面或者北面，再利用这两条通道进城。大理国在通道的两端各设立了一个关口。在北方的叫作龙首关，也叫上关。在南方的叫龙尾关，也叫下关。
如果从白崖城和定西岭方向进入洱海盆地，那么一般会选择南面的龙尾关。但龙尾关并不好攻打，因为从洱海流出一条河（西洱河），把洱海南岸和西岸隔开了，龙尾关就在西洱河的北侧，要想攻打龙尾关，首先必须渡过西洱河。
西洱河与苍山交界的地方，是巨大的悬崖绝壁。从地形上，龙尾关被夹在了东面的洱海、南面的西洱河，与西面的苍山之间，很难攻克。
在唐代天宝年间，大将李宓就是越过定西岭，进入洱海盆地后，在攻打龙尾关时，在西洱河边大败。此战也让人们认识到大理是一个难以攻打的地方。
通过对郭宝玉的大包围战略和云南地形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云南与蒙古人控制的陕西、甘肃之间，仍然隔着一个巨大的四川地区，南宋在四川的守卫力量并不弱。蒙古军队到底怎样越过四川，去打击云南呢？
如果蒙古人还是按照之前唐军的线路来进攻大理，那么必须克服好几个障碍：首先，李宓是走从成都出发的新道进入云南，前往大理的，而成都还掌握在南宋手中；其次，经过白崖城和定西岭时必须与大理军队鏖战；第三，如何突破大理在洱海苍山之间的防御工事（龙首关或者龙尾关）？这三个困难中的任一个都可能决定蒙古人的成败。
但是如果仅仅根据前人的路线去判断蒙古人的行军路线，那就大错特错了。蒙古人并没有选择传统的线路，而是走了一条令人瞠目结舌的天路。而蒙古进军大理的这条道路，也书写了中国战争史上极为精彩的篇章。
三、战争经过
虽然蒙古进军大理的路线看似令人瞠目结舌，但实际上蒙古军队在正式进攻大理之前就实施探路的行动。早在1238年，有一支蒙古军队从川北蜀道进入川西南，连陷邛（今四川邛崃）、雅（今四川雅安）、黎（今四川汉源）、碉门（今雅安天全）诸州县，一直攻掠到大渡河畔的木波国界。如果这支蒙古军跨过大渡河继续向南，就可以进入到大理国境内。
1244年时，征伐四川的蒙古军队派兵二十万出灵关进攻大理，是为进攻云南之始。蒙古军队从甘青南下，取道吐蕃，沿着今川西高原上雅砻江沿线的草原行军，企图从南北两方面攻取四川，兵至九禾（一作九和，在今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九河），危及大理。大理国王段祥兴命大将高禾（一作高和）率三千（一说九千）士兵迎战。高禾等将士阵亡，蒙古军队亦伤亡惨重。战争结束后，大理国派段连柘赴南宋通报。段氏将阵亡将士火葬于九禾，建高禾塔（俗称白王塔）和高禾墓，为战死沙场的将士超度，以示纪念。南宋闻讯，派遣使者携祭文、经书、银缎等到大理九禾祭奠高禾等阵亡将士。此战蒙古虽然失利，但基本摸清西南区域的地理概况，熟悉了从川西高原直达滇西高原的草原路线。
蒙古贵由汗二年（1247年），另一支蒙古军沿着九年前那支蒙古军走过的旧路再次南下大理，从四川西部的雅州、黎州南下，打算从那里渡过大渡河进入大理境内进行偷袭，但受到四川宋军的阻击，未能到达大理国境。
1248年，一支蒙古军在秃懑的带领下，从金川河及大渡河一线顺流而下，拟在大渡河下游折转向南，进入大理。这次，南宋四川制置使余玠派四川乐山守将俞兴率5000精兵出雅安，从后来的川藏大道西进，翻越大相岭进入大渡河河谷，遮蔽蒙古军南下的路线；与此同时，余玠又命贵州遵义土司杨文率土兵3000出碉门，从后来的川藏小道西上，翻越二郎山进入大渡河谷，与俞兴军会师岩州。宋蒙两军在岩州北面的马鞍山遭遇，这里山地陡峭，道路崎岖，不利于蒙古骑兵作战却利于擅长山地作战的播州土兵的发挥。蒙古军在这场作战中失利，宋军乘胜追击，在大渡河畔连续击败蒙军，蒙古军损失惨重，连主将秃懑都被宋军擒获。
蒙古军队这三次南下大理，都未能深入大理境内，其中两次南下的蒙古军还遭受到当地土著或南宋军队的袭扰堵截，以损兵折将而告终。这些战例无一不强调四川是攻打云南地区的最大障碍，必须要解决这个障碍问题。但通过这三次战斗侦察，蒙古军队也大致弄清了从甘南高原至川西高原再到云南高原的三条路线，为随后蒙古军队大规模进军大理铺平了道路。
元宪宗二年（1252年）夏，忽必烈受命率领十万大军远征大理，以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总督军事，由宗王抄合、也只烈率领蒙古骑兵，以形成对南宋的背后包抄。窝阔台系宗王哈丹（合丹，窝阔台第六子）、朵欢（脱忽，窝阔台第七子灭里子）、脱脱（窝阔台第四子哈刺察儿子）等四王率部从行。随行的还有董文用、董文忠等一些汉军将领，另外忽必烈还令姚枢、刘秉忠、张文谦等汉族谋士随军出征。九月忽必烈率领大军从漠北出发，12月大军乘冬季封冻之机，越过黄河，进入河湟之地。
元宪宗三年（1253年）春天，忽必烈率师途经盐、夏二州，夏四月从萧关出发，六月进驻六盘山，最终于八月在临洮集结大军，练兵备战。同时蒙哥任命便宜都总帅汪德臣率军入蜀，抵达嘉定（四川乐山）作为策应，来配合忽必烈进军大理的军事行动。
九月，忽必烈率军沿洮河抵达忒剌（今甘肃迭部县达拉沟）后，分兵三路南下。西路军由兀良合台率领，从忒剌西进，沿晏当路（今四川阿坝草原）向南进攻，途中经过四川色达、甘孜、新龙、理塘、稻城、得荣，利用雅砻江河谷向南到达金沙江，进入藏区。因此路所经之地为水草丰茂的大草原，蒙古骑兵沿此路通行，容易解决给养。所遇阻挡最少，进军最为顺利，因此兀良合台所率的西路军最先进入大理国境内。东路军由抄合、也只烈领兵，取川西北草原通往内郡的岷江古隘道，翻越岷山，经过黄胜关到达川主寺，沿此路到达成都的西面，在都江堰附近，擦过成都和四川盆地的西边缘，经茂州（今茂汶）趋会川（今会理西）作为侧翼以牵制敌军。当时茂州官员上报说：“蒙古军自曲纳族节节透入，已至渭节村、风节村，十八族多以投拜。若得此蛮，长驱而往，则大理危矣。”汪德臣的蒙古骑兵劫掠成都后继续南下攻打嘉定城，宋军拼死守城，汪德臣力战不敌，撤离川蜀。抄合、也只烈本来计划经过嘉定、宜宾向东攻打云南东部地区，但遭到宋军抵抗，只能向南渡过大渡河沿山谷抵达会川。因东路军行军路线多沿着南宋边境州县南下，出岷江故道经过成都，进攻与四川南境相邻的大理白蛮地界时，正值余玠去世，新任蜀帅余晦能力平庸。四川局势动荡，防务废弛之际，东路军得以毫无阻挡地穿越这一防地。东路军的本来战略意图为攻占建昌、会川二府，过金沙江，进逼姚州。转而西进与中路军、西路军会师，合攻大理都城。但忽必烈派“东使”与东路军联络，督促其渡过大渡河，策应主力大军。
忽必烈本人自率中路军，经阿坝草原循大渡河西岸草原南下，沿途招降牧区部落。如大渡河西岸部落中的鱼通、长河西、宁远等部落归附。忽必烈的中路军行军路线经过如今的若尔盖县、红原县、马尔康县，沿着大渡河直下金川、丹巴、康定、泸定一带。接着忽必烈自泸定东渡大渡河，过飞越岭，抵达南面大渡河边的满陀城（今四川汉源北），准备进攻南宋的黎州。这时兀良合台快马来信说西路军已深入大理腹地，亟待忽必烈入大理主持战事。忽必烈决定把辎重留在满陀城，率领大部队跨越大渡河，沿古青溪道南下，穿行安宁河山谷奔袭2000余公里，在泸沽湖附近休整之后后，翻越瓦哈山（今大药山），于十一月初进抵金沙江畔，在今宁蒗县永宁镇境内用革囊横渡金沙江，与兀良合台的西路军会合，并遣使赴大理国招降。当地土司惧怕蒙军，纷纷向忽必烈请降。忽必烈中路军的行军路线选定在西部草原与东部南宋边境州县之间，在大金川、大渡河河谷一带行军，沿途山路崎岖，悬崖绝壁，跟随忽必烈远征的汉将，留下穿越此艰险行程的深刻印象：“下西域诸城，抵雪山，山径盘屈，马不能行，军队不得不舍骑徒步。”忽必烈本人在此行军中经常是被汉将郑鼎背着前进。董文炳为中路军殿后，至吐蕃境，46骑中，止两人能从，由于道路鄙躅，日行不能三二十里，其行程之艰辛可见一斑。
蒙古进军大理路线图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军队虽来自大漠，不习水性，但出师之前，他们已经知晓大渡河、金沙江、洱海等河流湖泊的相关情况，对大理国的山川地势有详细的了解，为渡河作好了准备。来到金沙江边，么些族（纳西族）首领和字出降，为蒙古军引路。面对汹涌的江水，在纳西族人的帮助下，忽必烈命令将士杀死牛羊，塞其肛门，制成了大量革囊。“令革囊以济”，用做渡江之用。渡江的时候，元兵身上各绑一革囊，数人为一小组扶着一竹筏，竹筏上承载着军械物件（忽必烈等大官自然也会在竹筏上）。蒙古军士就这样不用船只，使用北方人渡河惯用的“革囊”，利用绳索的牵引就此渡过了金沙江天险。
元跨革囊遗址那什么是“革囊”呢？“革”者，“皮”也，“革囊”，顾名思义就是皮子做的气囊。中国北方，特别是黄河两岸，普通百姓过河，都是乘革囊而过。革囊一般用羊皮做成，制作的方法大概是将羊宰杀之后，用细管向羊皮中吹气，使皮肉之间产生气流，再用力捶打羊皮，羊皮就会与羊肉分离。这时，割下羊头与四肢，然后将羊皮从头部向下撕拉，羊皮就会完整地剥落下来，然后只要将头部、四肢及尾部的孔洞扎紧，就天衣无缝了。船工向皮囊中吹气，羊皮就膨胀为鼓鼓囊囊的革囊。这种革囊，人们可以藉之只身渡河，也可以用它承载木筏，同时让许多人飘浮过河。大致说来，大凡水流湍急，不易舟楫的河流，都采用这种“革囊渡江”的方式。蒙古大军独特的渡江方式也留下了“元跨革囊”的典故。
此时大理国国力日衰，已大不如前。忽必烈先派使者到大理劝降，但时任大理国王的段兴智仍拒绝向蒙军投降。丞相高泰祥杀蒙古使者，领兵驻守金沙江沿线，又派遣将领高通率军进驻会川以抵抗蒙古大军。
十二月初，大理国军队开始与蒙古中、西两路军展开对峙。兀良合台趁此时机率领部队越过旦当岭（今云南中甸）进军大理境内，招降么些部落（今纳西族），忽必烈的中路军直抵大匮（今丽江大巨），占领三赕（今云南丽江），由三赕向谋统进军，从侧后对与蒙军对峙的大理军主力展开突袭。此时大渡河以南直到云南西北部的大理国辖地，皆纳入蒙古的势力范围。大理国西北的军事防御体系，大渡河、金沙江两道天险，以及无数的“蛮夷”部族所形成的缓冲区域，霎时间被“天兵”所破。高泰祥面对前后夹击的险境，匆忙决定率领部队撤退到大理都城羊苴咩城内，羊苴咩城东濒洱水（今洱海），西倚点苍山，北、南有龙首、龙尾两关为屏障。高泰祥以重兵据咽喉要地龙首关，意欲凭借坚固城防在此地坚守来迎战蒙古军队。 最终蒙古东路军渡金沙江与中、西路军会师于龙首关，合力进攻，最终攻克龙首关，歼灭驻守此地的大理军队主力。而后乘势向羊苴咩城进发，在面对羊苴咩城坚固的城池时，忽必烈命令士兵组成一支特别队伍，绕道苍山西坡，由西向东翻越点苍山，最终于十五日攻克羊苴咩城。段兴智逃往善阐（又名押赤、鸭池、鸭城，今云南昆明），高泰祥则趁夜率领部队向姚州（云南姚安）逃跑。
忽必烈采纳募臣姚枢建议，禁止妄杀，安抚百姓，稳定秩序，并遣军攻占附近堡寨。不久蒙古军队在姚州俘斩高泰祥。
1254年春，忽必烈命兀良合台继续东征未降服的各部，命刘时中为大理宣抚使，以稳定大理国的统治。忽必烈自己率军北返。
不久，兀良合台率军占领善阐，段兴智出逃至昆泽（今阳宗海）被俘。经过两年的激战，又征服了赤秃哥国（即罗施鬼，今贵州西部），罗罗斯（今四川西昌地区及凉山彝族自治州），和自蛮波丽国（今元江一带）。白蛮首领细嵯甫被擒。到1255年，大理全境被蒙古征服。兀良合台征服大理各部后，遣使向蒙哥汗报捷，并将大理国主段兴智、波丽国主细嵯甫等人作为俘虏上献。蒙哥采取怀柔政策，放他们回去继续统治原属各部。段兴智感激蒙哥便献出地图，并亲自领兵作前锋，引导兀良合台讨平继续抵抗的各部；又向蒙哥提出“治民立赋之法”，以巩固蒙古对云南的统治。
四、战争评价
从军事方面，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一次著名的远征，忽必烈充分发挥蒙古骑兵的特长，挥军直入数千里，沿途招抚当地部族，深远迂回攻占大理国，出奇制胜，形成了对南宋的南北夹击，对灭亡南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是中国战争史上远程奔袭的著名战役。史家对忽必烈平大理国的用兵有很高的评价。如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云南方舆纪要序》中评价道：“吾观从古用兵，出没恍惚，不可端倪者，无如蒙古忽必烈之灭大理也。自临洮经行山谷二千余里，自金沙江济，降摩荻，入大理，分兵收鄯阐诸部，又入吐蕃，悉降其众。夫从临洮而抵金沙，亦不过二千里，行军于无人之地，更不事假道蜀中也。”进而进行了一番大胆的推断：“夫彼可以来，我何不可以往？设有人焉，出丽江而北招纳诸番，结以信义，径上洮、岷，直趋秦、陇，天下之视听，必且一易，以为此师从天而降也。”而在六百八十多年之后，他的推断得到了验证。一只军队反向沿着蒙古进军大理的道路进军，进入秦、陇地区，开启其事业的新局面。蒙古人进攻大理的这次行军，开辟一条前无古人的进军通道，这场千里跃进式的奇袭载入了史册，为军事史提供了非常经典的案例。
从政治治理方面，云南第一次被纳入内地中央政权的有效统治中，由此彻底并入了中国版图。虽然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征服各个“西南夷”，在云南设立郡县。但汉朝灭亡后，中原对云南的控制日趋薄弱。南北朝时期，云南土著势力开始形成，中原地区只能在名义对其进行册封了。到了唐朝，南诏国的出现，使云南开始走上了独立的道路，唐朝对其进行讨伐也没有成功。鉴于此，宋太祖赵匡胤用玉斧在地图上划界，大渡河以西地区归大理国，互不干涉，留下“宋挥玉斧”的典故。云南在此时处于半独立状态，若依照这种局面发展下去，云南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蒙古灭亡大理国后，虽然出现白族僧人舍利畏起兵一事，但终被蒙古平定。不久蒙古设立19个万户府对进行统治，后来设云南行省，加强了中国对西南边陲的统治。在元朝的经营下，云南逐渐内地化，为后来的改土归流奠定了基础。元朝灭亡后，明清先后继承了云南省的建制，并继续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土归流”，最终让云南成为了内地十八省之一。而这也是蒙古对于现代中国疆域贡献的体现。而蒙古没能征服的越南、泰国、缅甸等国，则再也没有属于过中国的版图。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南方界限是由蒙古人划定的。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西藏和云南。
蒙古对大理战争，不仅在军事史上留下了极为精彩的一笔，也使得云南纳入了中国内地的管辖范围，为现代中国的疆域作出巨大的贡献。这场战争所留下的行军路线，以及其中所产生故事也依旧为今天的人们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