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乐门大舞厅(The Paramount)是上海的一个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娱乐场所，全称“百乐门大饭店舞厅”。它以弹簧地板独步在上海，乃至在中国甚至远东享有盛名。1929年，原开在静安寺路戈磴路(今南京西路汀宁路)的兼营舞厅的大华饭省歇业，被誉为“贵族区”的上海西区，没有一个与“贵族区”相适应的娱乐场。1932年，中国商人顾联承投资70万两白银，购静安寺地营建“Paramount Hall”，并以谐音取名“百乐门”该娱乐场南当时极负盛名的设计师杨银谬设汁，建筑风格是20世纪30年代国际流行的装饰艺术。
百乐门大舞厅于1933年正式对外营业，曾一度是新中国成立前夜上海的核心地带，吸引了无数社会名流。该娱乐场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2l8号，华山路路口处，东临静安寺。“Paramount”的原意是“至高、最大”，1932年百乐门营建时即用此英文招牌，其原意是突出它的高档，并以其谐音取名“百乐门”，这个名字很迎合当时上海人追求吉祥如意、大富大贵的心理。在很多民国相关的电影电视剧中，百乐门也是最常出现的舞厅之一。
舞厅如此盛行，但在保守的人们看来，这里依旧是“伤风败俗”的场所，男男女女搂搂抱抱，这在男女大防根深蒂固的中国，确实有很大冲击。
20世纪20年代，天津发生过一场有关跳舞的争论。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
《大公报》先后发表数十篇讨论文章，反对者批评跳舞重女轻男，男女偎抱，毁坏名节，伤风败俗；赞成者则认为交际舞是一种具有艺术情调的娱乐。
1928年7月，上海市政府也曾颁布禁舞令，开了官府禁舞之先河。然而，如果说1927年天津“禁舞”是保守主义势力逆潮流而动的历史闹剧，那么1928年国民政府的“禁舞”则包含着更加复杂的历史内涵，《申报》上直接出了时评称“其禁舞动机，显然是出于政治需要，是为了树立政府廉洁开明而奋进的姿态”。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提倡“新生活运动”，在此期间也曾发起过声势浩大的“大学生禁舞”运动，当时舆论认定大学生跳舞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听之任之的生活小节，而是“荒废学业”“有损德性”，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脉”的大问题。由此，“禁舞”直接从一个社会事件，蜕变为一个拯救国家的宏大叙事和历史决策了。
1947年，南京政府以“妨害风化，提倡节约”为名，下令限期关闭舞厅，实行全国禁舞，并由此引发上海舞女的集体抗议。
然而，作为一种具有资产阶级腐朽性质的负面形象，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交际舞”却被奇迹般地“移植”到了革命根据地延安。据考察，1937-1942年，延安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晚会上，
“革命队伍里时兴交际舞”这倒是令人颇感意外。
延安交际舞最初是由来采访的外国人传授，从上层领导开始，经过革命队伍的勇敢接受，并作为向封建势力的挑战，而逐渐时兴起来的。对于延安而言，正是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 Agnes Smedley)，引领了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作为延安交际舞热的首创者和推动者，共产党的干部爱跳交际舞的风气，就从史沫特莱在延安举办舞会，亲自教毛泽东跳舞开始。
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为表演性节目。范围不大，半掩蔽半公开。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具有强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节目却非常具有示范性，并逐渐开始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
毛泽东曾经风趣地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但是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确实，如毛泽东所言，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一时间延安因为交际舞而闹得沸沸扬扬。
新中国成立以后，“舞厅”因所包含的资产阶级情调而被彻底批判。在上海，人民政府对旧上海的妓女和舞女实行改造，让她们自食其力，谋求新生。上海的各大舞厅纷纷退出历史舞台，曾经盛极一时的大都会舞厅，于1954年改名为“静园书场”，专营苏州评弹演出业务。不过，“营业性舞厅”虽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但“跳舞”的合法形式却并未因“营业性舞厅”的关闭而消失殆尽，而是逐渐为革命之后更为健康、节制的“机关舞会”所取代。
“机关舞会”的兴起，自然有着苏联影响的深厚背景。鉴于新中国成立初中国“一边倒”的对外政治策略，中苏友谊天长地久的美好愿望在20世纪50年代深入人心。此时的城市人民也纷纷以苏联生活方式为楷模，穿起“布拉吉”跳“伴舞”（交际舞）便是一例，而这也被视为一种革命和进步的象征。从部队到地方，从机关到企业，每个单位都有专门用来跳舞的大俱乐部，更有公园、广场等露天舞场，《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苏联歌曲都是此时的流行舞曲。
1979年，西式交谊舞仅仅经过20年多一点的间歇又在上海出现了。在跳舞解禁的最初时期，许多年纪大一些的人得以在家更教年轻人跳舞，80年代初，家庭舞会风行一时，社会上还有一些“黑灯舞会”。
当时，工会和共青团也开始组织舞会，要求参加者持有单位开具的证明其成年的介绍信。还有监督者防止男人与女人靠得太近。但是这种清教徒式的监督在普通老百姓阶层很快消失了。过于热心的监督者在这里遭到嘲弄，甚至受到当地恶棍的攻击，当时的人回忆说：“当他们走过来试图监督某人的时候，我们会冷不防在他的后脑勺上敲一记。他还不知道是什么打了他。”
1984年第一家商业性舞厅在上海开业。迪斯科是在80年代中期在上海登陆的，随着美国电影《霹雳舞》以及外国留学生开办的舞会而风靡上海。专门的迪斯科舞厅直到80年代后期才出现，第一家是在只限外国人住的饭店里。因而直到90年代，迪斯科尽管时髦，但有相当的边际性，仍然是交谊舞的附属物，一位女职员这样描述80年代中期的迪斯科：
那时舞厅早就有迪斯科了，但是他们每天晚上只跳几分钟。只有少数人会跳，大概一二百人中只有25—30个人出来跳，扭动啊、旋转啊，实在是难看。
到了1996年上海自称至少有10家多层次的“迪斯科广场”，每一个能够容纳600人。还有80-100家小一些的迪斯科舞厅分散在全市各个地方，包括迪斯科舞厅和交谊舞厅在内，上海商业性舞场的数目从1985年的52家增加到1990年的310家，1994年的1022家，1996年的1336家。
80年代初期的跳舞不像90年代中期这样体现出年龄上的、舞蹈方式上的和收入水平上的差异。所有年龄层次的人在同样的公共舞场跳一样的舞步。
交谊舞厅是当时最流行的舞场，也是这个城市最流行的商业娱乐形式，光是上海就能有大约一千家商业交谊舞厅。交谊舞厅一般每天从早晨开始分时段售门票，每个时段大约2-3个小时。一家顶级舞厅的票价在早场的1元到晚场的40元之间变动。一般夜场门票是15元左右，包括一杯茶。舞客们很少要其他饮料或酒类。一般交谊舞厅每天从早上9点钟到午夜这一段时间客人较多。
这些交谊舞厅一般会安排一个小时交谊舞与半个小时的迪斯科交错进行，最后一个小时是交谊舞，通常在迪斯科开始前是一刻钟的慢舞。大型舞厅在晚上有乐队和歌手现场伴奏。他们在迪斯科时休息。最流行的舞是华尔兹、四步舞和吉特巴，大多数用香港和大陆的流行音乐伴奏，有时也用“革命歌曲”或者1949年以前的老歌伴奏。
交谊舞厅的大多数舞客年龄在25-45岁之间。已婚的，年龄35岁左右的国营企业工人居多。男人通常比女人稍微多一些。交谊舞厅的门票不像迪斯科舞厅那样变动得厉害，也没有昂贵的或著名的舞厅垄断市场。
相反的，在90年代中期，迪斯科舞厅的数量大约是交谊舞厅的十分之一，客人的年龄段一般是17—25岁，营业时间一般是在晚上。这些小迪斯科舞厅陈设简陋，但他们在设计、音乐和方式上模仿大俱乐部。这些舞厅的门票夜场只要10—30元。有的下午场仅要4元，常常是一些十几岁的青年光顾。大多数主顾是那些学习成绩不好、学业荒疏的青年。他们往往是在很年轻的时候退了学，开始作些小工作，或者于脆在家待业。到了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