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我们很可能在经历气候史上“最”离谱的一个夏天：
也许你清晨从贵州镇远的民宿标间里醒来，发现窗外河水已经漫到三楼，连沙发也漂浮起来；也许在你山东东明6楼的家中，忽然天色骤暗来了一阵龙卷风，把厨房冰箱卷去100多米外的草地上；又也许你去了川西跟团游，结果半道遭遇泥石流、山体滑坡或山洪封路，一不留神暑期旅行变成极限逃生……
官方一场接一场的新闻发布会勾勒着灾难的形廓。2024年6月19日以来，国家多次向灾区预拨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并调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支援前线。7月4日，中国气象局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由于全球持续变暖加剧了气候系统的不确定性，中国的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事件正在趋多趋强。7月14日，水利部召开新闻通气会：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多流域连续发生20次编号洪水；预计“七下八上”（即7月16日至8月15日）期间，七大江河流域均有可能发生洪水。
“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大家开始感到无力和疲惫，这会让人们把头转向一边。”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周楚涵说。
“今年上半年确实重了一些，是我们做气象灾害这十年里最重的一年。”卓明信援负责人郝南说。
“今年整个基金会的募款项目都不好，有些都搞笑了，（只有）三位数。”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王刚说。
在这个大江大河洪水并发、超警以上洪水较常年同期多出1倍的夏天，凤凰网与6位来自民间救援队、基金会和环保NGO的人士对话，试图探索极端天气导致灾难频发的时刻，面对救援人手、物资、公众注意力等诸多缺口，我们的社会应急救援还能做些什么？
一向快人快语的王刚，此刻就像“像素游戏”里的小人回到现实世界，吐词磕磕绊绊，语速极慢。
王刚是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厦门市曙光救援队队长。接通凤凰网电话时，他刚结束在湖南华容洞庭湖决堤的全部救援工作。在前线连轴转了二十多天后，王刚已经头脑发昏，记不清行动路线。他上下翻查朋友圈，回溯时间和地点。对讲机中队友同样浑浊的声音，不时打断他的思路。
在洪水泛滥的2024年夏天，曙光救援的神经一直处在高度紧绷状态。6月17日起，救援队一连参与了7场水灾救援：福建龙岩，广东梅州，江西景德镇、乐平、永修，湖南平江、华容。最多时有113名曙光队员顶在前线。
◎ 2024年6月26日，曙光救援在江西浯口镇救灾
最难的一天是7月2号，王刚用“全线告急”这样的词语形容彼时——江西九江因“防汛人手严重短缺”，不得不发出“家书”，号召当地人回乡抗洪；洪水倒灌进入湖南平江，淹没了近一半县城；湖南汨罗更是出现了约30米的溃堤（那时距洞庭湖溃堤还有3天），当地人不得已将装满石头的卡车驶入河中阻流……
那天凌晨2点50分，正在高速公路庐山服务区休息的队伍收到求援消息，紧急会议后，他们决定兵分两路：2车4艇继续前往江西永修县；主力团队30人10车12艇携带水陆两栖车连夜赶往湖南平江和汨罗地区；此外还调动了山东的志愿者。
如果熟悉好莱坞的灾难电影，你会知道难题总是接踵而至。现实也是如此。对于王刚来说，更麻烦的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和台风季还没到来，钱却快花完了——截至7月17日，曙光救援的行动资金支出超过40万，而这个民间救援团体全年的备灾资金也就50万。
到处都是钱窟窿——补充救援装备，队员训练经费，日常开支，救灾行动。为了省钱，一个月前，队伍从厦门出发时自备了50箱面包、21箱自热米饭和50张行军床；每抵达一个地方，他们只开三四间酒店房间供四五十名队员轮流洗澡；休息时，女队员住酒店，男队员搭帐篷住行军床。去年一年，厦门曙光积攒的矿泉水瓶和纸箱卖了3321块钱。
◎ 救援人员在湖南华容县洞庭湖决堤救灾现场
7月13号零点18分，王刚和队友终于回到厦门。与此同时，重庆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已致6人死亡。四川中北部也发出“特大暴雨”预警，部分区县救灾指挥部开始引导居民转移避险。一天后，河南省南阳社旗县出现了“超级暴雨”，三天降下了当地一年的平均降水量——上个月这里还处于极度干旱中——重旱瞬间急转成了重涝，一夜之间，当地人努力浇了三轮水才抢救过来的玉米苗，被彻底淹死了。
16日，王刚一边休整，一边在朋友圈开始接力河南暴雨洪灾的求助登记表。
“今年的气象灾害比较频繁，发生时间也比较早，已经有好几个国家三级和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了。”爱德基金会社区发展与灾害管理团队主任谭花说。
在她的观察里，极端天气已经不再是国际舞台上的倡导或者媒体传播上的文字——他们去乡村做项目，听到农民讲耕种习惯的改变：过去割完玉米后才是雨季，如今收玉米的时候雨就下起来了；以前果树种在山脚下，现在要种到山上去，底下太热了。
在救援和公益圈里，人们还感到另一种变化也在悄然发生——持续甚至不断加码的灾害之下，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正变得疲惫而松散。更确切地说，灾情获得的关注、人力和资金支持，越来越不够了。
◎ 2024年7月2日，江西永修县，车主在抛锚的汽车中求助
可每当谈起这个话题，对话氛围立刻变得谨慎。
一则被小心翼翼提起的舆论事件是，7月5日，企业霸王茶姬向湖南华容县捐赠500万元，却引来反对质疑声。有人问，这些善款真的能帮到灾民吗？还有网友评论，灾难频发后，人们对苦难麻木了，“现在社会缺少联结感及共通感，大家都处于一种原子化状态之下……对遥远的他人有着很深的隔膜”。
“2021年河南水灾时，老百姓对救援队伍很尊敬，是吧？”青岛红十字同尘救援中心的负责人李延照说，他是国内最早做急流、舟艇、绳索、冰面等综合救援技术培训的人士之一，“以前我们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好，（如今的氛围是）这又不关我事，我凭什么支援？”
2018年寿光水灾时，800*800平米的仓库几乎装满了各地驰援的物资。而今年，据卓明信援负责人郝南观察，“各个基金会的捐赠都挺惨淡的”（谭花形容，是“断崖式的下降”）。不仅如此，“一些社会关注度高的灾害事件，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带来大量的捐赠”。
北京缘梦公益基金会应急救援项目部负责人王涵介绍，今年基金会收到的公众捐款占比80%-90%，其余是企业捐款——称得上“寥寥无几”，而在过去两年，企业捐款平均占比总筹集善款的20%左右。“我们往年合作的一些企业今年甚至都婉拒了。”截至7月15日，北京缘梦公益基金会的南方水灾项目筹款45万，而去年京津冀水灾项目时，它筹得了700多万。
谭花也表示，河南“7·20”水灾和京津冀水灾的募集款项达到“几千万”，今年的南方水灾目前只募到“几百万”。
往年，矿泉水和方便面是不紧缺物资——灾害发生一两天后，应急方便食物的需求就下降了，基金会采购时务必谨慎，不然就会过剩。今年却有不同：“好几个地方提出来的需求是应急方便食品，有的要面包，有的要方便面。”谭花在爱德基金会工作了20年，这让她感到意外。
◎ 方便面是救灾时重要的应急战略物资
应急方便食品如此，更不用提灾后所需的水枪（用于冲扫淤泥）、发电机、雨鞋、铁锹、手推车、电动三轮车、消毒药具、水泥等等了——即便是社会援助充分的年份，这些灾区百姓真正所需的物品也很少被外界关注到。
变化势必影响救灾救援工作。北京缘梦公益基金会在全国共支持100多支民间救援队，并和30多家社会组织长期合作。“如果没有资金，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参与很多救援行动，大规模灾害的救灾有运营成本。如果没有快速的筹款能力，资金怎么能到一线也是一个问题。”王涵说，他刚从湖南救灾前线回到北京。他们今年响应了广东韶关和梅州、广西桂林、湖南华容和汨罗、河南南阳、重庆的救灾与救援。
谭花所在的爱德基金会的情况是，“哪里发生灾害还是会响应，但是响应规模明显比较小。用有限的资源，能做多少是多少”。
据郝南观察统计，近几年达到需要公众募捐程度的水灾大约是每年20次，而真正引起全国范围内踊跃援助的水灾只有2021年“7·20”河南暴雨和去年的京津冀水灾。甚至，有的灾情信息都没能走出当地——今年6月，黑龙江倭肯河、广西崇左和百色都发生了严重水灾，都没能在舆论场留下什么痕迹。
现实之一是，公众关注度和灾情严重性并不总是成正比。在湖南水灾中，华容县因为洞庭湖决堤多次登上热搜，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