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宋妈祖信仰在莆仙境内的传播及其变迁过程，我们可以看到：
1、林默，莆田湄洲屿人。其身世应以记载最早、 最具权威的史料，绍兴二十（1150）年廖鹏飞的《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为准，而不应该相信产生于明清之际那些附会牵强的“传记”。蒋维锬先生在《一篇最早的妈祖文献资料的发现及其意义》一文中所表现的严谨的治学精神，值得后学者敬仰。有论者因莆田北宋曾隶属泉州，而认为林默是泉州人，我以为不然。湄洲屿是林默降生和升天地，在信徒的宗教感情上是神圣和无可替代的。湄洲祖庙的“圣地”至高地位，无容置疑！近年的湄洲“朝圣”热潮，正是怀祖感恩，饮水思源美好感情的体现。
2、圣墩、白湖、文峰诸庙的消长兴替的事实证明， 妈祖的诞生地并非必然的就是妈祖信仰的主要传播地。主要传播地以百年左右为周期，以“托梦”的超自然宗教神话形式为推力，不断地迁移变动。而当揭去神话的外衣，以社会学的科学立场加以审视，便可得出一个结论：这种迁移变动，受到社会经济大背景的决定和制约，它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哪里条件优越，有利于传播，哪里就自然成为妈祖信仰的主要传播地。这种具有规律性的现象，在世界宗教史上屡见不鲜。
3、在莆田人士的努力下， 北宋妈祖信仰在兴化范围内出现了第一个高潮，为南宋向闽浙鲁粤沿海及以后更广阔范围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功不可没，南宋到宋元之交，妈祖的继续传播，面临着两对矛盾造成的困境。第一对是后起之秀的妈祖与固有的福建沿海众多海神的矛盾。这些地方性民间海神除本县涵江的灵显侯、郡北的大官神、仙游的东瓯神女外，更棘手的是，北边有凭借闽都著名海港优势的演屿“福州屿神”，南边有存在已久的、挟着“官方主持”、“国家典制”的位阶的“通远王神”（见吴幼雄《福建海神与泉州神女独秀》）。当时妈祖，“无论是‘夫人’，还是‘妃爵’，都不过是人间宫廷女宫的神化名位，还只是作为一般神祗”（见陈国强《妈祖信仰与祖庙》P44、P54），要克服这南北二大障碍，后来居上，甚或取而代之，实属不易。反观妈祖故乡兴化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海上远洋交通能力，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比较而言，毕竟只是一县之利和国内的近海港口。或问：“兴化各海港能否传播妈祖信仰？”答曰“能”。并可举出杭州艮山、山东蓬莱、江苏宁波等一些沿海商埠，由莆田行商建庙的例子。但其传播的规模、影响和速度，只能与兴化一县的经济、远航总水平相适应。这就出现了第二对矛盾，即妈祖信仰要走向全国、走出国门的大规模传播需求与其发源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限制之间的矛盾。上述两对矛盾，一主一从，既有区别，又有交叉重叠。而矛盾的解决，有赖于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出现和介入，从而引发矛盾内部两个方面之间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一般民间神祗与南北二神的官方性质之间矛盾是主要矛盾，只有取得官方更高一级的神格制封，才能超越对方甚或取而代之；大规模传播需求与发源地条件限制为次要矛盾，它的解决当然有其自身的内涵和过程，但主要矛盾若能解决，则为次要矛盾的最后解决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总之，妈祖信仰在热切地等待着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寻找着一种具备相对优势条件的传播载体，以便突破矛盾的制约，实现历史性的飞跃。
历史总是给成功者以机遇。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果然在南宋及宋元之交的年代出现了。这就是（一）庆元二年（1196）中国乃至世界最大海港泉州首建天妃宫；（二）朝代更叠的政治巨变；（三）以及随后之至元十五年新朝“制封泉州神女号天妃”的一系列举措。
南宋是妈祖信仰由莆仙走向全国的过渡时期。随着福建商人北上的足迹，随着从福、泉、兴、漳大批征募来的“福建舟师”在江浙大败金人的凯歌，妈祖走出故乡，向江浙闽粤传播，但其范围与规模，也只限于一些外来海贾行商在几处海港商埠建立神庙致祭，仅是“点”、“线”式的辐射，与渗透入当地民众生活的“面”的融合，不能同日而语。这时，在南线的传播中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庆元二年（1196），在当时已超过广州而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成为世界上两大海上贸易港口之一的泉州晋江边浯浦，传说僧人觉全“梦神命作宫”〔5〕。于是建起泉州妈祖庙，即今之天妃宫。泉州天妃宫的建立在妈祖传播史上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预示着妈祖信仰的传播，在闽南一带即将出现一个新局面。具体传入的路线，有陆海两路。
一、陆路。仙游枫亭于元符初（1098左右）传说首建妈祖庙（李献璋引刘克庄《风亭新建妃庙记》），妈祖信仰沿古官道南下，经螺阳城抵洛阳江口，再至晋江北南岸建庙，不但在地缘上是顺理成章的事，在人缘上也是有因果缘份的。丁毓玲在《妈祖民俗文化的社区分析》云：“我们在（惠安）沙格调查时发现，许多老太太穿大红衣裳。只有丈夫健在的妇女才有权穿红衣”、“传说妈祖升天时穿‘朱衣’，穿红衣是纪念妈祖”。而这习俗正是由仙游一带传入的。它恰是陆路传入的见证。南宋绍定三年（1230），真德秀二次知泉州时即为惠安县管下天妃宫和龙宫山天妃祠各撰写一篇《祈雨祝文》。可见， 在枫亭建妃庙至迟32年后，惠安这两地已出现天妃庙了。
二、海路。晋江沿海渔民，每年汛期，都追逐鱼群北上湄洲、三都澳直至舟山，南下至潮汕等渔场作业。其间交往频仍至有举族定居繁衍者，如现在的浙江温州的仓南地区、广东揭阳地区就有闽南语的“飞地”，该地供奉之妈祖即由泉州庙分香而来，与湄洲相去甚近的晋江口众多的海港渔村，由湄洲直接传入更是情理之中。如晋江出海口有座小岛屿大坠岛，就有一座妈祖庙。而且，由渔民从海路传入，显然比陆路更快更早。如泉州南港安海湾的大盈庙名“顺济宫”，显系依宋名，或可为宋代即传入之佐证。
泉州建天妃宫的前后，晋江下游妈祖信仰迅速发展北岸的厂口、沟后、院前、法石、寻铺，南岸的蚶江、石湖、祥芝、安海湾的大盈、石井、安海、东石、金井、围头、永宁、梅林等乡镇以及邻近的惠安、南安、同安、厦门、安溪等县都先后建立数十座的妈庙。
泉州、闽南一带出现的妈祖热潮，表现了民众对同饮一湾水又曾有同乡之谊的这位道德高尚的林默娘怀有美好的感情和虔诚的信仰。泉州原来奉祀的九日山海神“通远王”是香火盛极一时，远届海表的官定神祗，宋人王国珍云：“凡家无贫富贵贱，争像而祀之，惟恐其后。”（真德秀《祈风文》）后又曾传播至金门、莆田、惠安等地。其中莆田祥应庙早在五代时奉祀该神（见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史略》P126），而其时林默尚未诞生。史载北宋大观元年（1107）泉州“纲首”（海南首领）朱纺还曾请祥应庙香火随舟往三佛齐国奉祀，盛况可想而知。泉州每年夏冬，市舶司都要在九日山上举行盛大的官方祈风仪式，所有官员都要出席，并勒石纪胜。泉州知府真德秀在所撰《祈风文》中云：“帷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是以国有典礼……一岁而再祷焉。”而这样一个国家法定的祈风典礼，在泉州天妃宫建立五十多年后的南宋末年，即停止举行，并逐步被妈祖祭典所取代，其意义在于它从实践上说明，妈祖凭借着自身潜在的道德感召力量在南宋政府绍熙元年首封灵惠妃后仅仅六年，便已得到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民众的认可、接纳和崇信，顺利地克服了上述所面临的原来具有“国家典礼”名位的官方神祗造成的障碍，为第一对矛盾的最终解决，奠定了现实基础。总之，以泉州天妃宫建立为转折点的闽南海神信仰对象的大变化，使妈祖信仰传播出现了一个新的活动大舞台，也可说是“神灵本身”，继圣墩、白湖“托梦”之后，第三次“托梦”，为自己“选择”到一个越洋远播的最佳出海口。所谓“托梦”“选择”，当然只是现实需要的超自然说法，值得注意的是所“选择”的三处妈祖庙，前两处已衰落湮没，只有泉州庙独存。且在800年之后，还成为全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 唯一为中央政府列为全国重点保护的妈祖文物古迹，其原因恰恰在于第三次“选择”，选到了一个具备了妈祖向全国乃至海峡对岸、海外诸蕃远播的经济人文条件的、经得起历史长河冲刷的最优载体。所以，与其说是神的“选择”，勿宁说是历史的选择。
从本质上说，这次迁移与前两次都是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产物，都符合上述以百年左右为周期，以神明托梦为形式等规律，有其相似之处，但又不是机械的重复。不同之处有二：一是地域文化圈的跨越。前两次都是在莆仙文化圈之内的近距转移，这次则是跨越方言限制，进入闽南文化圈的远距挺进；二是前两次是以此长彼消，互相取代的方式进行，不免令后人觉得遗憾。这次则是开拓新区、另建基地，原区的传播继续保存和发展。从妈祖信仰本身来说，这种螺旋式上升的新方式，显然对传播更有利得多。
二、元代政权出于保护漕运的经济需要，首封天妃，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妈祖信仰传播的第二次高峰
元代妈祖信仰的传播，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拓展期，其特点是朝廷为祈求神女对王朝生命线漕运的庇佑，首次把封号提高到当时至高无上的“天妃”，“褒封的规格有质的飞跃”〔6〕， 从而将妈祖在宋代与诸多海神等同的地位，突出到统御全部海神的最高地位。
元代七次赐封“天妃”，其中四次最重要制封，其经济、政治大背景，都与泉州海外贸易的空前发展、市舶司的相应建立、行政建制的提升息息相关，兹分述如下：
1、首次加封，应上溯到至元十五年。《元史·卷十·世祖纪》载：“至元十五年八月乙丑，制封泉州神女号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对此史料，论者或有异议，认为首封字数即达十二字之多，有悖宋代每封仅加两字的定规。疑“十五年”乃“十八年”之误。窃以为，正史明文确凿，干支日月分明。下笔简要，与十八年册封诏书之文雅从容，迥然有别，不容混淆。且元代异族入主，新朝初立，有意不遵旧制，以示新朝新法，是常有的历史现象。再考查加封的历史背景。先是，至元十四年（1277），新朝重新在上海、泉州、庆元、澉浦建立四个全国性的市舶司；又至元十五年诏令蒲寿庚“招谕番人来市”（古代也有“招商会”，一笑。）同年，又“升泉州为泉州路总管府，辖诸州”（乾隆《泉州府志·卷三》）。以上三则背景资料表明，元朝对在海外贸易中具有特殊地位的泉州格外重视，多方优惠对待。目的当然是借“天妃”的威灵来稳定政权，加强漕运，发展海外贸易，增加财政收入，对“泉州神女”寄意甚殷。
2、第二次加封是大家熟知的至元十八年。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至元十七年（1280）五月，“福建行省移泉州”〔7〕， 又一次提高泉州行政建制的规格。又《元史·卷十一》载：“至元十八年九月，商贾市舶货物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益”。避免重复抽税的措施，与十四年的“招谕番人来市”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了鼓励番商来泉州港贸易，这表明泉州市舶司已升格为相当于中国总海关的地位，为其他三市舶司所不及，所以十八年的册封，是一连串保护海道、发展海上贸易、加强漕运的举措中重要的一环。兹录册封诏书如下：
“元世祖十八年，封护国明著天妃。诏曰：‘朕恭承天庥，奄有四海……惟尔有神，保护海道，恃神为命。威灵赫耀，应验昭彰。自混一以来，未湟封尔。有司奏请，礼亦宜之。今遣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都元师兼福建道市舶司提举蒲师文，册封尔为护国明著天妃。”〔8〕
诏书突出盛赞海道验恶，恃神为命。对此，漕运的组织机构——福建道市舶司及其负责人蒲师文（即“有司”）体会最深切。身负皇命，由他奏请加封，是顺理成章的份内职事。册封“天妃”，在妈祖传播史上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它标志着长期困扰妈祖传播的第一对矛盾的彻底解决，从而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新的一轮传播热潮奠定皇权加神权的基础。蒲师文既是奏请人又是册封钦差大臣，是矛盾得以解决的关键人物，足见泉州港、泉州和泉州人在妈祖信仰传播拓展期的贡献与初期传播中莆田祖庙莆田人士的贡献同样都是不可磨灭的。
蒲氏先祖自阿拉伯来泉经商并定居，第一代已是北宋蕃商集团大首领，“擅蕃舶利三十年”，第二代蒲寿庚承父“以舶为业，家资累巨万计”〔9〕。以蕃商巨头而任泉州太守，后又兼福建道市舶司提举， 降元后仍受重用。蒲氏拥有庞大的远洋船队。景炎元年（1276），南宋名将张世杰一次即抢走蒲氏海舶400余艘；至元十七年（1280）， 福建省移泉州，命造船三千多艘；元代，在蒲氏家族为首的众多国内外海商集团的经营下，泉州海上航运和海外贸易进入全盛时期。与泉州有贸易交往的国家或地区，从南宋时的50多个增至100多个。有六条国际航线可抵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半岛、亚丁湾、东非沿岸、澎湖琉球、朝鲜日本。由泉州放洋经商的海商首领（称纲首）“以数十计”。元代泉州海商孙天富、陈宝生，长期从事海外贸易，来往于扶桑、高句骊与东南诸夷，以信取信于异国，被外国人称为“泉州两义士”〔10〕。他们经年航行于风狂浪恶的大洋，历险而能全身，自然对航海守护神妈祖灵应十分笃信并于经商地宣扬传播。元代经商琉球的福建海商还不多，但也已出现歌颂来自闽省神女昭昭灵应的元人记叙篇什：“后之灵昭昭，元人程瑞学之记叙甚备。而若‘天后志’，若‘闽颂编’，若‘疏球诸使录’，尤加详焉”〔11〕。总之，在泉州海外贸易进入全盛期的社会背景下，泉州妈祖庙首获“天妃”褒封，是历史的必然。
3、第三次加封是大德三年（1299）。《元史·卷二十·成宗本纪》载：“加封泉州海神曰护国庇民明著天妃”。此次加封的背景是大德元年（1297）“置福建平海行中书省，泉州为治所，辖诸州”（乾隆《泉州府志》）。这是行政建制上的第三次提升。本次加封的特点是在至元十五年制封“泉州神女”基础上加封“泉州海神”。
4、第四次加封，是天历二年（1329 ）敕令大祭天下十五庙的盛举。“岁运江南粟以实京师”是元朝保证京师粮食供应，稳定局势的重大政治经济决策，漕运成为元朝的生命线。虞集《送祠天妃两使者序》中云：“……于今五十年，运积至数百万石以为常。京师官府众多，吏民游食者至不可算数，而食有余，价常平者，海运之力也”。而海运凶险难测，“舟出洋已有告败者……覆溺者众”。天历二年，损失达七十万石。为维护其经济命脉之畅通，最高统治者派遣官至集贤直学士兼国子祭酒经筵官的宋本等二人为“天使”，专程奉诏南下向为匡扶国家漕运作出重大贡献的天妃祭祀致谢。致祭路线是逆着漕运航线自北而南，从漕运终点天津直沽起，至漕运出海口泉州压轴，十分慎重。致祭各点也经精心选择，有转运要冲淮安，有仓储重镇太仓之外港昆山，有财粮聚集“天藩”杭州。莆田白湖庙也在被选之列（列称为“广人事妃，无异于莆”的广东却一城未选）。专使奉有一篇总致祭的皇家“加封徽烈诏”，诏曰：“……河山永固，在国尤资转运之功”，盛赞妈祖“屡救吾民之厄”、“常全蕃舶之危”，和“御大灾、捍大患”的功德。然后，针对天下十五庙的各自特点，以专使语气，撰写各庙的祭文。最重要的是最后两站，降生地湄洲庙和漕运出海口泉州庙。兹录上述二庙祭文，以资比较研究：
祭湄州庙文
帷乾坤英淑之气，郁积扶舆，以笃生大圣，炳灵于湄州。为天地广覆载之恩，为国家弘治化之平，特命臣恭诣湄岛，虔修岁祀。秩视海岳，光扬今古，呜呼休哉！
祭泉州庙文
圣德秉坤极，闽南始发祥。飞升腾玉辇，变现蔼天香。海外风涛静，寰中麟凤翔。民生资保锡，帝室藉匡襄。万载歌清宴，昭格殊未央。
湄州为天妃降生圣地，故祭文颂山川钟灵，降生下伟大的圣灵，也赞扬天妃有助于国家治化平安。全文以表达专程奉祀者虔诚的宗教感情为主，用语恳切而得体。
综观有元一代，自至元十五年（1278）到天历二年（1329），50年间出现了三次加封一次大祭，都集中一时，它宣告了妈祖信仰传播进程中的第二个高峰业已形成。
三、明代妈祖信仰的式微和海外传播新领域的拓展
所幸者，明代统治者不但继承了元朝中国板图内的国土，也接受了宋元以来发展海外贸易开辟海外航线所蕴积的“海洋意识”，即了解到天朝“化外”，还存在着蛮夷诸国那广阔的天地，并产生与它们友好交往的愿望，即所谓“宣德化而柔远人”，决定“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蕃国”（明成祖御制《南京天妃宫碑》），于是便有了举世闻名的三宝太监郑和奉命率领二、三万人组成庞大船队七次下西洋的壮举，从永乐三年到宣德六年，近30年间，郑和沿着宋元以来泉州、福州、宁波等远洋大海港开辟的航线，往返于东南亚、印度洋、阿拉伯等30多个国家，为中国与各国人民的友好交流作出巨大贡献，深受各国人民的敬爱。郑和相信妈祖，随员中多为福建泉漳一带水手，他们更笃信天妃。据说从首航开始，历次远征中数次遇险遭难，均因祷求天妃保佑而得以脱险，郑和祈信益虔，每航必于船头奉祀神像，沿途及抵岸不断祭祀，平安归来后都奏请致祭酬谢，曾两次亲诣湄洲庙祭祀加封，增修庙宇，三次驻节长乐候风均致祭，并建长乐天妃宫。他对明朝使节出海放洋主要港口泉州也很重视，除第五次下西洋出海时到泉州伊斯兰圣墓行香外，早在十年前，永乐五年就责令福建守镇官重修泉州天妃宫，并明令规定此后凡是朝廷派遣的内官及给事中行人等出使琉球、暹罗、爪哇、满刺加等外国者，都要按常例到泉州天妃宫致祭。有史可查的例如永乐十三年少监张谦从泉州港天妃宫出海使勃泥，仰赖天妃庇护顺利归来，奏请朝廷，把泉州天妃宫修葺一新。另外，跟随郑和出海的海员中有人因种种原因而留居各国者，也会通过当地的海商华侨，把妈祖信仰传到这些地区。韩槐准先生在1941年所撰《天后圣母与华侨南进》一文中就有东南亚诸国华侨纷纷“效郑和之故智”，广泛“崇奉天妃以保平安”的记载。
元代已有福建海商私下将妈祖信仰传入琉球。明初虽严禁出海，后又曾两次开禁。明洪武三年（1370）朝廷又在泉州设置市舶司，以通琉球等国，海上交往有所恢复。泉州再度因成为中国使节放洋及外国使节来华的最主要进出口岸而繁荣起来。洪武五年（1372），中国与古琉球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使节交往频繁。在琉球祭封妈祖已成为官方正式行为。琉球籍闽人程顺则在《指南广义》中载：“洪武五年以神功显灵，敕封昭孝纯正孚济感应圣妃”〔15〕。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祖赐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大部分是漳泉人。也有些闽县（福州）、长乐、福清和宁波等海上交通发达的地方的人，他们都从泉州放洋出发。这种整个族姓的大规模移民，不但带去漳泉一带先进航海技术，也以个别移民无可比拟的能量，进行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他们在当地设立孔庙，开馆建学，传授四书五经等文化知识，举行科举考试，在大大增进使节人员的交往、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也把妈祖广泛传播开来。小小的琉球，就建立了久米村的上天妃宫和那霸的下天妃宫。到了永乐三年（1405），为接待琉球及各国使节等远方来客。朝廷专门在泉州天妃宫附近的码头边“车轿头”建起官方迎宾馆——“来远驿”。天妃宫成了中外朋友祈求海神庇佑的重要场所。
妈祖信仰在明末已传入日本。“传播路线是沿九州岛北上到日本本州各地”。日本奉祀妈祖的著名寺庙是俗称“南京寺”、“泉州寺”和“福州寺”的“唐三寺”。其中泉州寺即由泉漳帮船主于1628年在分紫山建的“福济寺”。后来安庆五年（1648），“檀主会当地泉南父老”，议决“遣使飞帛聘请”泉州开元寺高僧“温陵（泉州别称）蕴谦琬公长老”东渡日本任该寺主持，从此该寺在日本国内外名声大振〔16〕。
总之，明代，妈祖信仰在国内总体上由高潮转为低落，但却因郑和下西洋和中琉、中日友好交流而在海外的广阔新领域，掀起传播的新浪潮。泉州天妃宫在其中所起关键作用，标志着妈祖信仰海外传播的主要出海口、由莆田地方性港口向东方大港泉州迁移的历程已最终完成，上述第二对矛盾也随之彻底解决。至于有清以降，随着“开台圣王”郑成功、统一台湾的施琅将军涌入台湾的数万泉漳移民和南进的华侨，将“船头妈”传遍台湾宝岛和南洋诸国，则是这种转移历程完成后带来的硕果。
在妈祖的千年传播史上，莆田、泉州两地人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作出各自不同的重大贡献，并且留下通力合作的历史佳话。相传明代泉州卫指挥周坐，在抗倭战斗中和清代施琅将军在统一台湾过程中都得到妈祖的庇佑而大规模重修扩建湄洲祖庙，组成巍峨壮观的建筑群。清光绪三年，闽浙总督何璟捐金修湄洲祖庙，并“檄泉州、厦门、兴化各府县，踊跃输将，以期集事。”现在新加坡“天福宫”之所以是东南亚最壮观最负盛名的妈祖庙，就因为它是从泉州请来工匠运来建材，历时20年建成后又从湄洲圣地恭请圣像来奉祀，从而成为兴泉成功合作传播妈祖的典范。今天，妈祖信仰已走向五湖四海，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亚洲、属于全世界。它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所有的炎黄子孙都具有一种内在民族凝聚力。近年所掀起的“朝圣”热潮，已成为台胞、华侨寻根探祖，两岸人民沟通同根同文的同胞情谊的一座金桥。兴泉两地人民，同饮一湾水，本是一家亲，应从有利于扩大两岸文化交流，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大局出发，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团结一致，携手共进！
注释：
〔1〕张大任：《宋代妈祖信仰起源探究》。
〔2〕（宋）廖鹏飞：《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转引自蒋维锬编《妈祖文献资料》。
〔3〕〔4〕庄景辉、林祖艮：《圣墩顺济祖庙考》。
〔5〕万历《泉州府志·坛庙》天妃宫条。
〔6〕陈国强主编：《妈祖信仰与祖庙》。
〔7〕李献璋：《妈祖研究》。
〔8〕蒋维锬：《妈祖文献资料》转引自《天妃显圣录》。
〔9〕〔10〕有关蒲寿庚及“泉州两义士”资料均引自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史略》一书。
〔11〕徐恭生：《海神天后信仰与中琉友好来往》转引自《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一期。
〔12〕〔13〕〔14〕杨振辉：《明代妈祖信仰与其趋势》。
〔15〕徐恭生：《海神天后信仰与中琉友好来往》。
〔16〕童家洲：《日本华侨的妈祖信仰及其与新马比较研究》。
原文出处：福建论坛1997年05期返回搜狐，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