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难者家属到现场后，场面有点乱。里面有一些是负有特殊任务的台湾记者。
4月1日下午发现遇难者遗体后，我们在千岛湖游船码头工棚里布置了临时的灵堂，遗体按照出来的顺序编号。两辆大卡车昼夜不停地从杭州运来冰块，为遗体防腐降温。请来了40多个木匠，选用最好的木料，连夜加工了32具棺材。棺木悬空停放，棺内放冰块，遗体放在棺盖上面，这样既能降温又方便家属辨认。
法医对遗体进行解剖，标明每一具遗体的大致年龄、性别和随身物品。在清理过程中发现，遇难者大多有金银首饰留在身边，有的遇难者戴的手表还在走动，几个遇难者身上还有护照，一位鞋子里还藏有美金。对这些遗物都进行了细致的清理和编号，一一列出清单，为以后遇难者家属辨认提供了方便。
在这之前，我们也在第一时间通过旅行社通知了台湾遇难同胞的家属，4月3日，台北旅行同业公会代表首先赶到。我陪他们看了灵堂，当时他们要拍照，我们没有同意，这以后也成了我们隐瞒真相的一条“罪状”，其实我们当时考虑主要是那场景惨不忍睹，照片流出去会让本来痛苦的家属更加受伤。
台湾旅行同业公会提出要大陆方面抓出幕后黑手严惩凶手，要求按照国际惯例赔偿。我们表态，只有把起火原因调查清楚才能确定案件性质，并表示我方侦查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希望他们相信大陆方面一定会查出真相，给台湾遇难者家属一个交代。
4月3日晚，遇难者家属51人也赶到了上海。我们从上海接机开始，就紧急抽调杭州几个县市的工作人员，一个家属安排了两个工作人员。出了这么大的事，家属都很悲痛，情绪也很激动，需要有人照顾。后来台湾媒体说我们限制家属自由，这真是大大冤枉我们了。
家属到现场后，场面就有点乱了。一方面我们处理这样的突发事件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另外我们发现在家属里面，有一些是负有特殊任务的台湾记者，在上海出关时，他们未经检查抬进来两大箱录音摄影器材冒充是祭祀用品，这也增加了我们现场工作的难度。
发现情况有点失控，当晚我就打电话给浙江省委刘枫副书记，第二天刘锡荣副省长、省公安厅斯大孝厅长、杭州市王永明市长相继赶到现场，迅速成立事故现场处理小组，我受命和家属协商处理后事。
最后谈定，对每个遇难者赔偿13.5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的大陆已是史无前例了。
接下去的几天对我来说是最艰苦的，因为我要面对的是极度痛苦的遇难者家属。
这批台湾游客主要来自台湾中南部农村，以农民和小土地所有者居多，比较富裕，而且也比较喜欢显富，金戒指，金项链，腰上围个鼓鼓囊囊的腰包，很引人注目。
家属提出，要求祭拜遇难者，要求尽快破案找出凶手，要求遗体装上楠木棺材运回台湾，要求赔偿等。
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于要求祭拜，我们一定会安排好；对于尽快破案找出凶手，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大陆公安已经全力以赴；对于遗体运回台湾，我们认为天气等各方面情况已经不具备运送遗体的条件了。那时是清明前后，天气很闷热，遗体经过火烧水泡已经很难保存，那天台湾旅行同业公会的人来到现场，戴了口罩都吐了。那么多遗体，你说怎么运？楠木棺材，一下子也不现实啊。
最后说到了赔偿。这里我要插一句，那时旅游市场还很不规范，这批台湾游客倒了好几手。开始组团是台湾长风旅行社，到大陆是福建中青旅，到浙江是中旅，只有地陪没有全陪，而且旅行社之间发生的费用都是三角债，你欠我，我欠他，给后事处理理赔添了很多麻烦。千岛湖事件后国家旅游局专门出台文件规范旅游市场。
我记得当初家属代表要求大陆对每人赔偿几十万元，否则就不肯火化。我们也只能做工作，大陆那时还没有这样赔偿的先例，大陆那时收入水平还很低，一个厅级干部一年工资也只有一万多元。
这个问题谈了好久。从内心来说，我非常同情这些家属。这场飞来横祸搁在谁身上都受不了，特别是里面有个小孩，父母双双遇难，一下子成了孤儿，我几次提出对于这样的情况要优先考虑照顾。但当时大陆经济水平摆在那里，我们也的确很为难。
一直到4月4日晚上12点，终于谈定了就地火化和赔偿方案，我的印象是保险公司赔了11万元，省政府安排了2.5万元的安慰金，总共对每个遇难者赔偿13.5万元，这个赔偿数，在当时的大陆已是史无前例了。最后，双方签订了协议，每一个家属都签了字，我也总算松了口气。
新安江水电站大坝上有很多群众为遇难者送行，罪犯居然也混在人群之中。
第二天正好是清明节，下着小雨。按照遇难台胞家属的要求，在淳安举办了追悼法事，杭州灵隐寺71岁的监院继云大师带了9个法师连夜赶到淳安主持法事；遇难台胞中也有天主教徒，杭州天主堂的神甫也赶到淳安举行入殓仪式和追思弥撒。
可是这天下午风云突变，在混在家属中的特殊人物挑动下，家属对前一天晚上签订的协议表示不满，坚持要运遗体回台湾，甚至拉起横幅，头绑白带，堵住了在现场慰问家属的刘锡荣副省长，一定要他表态。等我赶到现场时，刘副省长的车子前后门都被团团围住，我好说歹说，总算让刘锡荣坐我的车先走，我留下来继续做家属工作。
这件事后来被海外媒体搞得沸沸扬扬。中央专门派人来做调查，我对他们说，刘锡荣是来慰问遇难者家属的，一直尽心尽力做安抚工作，某些人断章取义曲解他的意思挑起遇难者家属的不满，并说刘锡荣“冷血高傲”，这是不公平的。
经过再三协商，台湾遇难者家属最终还是回到原来的协议。因为淳安当地没有火化场，遇难台胞的遗体运到桐庐火化。
4月6日凌晨，万学远省长赶到淳安悼念遇难台胞。上午家属赶到遗体停放现场，举行祭奠仪式后开始遗体入殓。家属点上香烛，供上当地准备的祭品。整个仪式都是按照台湾当地习俗进行。下午大家护送棺木上船前往桐庐，在途经“海瑞号”失事水域时，遇难台胞家属举行了法事，在经过新安江水电站大坝时，大坝上有很多当地群众为遇难者送行，事后我们知道，“千岛湖事件”的几名罪犯，居然也混在人群之中。
4月8日，遇难者家属手捧骨灰到达杭州，在西子宾馆我们专设了灵堂，晚上杭州灵隐寺方丈在素斋堂设素席招待遇难台胞家属，并且向每位家属赠送了佛珠经书。4月9日上午，遇难台胞家属从杭州机场取道香港返回台湾。
破案采用人海战术，37个乡镇共出动4047名干部群众。访谈近10万人次。
大陆公安部门全力以赴侦破案件，4月17日，正式宣布此案告破。
当时的疑点主要集中在船上的汽油燃烧和枪弹痕迹。痕迹专家经勘验发现，出入底舱的铁梯缺失，起火中心留有一只汽油桶，底舱口上方钢板上有猎枪霰弹击发所致的圆形状凹陷，底舱油柜有爆炸痕迹。法医作出了结论：遇难者进入底舱前并未死亡，死亡系窒息烧烤而致。刑侦专家分析认为，船上人员极可能受暴力胁迫进入底舱，尔后被焚致死。
当时，公安干警经分析得出了此案三个犯罪的特征：第一，案犯有水上交通工具；第二，结伙作案；第三，案犯可能使用了威胁性武器。从而确定了侦查方向——从船只入手。
于是，一支由公安人员和干部群众组成的调查大军，昼夜不停地开展了全方位的大排查。这一点我很佩服我们破案的人海战术。我看了个资料，据统计，淳安县37个乡镇和县级机关共出动4047名干部群众投入调查工作，访谈近10万人次。
调查的线索最后集中到当地无证从事摩托艇营运的吴黎宏身上。案发当天吴黎宏买了三桶汽油，一号油桶一直未归还，型号规格与“海瑞号”上发现的油桶相似；案发前吴黎宏曾购买过民用炸药和猎枪子弹，而且他借了两支猎枪，归还的时候枪管还换错了；有目击者在3月31日下午见到吴黎宏驾驶摩托艇载其他两人进湖；吴黎宏借贷了6万元购买大马力的摩托艇，还款期将到；有人举报，4月1日早晨，吴黎宏理过发，眉毛额发有被火灼焦的痕迹；吴黎宏在案发后曾声称要将摩托艇以3万元的低价抵押出去……
公安人员立即围绕吴黎宏的家庭、生活、交友、活动等情况逐一调查，很快又发现与吴交往甚密的胡志瀚、余爱军的一些可疑情况。公安机关果断决定：立即传唤嫌疑人。
4月15日下午及晚上先后传唤了余爱军、吴黎宏。第二天，又传唤了胡志瀚。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三名案犯交代了整个作案经过和作案动机，所谈细节与现场勘查得到的情况完全吻合。
最后一班船觉得时间太晚取消了猴岛景点，“海瑞号”阴差阳错成了最后一班。
3月31日16时许，三人携带作案工具，从千岛湖镇西园码头乘摩托艇到湖中猴岛附近水域窥测目标，换上了事先准备好的作案服装。
17时30分许，湖上下起了毛毛细雨，当开往毛竹源的“海瑞号”游船经过千岛湖猴岛时，三人驾船尾随。他们事先就商量好，准备抢劫最后一条船。
其实按照游船时刻表，“海瑞号”并非当天最后一班船。最后一班船也是载有台湾游客，按行程都是安排猴岛游览，在“海瑞号”停靠猴岛游客上岸游览时，最后一班船的台湾游客觉得时间太晚取消了猴岛景点，结果“海瑞号”阴差阳错成了最后一班。
猴岛上的一位导游本来要搭末班船回淳安，末班船不来了，她便上了“海瑞号”；船上的厨师只有19岁，个子很高大概有一米九，那天当班厨师病休，他也阴差阳错替班上了“海瑞号”。
“海瑞号”离开猴岛到了阿慈岛附近，当时没有其他过往船只。吴黎宏驾艇靠上“海瑞号”船尾右侧。余爱军和胡志瀚蒙面登上游船，此时约18时30分。余爱军手持猎枪冲到驾驶室，朝天开枪恐吓船员，将船员们赶入游船底舱。胡志瀚冲入中舱，一斧头剁在桌上，威胁游客：“把钱拿出来，不伤害你们生命！”
吴黎宏拴好摩托艇后，端着猎枪冲上游船。在他们的威逼欺骗下，6名船员、两名导游先到底舱；游客也被诱逼陆续交出钱物后下到底舱，胡志瀚持斧头守住底舱出口。
这之后，吴黎宏驾摩托艇、余爱军驾驶游船开至预定的沉船地点——黄泥岭水域深水区。途中，驾摩托艇的吴黎宏回头一看，发现在三层甲板上竟然还有几名游客，这5名游客离开客舱在甲板上看风景，吴黎宏马上回头上船，用枪威逼这几名游客进入底舱。
在黄泥岭水域，吴黎宏登上“海瑞号”，用铁丝把底舱门拧死，又同余爱军将劫得的钱、物转移到摩托艇上，三罪犯便按预定沉船方案，打开游船上的消防栓，想向底舱灌水导致沉船，于是，吴黎宏向底舱投扔一包炸药，但未爆炸。此时，底舱的被害人意识到大祸临头，有的苦苦哀求放条生路，有的往上冲，有的往外扔压舱石。三名歹徒凶相毕露，向底舱连开数枪，又向底舱扔下两包炸药想引爆柴油储油罐，第一包炸药丢下来，被堵在门口的“海瑞号”厨师拔掉了导火索，第二包炸药下来，爆炸声起，油柜起火。可是柴油的燃点很高，燃烧的火力也不大，吴黎宏又从摩托艇上取来一桶汽油，向底舱倾倒。一下子大火喷出底舱，四散蔓延，燎着吴黎宏、余爱军的头发。歹徒扔掉已燃烧的汽油桶，驾艇逃离现场，途中将斧头、匕首和作案时所穿的服装等扔进湖中。当夜三名案犯逃到胡志瀚暂住处，对劫得的钱、物进行分赃。
吴黎宏、余爱军做贼心虚，次日一早，就到理发馆理发，削除了作案时被烧焦的头发。
案件最后经过法院审理，法院认定被告人吴黎宏、胡志瀚、余爱军构成抢劫罪、故意杀人罪，两罪并罚分别判处三名罪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台湾方面对千岛湖事件的质疑，当时对两岸关系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公安机关宣布破案后，海协会迅速向台湾海基会通报，并随后多次通报案情。但从千岛湖事件一开始，这件刑事案件在台湾就迅速异化。
4月9日，李登辉出席台湾省“乡镇区长”讲习会时说：“台胞死了这么多人，大陆官方只简单几句话带过，这种做法就如‘土匪’一样。”4月9日，台“新闻局”召开有英、美、法、俄及中国香港记者参加的“中外记者会”，并决定将记者会实况“全程录像”，再配合电视新闻影片，剪辑成英文录像带，在海外电视频道播出，此外台方还在英、法、德等外文刊物上密集报道并编印成册，分送“新闻局”驻外各单位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国际特赦组织以及国际旅游协会等。不仅如此，台湾同时还采取抵制两岸交流行动，决定禁止岛内民众到大陆探亲、旅游、投资或从事各类经济贸易活动。
这在当时对两岸关系发展无疑造成了极大的障碍。当时台湾方面对千岛湖事件置疑主要有几点：
第一是指责大陆方面信息不透明，禁止台湾记者采访。
客观地说，我们那时在处理这种突发事件和披露信息方面没有经验。我们还是按照大陆的惯例发布消息，没有全面及时地报道，反让海外媒体尤其是港台媒体“先入为主”，连篇累牍地歪曲报道。13名负有特殊任务的台湾记者，在家属入驻的宾馆楼上安装了一台红外线摄像机。我们这里发生的事，台湾第二天就播出来了。这也是时代决定的，我们不能按照现在社会的发展水平来要求16年前的处理方式。
第二是怀疑我们公布的案情有假，怀疑我们大陆军警杀害了台湾游客。
3个人杀了32个人，我后来也曾经仔细看过案情，我只能说是人性的复杂。当歹徒控制住台湾游客时，游客大多报以破财免灾的想法，所以在枪口之下就没有反抗，而船上的船员，有的甚至就认出歹徒是当地人，天真地想总不会为难乡亲。但一旦32个人被驱赶进入底舱，就回天乏术了。其中一个歹徒有过劫财留命的想法，但为首的歹徒坚决要斩草除根。人性的凶残可见一斑。
事后我们海协会三次发函邀海基会人员及专家来杭州听取办案专家介绍案件详情。当年5月8日，海基会副秘书长许惠佑带6位鉴识、刑侦专家和法医、律师以及7位罹难者家属抵达杭州。在4天时间里，海协会专家详细介绍了事件发生、现场救援、案件侦破的全过程，以及案犯供认的犯罪过程。
记得许惠佑曾问我对他的看法，我说你很敬业。我是指他在他的立场上不厌其烦地给我们出难题，我记得当时他们提了108个问题，得不到满意答复还会使点小脾气。当时我也回问了一句：你对我怎么看？许惠佑答，大家都很努力，各为其主吧。
其实千岛湖事件在当时，事件是偶然的，但两岸关系出现波折却有一定的必然性。千岛湖事件之前，台湾赴大陆的人数一年就达到150多万人次，他们发现和几十年来台湾官方所描述的大陆大相径庭。这对台湾当局来说，他们也许需要给火热中的两岸关系降降温，而这时，恰好发生了千岛湖事件。当然我们在处理千岛湖事件时，现在看来是存在瑕疵的，但我们绝对没有任何恶意。我是个亲历者，当时正好遇上清明节，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都来不及给自己的亲人上坟祭奠，都在安慰、帮助遇难台胞亲属处理后事。
但这件事最后被台湾少数人利用，把一件简单的刑事案件上升为政治事件，“台独”势力也趁机造势，成为这之后“台独”势力日渐嚣张的一个转折点。
千岛湖事件过去10多年了，两岸关系现在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对于当年这一件让两岸都很痛心的刑事案件，最后怎么被少数人利用，成为此后“台独”泛滥的一根导火索，给两岸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我觉得这是值得两岸共同思索的一个问题。
（口述者：马光武 原浙江省台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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