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潇
【编者按】1937年抗战爆发，在中国最优秀的三座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就读的大学生精英们，顿时面临着一个会改变他们一生的决定：是在日军占领中继续求学，还是南迁，去加入刚刚成立的、由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后者。
到长沙后，1938年，战事逼近了湖南，他们不得不再次迁徙，去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大部分师生，包括全体女性，乘坐交通工具辗转前往。而近300名男生和11名老师，则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跨越湖南、贵州、云南三个省份，历时68天，徒步1600公里，最终抵达昆明。他们要向全国、全世界展示，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中国青年也不是文弱书生。
湘黔滇旅行团行程路线图
他们出发八十年后，2018年，作为媒体人的杨潇觉得，如果他想把那段历史经验传达给当代读者，那他也要亦步亦趋地走一遍当年师生们的西迁路。
背着一个42升的背包，杨潇走上了这次徒步之旅的道路。这是一次非典型的公路徒步旅行，不时要与大货车擦肩而过，但沿途山色、水光、鸟鸣、人语与历史上走在同一条路上的流亡者所见所闻渐渐重叠、交织，乃至对话、共振，构筑了一个在历史尘埃，和当今时代聚光灯之外的一个中国。
如今，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私家地理选取了本书最后一章。在这一章节里，在差不多的暮春时节，相隔八十年的湘黔滇旅行团和作者都抵达了旅途的终点——昆明。西南联大正要翻开它全新的历史篇章，而作者，也开始重新理解一些更大的东西，比如“家国”。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杨潇；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5
大板桥——昆明：诸位此时的神情不是还要向前走吗？
休息后湘黔滇旅行团整队继续前进，昆明街市渐入眼帘，许多市民驻足围观，道路拥塞 8，“三千里的奔波，阳光和风尘使每一个尊严的教授和高贵的学生都化了装，”前来迎接的 《云南日报》记者写道，“他们脸孔是一样的焦黑，服装是一样的颜色，头发和胡髭都长长了，而且还黏附着一些尘芥。每个学生的身上都斜挂着一柄油纸伞及水壶、干粮袋之类的家伙， 粗布袜的外面套着草鞋，有些甚至是赤足套上草鞋的。他们四个一列地前进着 ...... 态度是从容的，步伐是整齐的，充满在他们行伍之间的是战士的情调，是征人的作风!在陌生人的心目中，很会怀疑他们是远道从戎的兵士，或者新由台儿庄战胜归来的弟兄。”
当年的欢迎队伍
走海路先抵达昆明的男女同学也来了，他们举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慰劳湘黔滇旅行团”的横幅，高呼欢迎口号，又唱着“It's a long way to 联合大学”引导旅行团前进，带唱者是南开外语系大一学生吴讷孙，他就是后来写出了小说《未央歌》的鹿桥。一位联大女生向黄师岳团长献了束红花，曾昭 楣(曾昭抡的小妹)等穿着鲜艳，在献花堆里笑容满面，四位穿着白底浅蓝花长衫的少女，袒臂抬着一个足有半人高的大花竹篮献给旅行团，由同学代表接受，抬着继续前行。这是教授夫人们准备的又一礼物，献花的四位少女是杨步伟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赵新那，和章元善的女儿章延、章斐。“章延姐姐最近去世了，我姐姐也去世了，就留着章斐跟我两人在了。”2018年4月8日，我从长沙出发当日，95岁的赵新那指着迎接旅行团的老照片回忆，“这些就是我父亲拍的了，这是我母亲，拿着伞 ......(花布长衫)都是自己做的。” “这是谁的手艺 ? ” 我问。“你别说手艺，” 她说，“这是我手做的，没有艺术。那时候的布啊，一段一段的，土布印的，所以(能看见) 那个接头，不像现在连续的。我母亲咔嚓咔嚓剪，针线就是我来做。我为什么说你别说手艺，我姐姐后来到了美国，她出去见男朋友什么的，穿新衣服，来不及钉扣子，我就给她缝的衣服，就出去玩儿去了，回来才拆线呢!”
赵元任一家，后立者为赵如兰，右二为赵新那
赵新那哼了一小段“It’s a long way to到联合大学”，大部分歌词她都记得，八十年前，这些年轻人就唱着这首歌继续前进，一直走到位于拓东路迤西会馆的联大临时办公处兼宿舍，同样暂住拓东路的中央研究院同仁打出了“欢迎联大同学徒步到昆明”的欢迎横幅，还有人坐在屋顶上观看行军，献花的四位少女挎着小篮，里面是各色的碎纸屑，和花瓣一样争着投向行军队，摄影的人很多。联大常委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尚在重庆)和诸教授、同学在迤西会馆迎候，“热烈地欢呼，热烈地拍掌，热烈地握手”，蒋梦麟代表常委讲话，称此行向全世界表明，我国青年并非文弱书生、东亚病夫。
次日，《云南民国日报》在报道中特别提醒读者，“他们不是洋场才子，不是乡学究，而是 ...... 脚踏实地的走了几千里路的真真实实的大学生”，又描述这群徒步者中，有一位留着一口美髯，“沿腮青葱可爱，上须短胡”，“恰是鲁迅先生所说的 :‘神似一个隶书的一字’。” 闻一多的胡子也很长了，在给妻子的信中，这位清华中文系教授不无得意地写道 :“你将来不要笑，因为我已经长了一副极漂亮的胡须。这次临大搬到昆明，搬出好几个胡子，但大家都说只我与冯芝生的最美。”一路走来，闻一多没生病没吃药，“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能睡，走起路来，举步如飞”，在昆明见到嘲笑他“应该带一具棺材走”的杨振声，也终于可以反戈一击：“假使这次我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彼此大笑一场。
湘黔滇旅行团中十位教师的合影(缺王钟山)左起：李嘉言、郭海峰、李继侗、许维遹、黄钰生、闻一多、曾昭抡、吴征镒、毛应斗。
我在一场急雨过后来到拓东路的迤西会馆旧址，这里后来成了联大工学院所在地，吴大昌吃着盐水煮萝卜怀念长沙油豆豉就是在这儿。他1988年回昆明参加联大50周年校庆时，那些平房包括戏台都还在，等到1997年再回去，就只剩高楼了。现在这里是拓东第一小学，保安告诉我，门廊处的介绍——要秉承西南联大工学院“刚毅坚卓”的精神之类的话——是新近加上去的。如今的昆明非常乐于展现它与联大的历史关联， 虽然当年的老建筑已所剩不多。
下雨前我在得胜桥附近转悠，按桥头的介绍，这座横跨盘龙江，平平无奇的短桥居然始建于元大德元年(1297)，后毁于战火，明洪武年间重建，因处于云南要津，改名云津桥。清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清军由此桥攻入，道光年间重修后改名得胜桥。1937年，滇军58师誓师出征，正是通过此桥 往东奔赴抗战前线，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也由此桥往西进入昆明城，钱能欣还特别提及他们经过了滇越铁路站大门。
我在桥上向一位白发老人询问，问他是否知道老滇越铁路的终点云南府站，没想到他是铁路子弟，1950年代初从四川调来昆明铁路局工作。跟我比划半天后，他干脆放弃散步，带我回河东岸的铁路大院转了一圈，给我指哪里是从前的大门，哪里从前有许多法国风情的小楼。现在大院里还残存了一 段一百多年前的法式建筑，是原来机车库的外墙，现在加一层，改做了棋牌室。米轨早不在了，但大致方向还能辨认，就是那条两旁是小店的窄巷，“火车就在这里分出几支轨道进站，”他指着一处停车收费哨卡说，又跟另一个路过的老人打招呼：“他们来寻根!” 那位老人上海口音，提醒我看路旁，是铁路留下的垫高的路基，“我们这里从来不淹水!”
旅行团团长黄师岳中将
转一大圈往回走，过了“欢天洗涤”洗衣店，就是从前云南府客运站的位置，当年走海路的临大师生，由海防登陆，转滇越铁路一路向西北行，多数就在这里下车(也有人提前在碧色寨站下，直接去了文法学院所在地蒙自)。如今昆明市铁路局的七层大楼就建在老站台之上，那株巨大椿树很可能 是当年唯一遗存。按照吴宓日记，火车抵达时间大约是下午6时，在此之前，人们有一整个白天去饱览沿途的滇南风光，“见云日晴丽，花树缤纷，稻田广布，溪水交流。其沃饶殷阜情形，甚似江南。而上下四望红黄碧绿，色彩之富艳，尤似意大利焉”。八十年前，师生们抵达终点，出站后，经过椿树的阴翳，就正对我的方向走出来，两旁各有一个水塘(现在变成 了体育馆和食堂)，走上百来米，左转再左转，就上了拓东路，离迤西会馆的联大临时办事处不远了。
从迤西会馆到得胜桥还有一里多地，湘黔滇旅行团沿着宽阔的石板街道继续前进，过桥入城，踏上了槐荫满街的金碧路，街两旁房屋整齐，行人已是夏天的装束，“白色遮阳伞间夹着安南的三角顶草帽，苦力们来往奔跑，挥着汗，满街是阳光，满街是南国风情”。因为紧邻火车站，金碧路附近教堂洋 行云集，成为近代文明在昆明的入口，“滇越铁路这条大动脉，不断地注射着法国血、英国血……把这原是村姑娘面孔的山国都市，出落成一个标致的摩登小姐了”。最显眼的建筑是始建于明代，光绪年间重修的“金马碧鸡坊”，金马碧鸡是昆明的吉祥物，这四个烫金大字让杨式德觉得像北平的东西，昆明的晴天、风和尘土也像，就连人力车夫也像——至少不像长沙——“比较客气而跑起来很快”。不止杨式德一个人有此感觉。“云南如华北，我们一入胜境关，看见大片平地，大片豆麦，大片阳光，便有这个印象。”这是钱能欣的记述，“在途中尽量幻想昆明，是怎样美丽的一个城市，可是昆明的美丽还是出乎我们意料。一楼一阁，以及小胡同里的矮矮的墙门，都叫我们怀念故都。城西有翠湖，大可数百亩，中间有堤、有‘半岛’，四周树木盛茂，傍晚阳光倾斜，清风徐来，远望圆通山上的方亭，正如在北海望景山。”
昆明翠湖今日
下午4点45分，我到达金马碧鸡坊，正是蓝花楹盛开的季节，到处都是紫色的浮云，2018年4月8日长沙出发，5月17日终抵昆明，买了只圆筒冰淇淋作为小小犒劳。大概十年前的冬天，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当时在滇西北晃了一大圈，准备在文化巷附近住一晚就飞回湖南老家过年。那晚下着毛毛雨，落在人行道上也不知是不是冻住了，滑得很。我在一个敞开门脸的 苍蝇馆子吃了份有“锅气”的炒米粉后心满意足，四处溜达，小心翼翼踩过云南大学高高低低的台阶，又穿过街道，进了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静谧，路灯昏暗，走了一段我看到路牌 : 联大路。
顺着联大路往前不远，夜色中看见了门楼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几个字，意识到自己撞上这所已不复存在的大学旧址后，心里好像被某种巨大的东西击中(或者填满)，以至于，不知怎么回事的，也非常刻奇地，哭了。这些情感多数已经模糊，有些还记得，因为语境无法找回也显得生涩，但某种东西始终还在。由当时再往前五年，刚刚毕业进入新闻这一行，那时有非常单纯的信念感，相信写得好本身就是价值，相信写下去就可以改变某些东西。我也是在那几年读了不少西南联大校友的日记或者口述，你不需要刻意寻找，当年的时代精神会把他们推送到你面前。而今再谈论这些，几乎“古典”到不合时宜，才多长时间呢，此间的问题意识已经天翻地覆，这其中又有多少真实、错置和自欺欺人呢?
当年的西南联大校门
我想发条朋友圈，掏出手机又有点意兴阑珊，便只是简单报告一下自己到了昆明，附上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