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政权看来，大量无业游民没有固定职业和稳定生活来源，依靠偷盗等不正当手段为生，严重威胁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尤其是新政权刚刚建立不久，迫切需要稳住局势，而大上海又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他们，将这一批“危险分子”遣送到外地，是再必要不过的事了。在照顾游民“安全”的口号下，不管是儿童还是没有劳动力的老夫病汉、甚至行动不便的残疾人，都要到苏北去。到1958年3月，上海前后共计收容各类“游民”7万余人，绝大多数被遣送到外地。
■ 苏北
苏北，亦称江北，一般指长江以北的江苏地区，解放初期建有苏北行政公署。上海市长陈毅原来是新四军军长，长期在苏北工作，对苏北大量无主荒地有深刻印象。其时陈毅兼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可以管辖苏北行署，因此陈毅要求苏北协助上海解决游民垦荒的土地问题。
1950年2月26日，上海市民政局福利处处长樊玉琳与苏北行署协商，将苏北行署盐城分区台北县（今大丰市）所属以四岔河为中心的20万亩荒地划出，设立上海市苏北垦区，作为改造上海游民的场所。苏北垦区共有生荒18万亩，熟荒2万亩，足够供4万人耕种之用。所谓熟荒是指以前开垦过，但后来又被荒弃的土地。这片熟荒原属大丰公司，是民国垦殖大潮中由清末“状元企业家”——张謇于1915年间开始经营的新棉区，后因经营不善倒闭。苏北行署不仅划拨了20万亩土地，而且承诺协助上海为游民建筑6000间房屋、10个新人村，供上海改造游民之用。
1950年3月13日，第一劳动教养所设立东台生产总队（因为当时垦区尚未建设完成，因此游民暂时开赴邻县东台县），下辖支队、大队、中队及小队，全所收容人员2958人，由所长周先炼等率领，作为第一批上海移垦的游民开赴东台。18日，第二批妇女、儿童、残疾三所收容人员2272人开赴东台。儿童所的收容人员中除了流浪儿童外，还有原国民党时代专门收留国民党军官遗孤的儿童辅导院以及徐州育幼院的几百名儿童，他们一起被当作流浪儿童和游民遣送到了苏北垦区。3月21日，提篮桥监狱2514名轻罪犯人作为游民处理，开赴东台垦荒。
苏北垦区位于东海之滨，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芦苇地，甚至是尚未完全成陆的滩涂。由于3月份垦区刚刚开始筹建，房屋等各项设备均付阙如，从上海遣送的游民实际并没有直接到达垦区，而是首先“暂住在兴化、车室、刘庄一带，临时布置劳动生产，种菜种瓜，并进行劳动教育。”同时将青壮年劳动力调入垦区建筑房屋。到6月份，垦区房屋建筑大部分完成，才将这批游民移往离垦区约20余里的大中集新丰镇进行调整和分配各村人员，7月份正式大规模进驻垦区。
1950年6月，为了加强对垦区的领导，上海市政府在苏北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垦区劳动生产管理局”，任命民政局副局长黄序周为局长，沈维岳为副局长。到1951年10月份，上海市共遣送12043人去苏北垦区。苏北垦区也成为安置上海“游民”的最重要基地之一。
■ 从上海到苏北
1950年，王平华才9岁，却已经是上海市儿童教养所的两朝元老了。1947年11月，饥寒交迫的王平华被国民党上海救济院难民难童收容所收留。两年后，新政府民政局接管了难童所。王平华与伙伴们成为了新生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儿童教养所的一员。
一晃眼50多年过去了，王平华回忆起离开大上海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我们儿童所是跟妇女所和残疾所一起到垦区来的，残疾人坐大卡车，其他人步行到江边，然后坐大船，到扬州再换小船，后来又换拖船。反正是换了好多次，经过两天两夜才到达兴化。”
当时的苏北，让见过了大上海的繁华的“游民”们大吃一惊。年近八十的张永兴老人是解放后被上海市民政局收容遣送到农场的最早一批人之一。他回忆说：“我们开始过来的时候，这里到处是水、芦苇、滩涂，根本看不到边；地面上甚至没有路，有时候一不小心踏进一个芦苇掩盖的水坑，人就往下沉，有的人就这么沉下去了。
那时候新建的草洋房是给苏联专家盖的，外面是芦苇编织，里面其实是砖墙、水泥地板，还有抽水马桶，很现代化的，冬暖夏凉。但一般人住的就是真正的草房，一个‘人’字型支架，两边芦苇编席垂下来，前后再用芦苇遮住，就是一间独立草房，可以住一家人。更差的是大通铺房，四个角用木头支起来，其他地方都是用芦苇编席吊着，里面可以住几十个人。”
如今芦苇草房早已成为过去，即使是那些翻盖过好几次的砖瓦房，也大都人去楼空。但当年的茅草房却是农场最重要的资产，也是革命斗争的前沿阵地。
茅草容易着火，而且苏北风大，一场火灾就可能毁掉半个农场。1950年代曾经发生过一次大火灾，儿童村十几个草棚付诸一炬。上海和农场两级侦查机关共同调查起火原因，最后将四个没有参加劳动留在草棚附近的流浪儿抓起来，作为“现行反革命”判处10多年监禁。多年后，农场重新调查此案，目击证人证实火是从草棚顶上开始燃烧，而后火借风势，一路席卷各草棚。而草棚有几米高，那些小孩根本不可能爬到草棚顶上去放火，此案才算得以平反，但当年的四个流浪儿却已或死或老。张永兴老人现在说起此事还是唏嘘不已。
■ 终老农场
60个春秋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一瞬，但对于一个人来说却是整整一生。当年和张永兴老人一同被送到苏北的同伴如今已经所剩无几。来到这里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到过上海。
笔者问他：“为什么不考虑离开呢？”
“走不了的，走出去几十里路都看不到一个人影，也没有路。不管你跑到哪里都会被抓回来。以前‘法总’跑了几百人，最终大部分都被抓回来了！”
苏北垦区没有围墙，建设之初警卫力量有限，经常发生游民逃跑事件。张永兴老人所说的“法总”是新人村四村。1950年7月，游民大部队正式开到垦区的第二天晚上，几百游民发动暴动，殴打干部、捆绑警卫，并集体逃亡，那一次逃走了800多人。这次事件以后，垦区专门从苏北行署调来了两个营的兵力担任警卫工作。
按照当初计划，以每一个游民平均4亩地计算，苏北20余万亩土地至少可以安置5万游民，但是1951年以后上海却没有再遣送游民到苏北。可能是垦区条件不适宜大规模垦殖，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市政府认为将“游民”安置到垦区进行农业生产并非上策——垦区第一任局长黄序周就曾在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改造上海的游犯，必须根据不同对象，予以不同的改造，和予以不同的出路，单独使用一种方式方法会失败的，弄得政府吃力不讨好。”
“游民”并不愿意终老此地，根据当时的调查，愿意在垦区安家立业的“游民”不到5%。同时黄序周也指出，要实现把苏北垦区盐碱地变成良田沃野，非万亿元不为功——当年张謇耗费巨资在此垦殖就以失败告终，这对于上海无疑是个巨大的财政负担。因而此后上海不再将“游民”安置到苏北垦区了。
■ 三个等级
上海农场人主要由几部分组成，首先是上海遣送到垦区进行改造的“游民”、流浪儿童、残疾人和被收容的妇女以及一部分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分子，他们改造结束后大部分成为场员。1958年游民改造结束以后，上海农场又作为劳动教养基地，接收了一批劳教犯人和少年管教犯人，他们解除教养后被安置到农场从事生产劳动。其次是上海派遣的管教干部，包括行政干部和技术干部两部分；后来农场自办工业，招收和引进了一批扬州的造纸工人和常州的电力工人，他们也成为技术干部的一部分。再次是上海安置到农场的一批“三高青年”，类似于其他地方高中毕业的“城市下放社会青年”，他们是农场工人中政治地位比较高的一群人。
现在在上海当医生的胡先生是第二代农场人。他的母亲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大学毕业生，曾在国民党的医院工作过，当年在垦区当技术干部。他说，“农场有三种人，第一等级是干部，包括行政干部和技术干部；第二等级是‘职工’，主要是长大后的流浪儿童，以从事农业劳动为主；另外还有一部分农场工人，他们在农场自办的工厂劳动，是农场中的工人阶级；第三等级才是场员，虽然已经改变了游民或罪犯身份，但政治上仍然没有地位。”
农场这三个等级在政治上泾渭分明。但他们都有着共同的命运：自从来到垦区，就再也难以离开农场，回到上海。上海市政府原来规定选派干部去垦区工作几年以后可重新调回上海，但实际上大多数普通干部有去无回，连子女也被迫留在农场。对许多在上海工作的人来说，被组织上选派去垦区工作，相当于是“发配充军”。
■ 飞地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市政府落实政策，在上海七宝、华漕、江桥等地修建了大量房屋，安置农场干部退休后回上海定居。现在农场学校只办小学和初中，所有学生初中毕业后都可以到上海读高中，跟上海学生一起参加高考，享有跟上海学生完全同等的权利，许多农场子弟都借此良机离开农场，进入父辈们念念不忘的上海。
上海农场是上海在苏北的一块“飞地”。那里离上海几百公里，曾经需要乘船转车两天两夜才能到达，现在只需要两个多小时就可以从苏北抵达上海了。
在这块“飞地”上，农场人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说的是“上海农场话”。农场话跟普通话接近，糅合了上海话、苏北话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地方方言，并与普通话对接，外地人一般都能听懂。四岔河地区属于上海农场，人们说农场话。但其间有一条不长的“小街”属于大丰市，人们说苏北话，外地人一般难以听懂，真可谓一街两世界。虽然农场人也能听懂苏北话，但他们却从心理上拒绝说苏北话。在他们看来，农场话才是他们的正式语言。
至今依然在农场的老人们，不时会说上一句“阿拉也是上海人”，而他们的后代，在农场落地，在农场成长，“上海”只是他们记忆中父母无数次提及的，却陌生而不可触摸的他乡。
现在的农场人都拥有上海户口，农场工作人员工资标准是比照上海同级别人员工资确定，因此农场干部在当地都属于高收入人群，甚至普通农场干部的工资都可能比大丰市长工资高。
■ “老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
上海农场不仅收留了“上海游民”，也收留了“老上海”的风情，一度成为“老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
1949年以后，新政府立即开始对上海进行改造。这座被视为“资产阶级奢侈腐化生活象征”的城市，一切与“生产活动”无关的事物都被取缔、清除，曾经遍布上海大街小巷的咖啡馆、茶楼等休闲娱乐场所都被视为培养资本主义情调的地方，一律扫地出门。很快，上海就成为了一个单调、沉闷的“工业基地”。
然而，在远离上海的大丰市四岔河边，一群被放逐的“上海人”却重续咖啡香。一座小茅屋，三五长凳，几张小方桌，随意摆放在垂柳之下，一台老旧唱机传出那似乎是穿越时空而来的老唱片的悠扬吟唱。不一样的“咖啡馆”，一样浓郁芳香的咖啡。在凉风习习、河水涔涔的四岔河边，“农场咖啡馆”成为老上海顽强生命力的象征，也是上海情调、上海文化在遥远苏北保留的火苗，是离开上海的人们最大的安慰。
“没事的时候母亲最喜欢去河边小茅屋喝咖啡，听那已经不知道放过几百遍的旧唱片，而且经常一坐就是半天，只是静静地盯着河水发呆。”胡先生至今对那个地方深有感触，“可能，她是太想念上海了。”
同样经历过颠沛之苦、在上海又生活了20年后，胡先生对母亲当年的行为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