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其他巨型城市赖以生存的水运，对长安来说也难以生效。
因为黄河在今三门峡市一带，存在神岛、人岛、鬼岛、炼丹炉、梳妆台、砥柱山等多个岛屿及半岛状礁石。这些礁石将整个水道切割为名为：鬼门、神门、人门的三股急流。成语中流砥柱说的便是其中最大的一块礁石。船只在经过此处时，极易触礁倾覆。
过去的三门峡
从东汉至北宋的历代王朝，并不是没有尝试过削平这些礁石，打通三门峡水道，但终因技术难度过大而放弃。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用炸药炸平了大部分礁石（具有较高文化意义的砥柱除外）。
因此，从水路运往长安的粮食，到了三门峡一带，要不转走陆路，要不就冒着巨大的风险穿过三门峡。无论选用那一种方式都耗费巨大，付出的财力、人力、物力，远远超过粮食本身的价格。
直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宰相裴耀卿才提出，在三门峡上游另设一批船队，下游的船队抵达三门峡下游后便卸货，走陆路绕开三门峡后，再由上游的船队，走渭河入长安的作法。降低了运粮的成本。因此对玄宗之前的隋唐诸帝来说，能从水路运到长安的粮食是非常有限的。
盛世下的粮食危机正因为长安交通不便、粮食消耗量巨大，因此如果遇到灾荒，无论是发放储备粮还是外地调粮，都不足以解决问题。隋唐两代的皇帝只能另辟蹊径，通过迁移受灾地区的人口，减少灾区的粮食缺口的救灾。
而长安城中，皇帝的宫廷和朝廷百官无疑就是消耗粮食最多，直接产出最少的群体。因此在灾荒之年，皇帝将朝廷迁移到洛阳，一方面可以保证皇室、百官的饮食；另一方面也是避免与民争粮，将关中地区有限的粮食，留给百姓。
根据史书的记载，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就因为关中饥荒，暂时迁都洛阳，开了隋唐两代君主“就食”洛阳的先河。之后隋炀帝营建洛阳为东都，并开凿大运河，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预防都城潜在的粮食危机。
大运河打通长江、黄河、淮河几大水系后，洛阳成为漕运的中心
唐朝建立初期，中央机构相对精干、节俭，长安城人口有限，粮食缺口较小，因此唐太宗只有两次“就食”东都（注：一些资料将唐太宗为征高句丽临时迁都也算作就食，认为有三次）。
随着长安人口不断剧增，粮食供应愈发困难，后世皇帝“就食”东都的频率便大大提高。唐高宗李治就曾七次“就食”东都，是隋唐诸帝中，“就食”东都次数最多的皇帝。其中一次因沿途粮食准备不充分，还闹出了侍从饿死的丑闻。
而女皇武则天时代，选择直接迁都洛阳，因此免于频繁奔波。只是长安作为关陇世家的聚集地，对李唐皇室有重大的意义。并且定都长安能更高效的处理西北边防事务，因此在神龙政变，李唐皇室从武则天手中，重夺大权后，唐中宗还是选择将都城迁回长安。
可中宗回长安四年后，即公元709年，关中爆发大饥荒，朝廷虽然紧急从关东调粮，但因道路险阻，运输所用的牛死亡率超过80%，运到长安的粮食根本不能满足救灾的需要。群臣请求皇帝移驾东都洛阳。然而，唐中宗却认为“就食”东都有失帝王威严，并反问群臣“岂有逐粮天子邪？”
唐中宗的硬气，最终只能让百姓来买单。这一次灾荒造成的损失虽然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但从后来唐玄宗还是不得不五次“就食”东都来看，肯定算不上一次成功的救灾案例。
安史之乱后，由于藩镇割据，长安的粮食供应更加危险。唐德宗时甚至出现因缺粮，导致禁军濒临哗变的情况。当听闻江南的运粮队抵达陕州（今三门峡）时，唐德宗身为堂堂天子，竟激动地抱着太子大喊“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藩镇割据形势图
说到底，长安城的粮食危机，是每一个人口高度聚集的巨型城市都要面临的风险。
交通越便捷的城市，越能游刃有余地处理这类风险。而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水运几乎是唯一可靠的选择。
正因如此，后续的五代、两宋、元、明、清朝，定都时大多倾向于大河沿线、交通方便的城市。长安虽有山川之险，却难以再重新成为帝国都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