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7月25日讯（记者 周继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多次发表重要讲话，特别是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去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国防大学时指出，要“大力推进国家高端战略智库建设，更好发挥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作用”。同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机制。”
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7月5日，由教育部社科司和教育部新闻办联合组织的第十路“迎接十九大，教育看变化”中央媒体采访团将赴上海，就高校在服务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进行深入访谈。
什么是新型智库？如何建设新型智库？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郭新立的观点指出了其中的关键点——新型智库的建设就在于机制体制的创新。而上海作为我国高校创新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生动实践，各大高校着诸多可圈可点之处。
建设共享平台，打造无边界智库
高校智库的建设，应以机制创新为突破口，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汇聚各界人才与智慧。
这不只是一个拥有边界的机构，这更是一个共享智慧成果的平台。
在复旦看来，智库的建设，就是指在大学扎实的学术科研成果、丰富的数据积累、充足的科研力量以及浓厚的人文情怀分为基础上，构建一个平台。
为了能够搭建这样人才交流、贡献智慧的平台，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做了初步尝试，于2012年起成立“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服务中心”。这是国内第一支市场化、专业化的运营团队。复旦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黄昊表示，“我们现在正以全新的思维和不同以往的运营模式，建设无边界的智库平台。”
这样的运营小分队，责权分明、扁平化运作，一方面避免了“人浮于事”的现象，另一方面，则让智库平台高效地运作了起来。
黄昊介绍说：“五年来我们努力解决研究和决策之间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为此，运营团队创造性地提出“二次开发”的概念，对接政府的需求，将专家学者的文章深度加工，形成各类咨政产品。在此基础上，运营团队再创新提出了“三度开发”的理论，结合不同媒体的特点，将从而将学术成果转化成民众听得懂得话语，传播出去。
在整个智库建设的过程当中。通过有运营团队的提供各种各样的学术服务，智库建设和学科建设能够相辅相成，有机结合，最大地发挥智库治国理政的效能。
而这样的组织、运行机制的创新，不止在复旦一家学校中出现。比如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的中国质量发展研究用，采取“四方共建”的组织管理模式，由国家质检总局和上海市政府共建，由上海交通大学城承建，由上海市质监局提供指导，这样的组织管理模式让来自政府质量部门的高级管理者、来自大学或者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大兴企业的质量负责人共聚一堂，推动科研进步和学术发展。
而正是这样的组织管理机制和体制的创新，为激发智库的活力，整合资源，打下了坚持的制度基础。
打通咨政启民完备通道
智库研究不同于学术研究，它需要与学术圈、决策圈、媒体圈三大领域进行对接。如何发展出三种话语体系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如何能够打通学术圈、决策圈、媒体圈的沟通渠道？这对于发展新型智库至关重要。
复旦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张骥就指出，“过去，学术研究和政策资讯其实是两张皮，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学者写的东西政府看不懂，政府要的东西，学者写不出来。”。”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郑雯也在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时说：“我们应该做国家政府和人民群众都关心的好研究。”
该怎么办？
这也是各大高校智库团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要打造学术和政策的直通车。”张骥立足于五年来复旦智库建设的一些经验，指出了非常关键的一点。
要打造学术与政策的直通车，在张骥看来，第一需主动。要让高校主动与政府部门形成直接高效地互动，有了沟通交流，专家学者才知道目前治国理政的困难在哪里，哪些问题亟待解决，从而做到有的放矢。第二个政府直接传导需求，向各高校智库“点菜”约稿。第三便是专家学者直接服务于政府决策。
上海大学也同样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董丽敏表示，智库研究成果的实现，远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需要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发现合适的问题，说合适的话。这成果转化的最后一步就在于说合适的话。为此，除了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工作外，上海大学还定期关键的时间节点，组织媒体集中报道，力图打通高校与媒体间的信息交流渠道。
上海市市教委宣传处处长曹荣瑞表示，这也是上海市教委一直在努力方向。目前上海已经初步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智库选题有效对接机制。通过整合上海高校智库决策咨询信息，建立起了畅通的信息直报点，形成智库成果报送直通车。除了直接报送外，上海市教委还建立了多维度信息报送机制，由上至下，形成中央、各部委和上海
打开大门 跨界跨出新成果
“如果我们单枪匹马，这个事情是干不成的。”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郑雯面对是否需要跨学科的提问时，是这样回答的。
郑雯所在的团队，自2012年来，持续五年完成了国内首份“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该报告一经发布，就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甚至在2014年，该团队获得了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通知高度关注。郑雯依然清晰地记得发布报告那天发生的场景，“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铺天盖地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报告做批示了，当时我一下蒙了，因为完全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为什么能脱颖而出？除了找到了中央政府和人民群众都关心的研究外，跨学科的合作，功不可没。
这项调查的实现，远不是几个教授闭门造车这么简单。每做一份社会心态报告，都需要有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学术积累，以及很多跨学科专家的花费一年的时间，近百人的团队，持续作战，才能交出满意答卷。
团队通过整合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计算机等专业的优势资源，对数亿条的网络大数据开始进行深度分析，对每一个社会心态深度指标都建立了数万条数据编码库，同时，为了配合线上的调查，团队还开展了针对一千名的中国人的线下深度访谈，从进程务工的农民工，到拥有数以资产的女富婆，从职业黄牛到深夜唱歌的网红都是他们的访谈对象。
“这一类的研究是需要有多学科支撑的，任何单一的学科是无法完成这些事情的，比如说计算机专业提供技术性的支持，新闻传播专业对于报告敏锐度的把握等等”郑雯说。
而这样跨学科的团队建设，在复旦发展研究院比比皆是，每一个团队都跨学科团队，团队中有个资深教授作为团队带头人，而学者们则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跨过专业和学院之间的，自由组合。
这样的跨学科的研究，已经成为高校智库建设的一种趋势。而且跨越的宽度和广度在不断地拓宽。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郭新立在媒体座谈会上，就把“多单位深度耦合、多学科深度合作”作为上海交通大学智库建设的有力举措，进行详细介绍。这个学校成立的城市治理研究院，将跨学科的力度延伸到了校外，这个研究院以合作交流机制作为突出的研究方式，邀请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与研究院的学者一同就城市治理的实际问题展开探讨。而研究院内部，也不只是理科间的跨越，融合了国际语公共事务学院、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中美物流研究等等学科差距较大的学院的学者。这些学者，共聚一堂，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实现思维的碰撞，擦出智慧的火花。
发挥人才关键作用，推动评审制度革新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郭新立一针见血地指出：“智库、智库关键在智”。而要想让这个“智”字发挥作用，应该让人才成为智库的第一资源和建设核心。
不拘一格降人才，避免“人浮于事”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非易事。
“比如说，做政策咨询是不是一定要有博士学历？”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上海大学的董丽敏教授告诉记者，“头衔其实是引进人才的一道坎儿。那些深扎某一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恰恰是非常适合加入智库研究的。但是这部分人，很多时候是没有各种头衔的。”
上海市教委也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上海市市教委宣传处处长曹荣瑞表示，上海市目前在推动建立旋转门制度。
所谓旋转门制度，一方面让人才旋出去。曹荣瑞介绍说，上海市希望与国家的相关部委何总，比如说让智库的一批人进入政府部门，通过实际参与政府决策，这些智库专家能够搜集资料发现问题，过一段时间后再回到高校进行智库研究。
既然是旋转门，那么就有人旋进去，有人旋出来。什么样的人可以旋进来？
董丽敏介绍说，上海大学目前正试图引进一些人才，邀请一些行业专业人士做兼职教授，加入智库团队，定期来高校这里做研究。董丽敏说：“这对于智库研究水平的提升非常有帮助。”
人才引进来、旋出之后，问题才刚刚开始。
怎么认定成果？如何量化跨学科的研究成果？
“比如说一篇研究报道被政府采纳了，那么通常情况下是执笔者获得一些实质性的资源，而实际上，一份报告的产出，会有大量的团队合作，但是不少人的成果在报告中只是展现了一句话，那么，这样该如何评定？”董丽敏直接指出了现实的问题。
这也是智库建设亟待突破的“禁区”——“评价机制”。“评价机制”直接关系到参与智库建设的研究者们切身利益。而目前的智库的评价机制还没有与日常的学术评价机制有机结合，这意味着智库研究无法与老师的职称评定挂钩。
目前各大智库团队在逐渐推动决策咨询成果纳入教师职称评审制度。
上海大学已经初步有了成效，在社会学学科领域，上海大学规定获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的咨询报告冲抵1篇CSSCI论文；对重要的决策咨询成果予以奖励，如在《上海大学年度科研创新贡献奖（人文社科艺术类）设置办法》中特设决策咨询奖，其中特等奖10万元，一等奖5万元，二等奖3万元；将决策咨询成果纳入部门年度KPI考核计算。
相信，这些切实性的举措，更能激发积极性，更能发挥人才在智库建设中的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