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1日，工人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千层板林场内运输苗木。 新华社 资料图首都北京向北400多公里，河北省最北端。一弯深深的绿色镶嵌于此。
她叫塞罕坝。
在中国森林分布图上，相对于全国2亿多公顷的森林面积，这112万亩的人工林似乎有些微不足道。
在中国沙化荒漠化分布图上，地处风沙前缘的这一弯绿色，却显得弥足珍贵。
她，每年为京津地区输送净水1.37亿立方米、释放氧气55万吨，是守卫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
三代人，55年。将昔日飞鸟不栖、黄沙遮天的荒原，变成百万亩人工林海，相当于为每3个中国人种下一棵树，创造出当之无愧的生态文明建设范例。
为什么是塞罕坝？
循着绿色的召唤，穿行在她的林海里，从每棵树、每个塞罕坝人身上，我们找到了答案。这就是矢志不渝的拼搏和奉献，对绿色理念的彻悟和坚守，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使命和担当。
绿色奇迹——塞罕坝从一棵树到一片“海”的实践证明，以超乎想象的牺牲和意志苦干实干，荒原可以变绿洲，生态环境一定能实现根本性改善
树，在塞罕坝是最平常的东西，也曾是塞罕坝最稀罕的东西。
从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部驱车向东北方向驶去，进入红松洼自然保护区。在一整片低矮的樟子松林中，远远就能望见一棵落叶松兀自挺立。
20多米高，枝杈密布，主干粗壮，两个人才能合抱起来，树龄已超过200岁。
不知谁悄悄用红布把树干围了起来，树枝上还系着一条条五彩绳，随风飘动。
“这是树神吗？”记者好奇。
“我们叫它功勋树。没有这棵树就没有今天的塞罕坝。”林场党委办公室主任赵云国说。
时间回溯到清朝同治年间，她还是茫茫原始森林中的一棵小树。那时的塞罕坝，物产富饶，牲兽繁育，是皇家猎苑木兰围场的一部分。
塞罕坝的命运从那时起遭遇逆转。
清朝晚期，国势渐衰，为弥补国库空虚，同治皇帝宣布开围垦荒。此后，树木被大肆砍伐，原始森林逐步退化成荒原沙地。
塞罕坝展览馆里，几张泛黄的照片记录着当年的惨境：光秃秃的山丘，狂风肆虐的沙地，难觅活物……
往北是茫茫大漠，往南是京畿重地，这道连南接北的重要生态屏障，轰然倒下了。
大自然的报复如洪水猛兽一般。西伯利亚寒风长驱直入，内蒙古高原流沙大举南进。
北京被几大风沙区包围，来自不同方向的“灌沙”让首都上空常常灰黄一片。如果不堵住这个离得最近的沙源，不扼住这个风口，首都的生态环境将难以为继。
上世纪60年代初，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国家仍咬紧牙关，下定决心建一座大型国有林场，恢复植被，阻断风沙。
此时的塞罕坝，荒凉了近半个世纪，自然条件越来越恶劣：年平均气温零下1.3摄氏度，无霜期不到两个月，降水量只有400余毫米。
1958年，当地曾搞了大唤起、阴河等小型林场，不但树没种活，人都快活不下去了，只好匆匆下马。
塞罕坝还能不能种树？种什么树？人们疑虑重重。
1961年，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总局副局长刘琨临危受命，带着6位专家登上塞罕坝。
10月，本应秋色斑斓，坝上却已刮起遮天蔽日的白毛风。他们先是在亮兵台和石庙子一带石崖下，发现被火烧过的黑黢黢的树根。反复辨认，确定是落叶松。
在凛冽寒风中行进到第三天，不知谁喊了一句：“你们看！”大伙儿的眼睛瞬间都亮了：渺无人烟的荒漠深处，一棵落叶松迎风屹立。
一群人扑上去抱住树，含着眼泪大喊：“塞罕坝能种树，能种出大树。我们要在它周围建起一片大森林、大林海！”
塞罕坝机械林场由此成立。
1962年，369人肩负使命，或坐车，或骑马，或徒步，豪迈上坝。他们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平均年龄不到24岁，127人是刚走出校园的大中专毕业生。
初来乍到，热血青年们干劲十足，两年种下6400亩落叶松。
但没过多久，他们就被当头泼下一瓢瓢冷水：辛辛苦苦种下的幼苗一株株接连夭折，成活率还不到8%。
“那年春节，大雪下了一米多厚，气温零下四十几摄氏度，我们愁眉苦脸地在坝上熬过了除夕夜。”81岁的退休职工张省回忆说。
比气温还低的是创业者的心情。是去还是留？
不服输的塞罕坝人沉下心来，找原因、想对策。
“不是树种的问题。苗木都从东北运过来，长途跋涉后根系大量失水，到了塞罕坝已经蔫了，哪还能种得活？”张省说。
外运不行。塞罕坝人决定白手起家，自己育苗。
“落叶松是阳性树种，幼苗期耐不了高温和阳光直射，以往通常采用遮阴育苗法。这样做产量上去了，但苗木就变得脆弱了，经不了风雪。”当年承担育苗工作的退休职工尹桂芝回忆。
于是，塞罕坝人反其道而行之，首次在高寒地区取得全光育苗成功。
通过早春播种、夏秋管护、冬季雪藏，塞罕坝人育出的幼苗，上面像个矮胖子，苗株短粗，下面又像大胡子，根须发达，透着壮实劲儿。
1964年的春天姗姗来迟，决定塞罕坝命运的关键时刻到了。
林场职工集中在三面环山的马蹄坑，连续大干３天，在516亩荒地上种满了自己精心培育的落叶松幼苗。
这就是让每个塞罕坝人都难以忘怀的马蹄坑大会战。
经过20天焦急和不安的等待，奇迹出现了，96.6%的幼苗开始放叶，奋力而顽强地伸向天空，塞罕坝人在汗水与泪水交织中欢呼雀跃。
５年过去了，绿色不断萌发，希望不断升腾。
十年过去了，60多万亩树木让濯濯童山换了人间。
但上天对塞罕坝人的考验并没有结束。
1977年10月28日，天空阴沉，气温越来越低，雨越下越急，树木很快被厚厚一层冰凌包裹。瞬间，树枝断裂声铺天盖地，撕人肺腑。
那场雨淞灾害中，20万亩林木毁于一旦，十几年心血换来的劳动成果损失惨重。
林场老职工后代闫晓娟说：“妈妈含着泪投入到生产自救，当时坡陡路滑，在往山下拖断木时被大树砸断了左腿，落下了残疾。”
1980年，林场又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12万亩树木旱死。
毁了，从头再来。面对一次次灾难，塞罕坝人没被击垮。
凭着超常的恒心和意志，塞罕坝人仅仅用了20年，就造林96万亩，总量3.2亿多株。
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再次拔地而起，浑善达克沙地的南侵步伐戛然而止。
2000年，刘琨老人最后一次上坝，望着郁郁葱葱的连片树林，久久不愿离去。
2013年，他走完了90年的人生。按照遗愿，家人把他的骨灰撒在了亮兵台。
亮兵台，清朝康熙皇帝点将阅兵之处。今天，人们登临于此，看到的是一棵棵笔直的落叶松如一个个绿色卫士，守护着绿色疆土。
退休后的张省每次上坝一定要去亮兵台。那里有他种下的树，有他对故人无尽的思念。
三代人的青春和岁月，还清百年间历史欠下的生态账。
从亮兵台一路向西，落叶松林逐步过渡到樟子松林，高度明显矮了一截。
在林场最西部的三道河口分场，记者遇到了王建峰。
王建峰1991年到林场工作时，塞罕坝已完成大规模造林，一片绿色海洋。但没想到，他要去工作的三道河口却还是海洋中的孤岛，举目望去，沙丘连片。
“那时候没电、没路，也没多少人，进进出出都靠一匹白兔马，最难的是种不活树。”王建峰说。
“一年青，二年黄，三年见阎王。”在这块塞罕坝沙化最严重的区域，从落叶松到沙棘，再到柠条、黄柳，能种的都试了一遍，但种什么死什么。
塞罕坝通常采用裸根苗造林，但到了这里的沙地，裸根苗吸收不到水分。
王建峰又尝试用盐水浸根。他想，人渴了要喝水，树渴了也要吸水。这一大胆的设想依然以失败告终。
反复试验，他们终于找到办法：把在陆地上培育两年的幼苗，移植到容器桶内再培育两年。取掉容器桶进行栽植，既能保水，也能吸水。
三道河口终于开始由黄变绿。
时间走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开启新的征程。
塞罕坝的绿色攻坚，也向着更强的堡垒进发。
那就是最后近9万亩石质荒山。
“这些地方大多岩石裸露，土层只有几厘米，最大坡度达到46度，好比在青石板上种树。”林场林业科科长李永东说。
在这里种一亩树，成本至少要1200元，而国家补贴只有500元，种得越多搭进去的就越多。
更何况，当时塞罕坝的森林覆盖率已达八成，最后这一小块硬骨头，还有没有必要啃？值不值得啃？
塞罕坝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宣战。
“党中央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林场场长刘海莹说：“哪能只想着眼前值不值呢？”
认识坚定了，但行动起来却千难万难。
第一次上石质荒山，林场职工范冬冬看着寸草不生的山坡，心里直发怵：“怎么上得去啊？”
手脚并用爬了上去，第一项工作就是挖坑。按照整地技术规范，需要在山上挖出长和宽各70厘米、深40厘米的坑，一亩地要挖55个。
坑虽不大，可薄薄的土层下全是石头，挖变成了凿。拿起钢钎、尖镐，叮叮当当凿了没多大一会儿，双手就起了血泡。“当时北京市一所高中的学生来体验生活，几十名学生半天也没凿出一个坑来。”李永东说。
但最难的还不是凿坑，而是搬运苗木上山。坡度陡，机械无法作业，只能靠骡子驮或人背。一株容器苗樟子松浇足水后足有七八斤重，坡陡地滑，骡子扑扑腾腾爬两步，就累得呼哧带喘。“它们有时也给你甩脸色，闹不好就罢工。”范冬冬说。
骡子上不去的地方，就只能靠人背着树苗往上爬。常年背苗子的人，后背往往都有麻袋和绳子深深勒过留下的疤痕。
苦心人，天不负！塞罕坝人硬是啃下7.5万亩硬骨头，全部实现一次造林、一次成活、一次成林。
“剩下的1.4万亩，2018年将全面完成。”林场副场长张向忠说，那时，塞罕坝将完成全部荒山造林，实现森林覆盖率86%的饱和值，让绿色遍布塞罕坝的每一个角落。
“塞罕坝处于森林、草原和沙漠过渡地带，三种生态景观历史上互有进退，是全国造林条件最艰苦的地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森林培育专家沈国舫感叹。
但塞罕坝交出的成绩单却令人惊讶：单位面积林木蓄积量达到全国人工林平均水平的2.76倍，全国森林平均水平的1.58倍，世界森林平均水平的1.23倍。
塞罕坝人用行动证明，再难，树，都能一棵棵种出来；再难，绿色奇迹，都能一步步干出来。
绿色接力——三代人，55年如一日，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森林。人不负绿，绿定不负人
大光顶子山，海拔1940米，塞罕坝制高点。
沿着石子路向上攀爬，一座五层楼高的望海楼映入眼帘。
浩瀚林海中，她显得突兀而又孤独。
46岁的刘军和47岁的齐淑艳11年前登上望海楼，当起防火瞭望员，就被“钉”在这里。
“望海楼”，望的是林海，观的却是火情。每天的工作就是每15分钟拿望远镜瞭望一次火情，做好记录，不管有无情况，都要向场部电话报告。晚上，他们再轮流值守。
简单重复的工作，坚持一天都让人心生烦躁，更何况是11年。
“当时怎么会选择这里？”记者问刘军。
他犹豫了好一会儿：“领导提出来的，听从安排。”
妻子齐淑艳说，丈夫长时间不跟外人接触，反应有点慢。前几天去坝下围场县城参加同学聚会，站在路边看着斑马线，愣是不敢过。同学们见了面谈天说地，他一句话也插不上。
驻守望海楼，注定要与孤独寂寞为伍。
夜晚，山上除了风声和野兽的叫声，还有两个人的呼吸声，静得令人害怕。夫妻之间的话不知重复了多少遍，连吵架都没话说了，索性不吵了。把望远镜调到最大倍也望不到一个人影，他们养的一条大狗在郁郁寡欢中死去。
为了排解寂寞，刘军拿起画笔，每天花15分钟跟着电视学习。如今，望海楼里的墙上挂满了他的书画，“公鸡啄食”“葡萄熟了”……初中还没念完的他，硬被寂寞逼成了“画家”。
“我父亲刘海云是‘老坝上’，他一辈子就干了种树这一件事。把父辈种下的树养好、护好、看管好，这是做儿子的责任。”刘军说。
有了林场就有了望海楼。第一代望海楼俗称马架子，土坯砌墙、草苫盖顶，是创业初期塞罕坝最常见的房子。
“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这是“老坝上”遵从的基本原则。
“父辈那个时候住的房子叫干打垒，就是用土和泥推起来的。上山造林通常睡在牲畜棚里，有时就势挖个地窨子，一住一个月。”刘军说。
“渴饮河沟水，饥食黑莜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雨雪来查铺，鸟兽扰我眠。劲风扬飞沙，严霜镶被边。”几句无名诗道出了当时的境况。
没有路，从坝上到围场县城不到100公里的距离，要靠马车和牛车走上两三天，大雪封山后只能与世隔绝。
没有医院，职工一旦生病，轻的就挺着，实在扛不住才送到县城，早年去世的“老坝上”平均寿命仅52岁。
没有学校，职工自己当老师，“老坝上”的下一代大多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职工子女中还没出过一个大学生。
随后，望海楼逐步改造升级，但也不过是座简易的红砖房，不通电、不通水，取暖靠烧火。
刘军、齐淑艳一上山就住进这样的望海楼。
“那个房子，天一冷上下透风，炉火烧得通红，我们还裹着棉被冻得发抖。早上起来一看，馒头冻得梆梆硬，咸菜冻成了冰疙瘩，豆腐都冻酥了，那真是饥寒交迫啊。”齐淑艳说。
最让齐淑艳感到恐怖的是雷雨天，望海楼成为“吸雷针”，闪电打出的大火球从天而降，感觉一个劲儿地往屋里钻，躲都没处躲。“我以为自己快死了。”
来了不到一年，齐淑艳“崩溃”了，以死相胁要下山，刘军拼了命把她拦住。
见不到爸妈的儿子刘志钢也“崩溃”了。同学笑话他是没爹没妈的野孩子，志钢哭着给爸妈打电话，让他们赶紧来学校看他。正是防火紧要期，夫妻俩含着泪硬是没有答应儿子的请求。
防火大于天，望海楼绝不能没人值守。泪水只能往肚子里咽。
一次，齐淑艳好不容易有机会陪儿子，在给他洗书包时，发现一团已经被搓烂的卫生纸，打开一看，竟是几根长发。
“谁的头发？”齐淑艳警觉地问。
儿子支吾了一会儿：“你的。”
“你藏我的头发干什么？”
“想你了，就拿出来看一眼。”
齐淑艳一时语塞，只觉胸口堵得慌。她冲进房间，关上门，放声大哭。
慢慢长大后，对父母的埋怨逐渐变成了理解。刘志钢放弃了上海的工作，回到林场做森林消防员，成为“林三代”。
一有空闲，儿子会主动上山陪着他们。夫妻俩知道，这是爱的补偿，更是职责的延续。
现在他们住的望海楼已升级为第四代，2013年建成，底层是办公室和起居室，拾级而上，顶层是瞭望室，楼顶还有露天瞭望台。
如今，从红外防火到雷电预警，塞罕坝已经建立了现代化立体防火监测系统。“但再好的设备也不能取代人眼的精确度，更不能取代防火瞭望员的责任心。”林场防火办副主任孙文国说。
塞罕坝仍有9座望海楼，其中8座由夫妻共同值守。
“先坝上、再坝下，先顾树、后顾家。”今天，尽管生产生活条件已经大为改善，但塞罕坝人的工作时间表仍然满是辛劳与付出。
为了植下新绿，施工员需要连续作业，整月整月地吃住在山上；
为了防治病虫害，防治员需要半夜2点出发实施喷烟作业，持续几个月；
为了防火安全，分场责任人需要驻守营林区，一呆就是半年多……
千层板分场场长于士涛的时间表有两个作息坐标。
一个坐标是孩子。
常常在儿子没醒的时候他就出门，儿子睡着后才能回家。以至于孩子两岁的时候，还把于士涛当作陌生人往门外推。
另一个坐标是鸟。
春天幼苗发芽后，成群的麻雀飞来啄食。为了驱鸟，让早起的鸟儿没食吃，他要起得比鸟更早。
在于士涛看来，养树比养孩子更要细心。“树出了问题不会哭、不会说话，只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