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在一篇自述中提到，母亲今年85岁，患有重度阿尔茨海默症。在50多岁的年纪，他变成了一名“全天候护理人员”：制作软质食物；喂饭；清理地板痰渍……
在这个老龄化社会，“今天你可能风华正茂，但是你早晚都会遇到。”胡泳说，世界上只有四种人：曾经是照护者的人，现在是照护者的人，即将成为照护者的人，以及需要照护者的人。
葛玫（Rose K. Keimig)曾长时间地身处一群被照护者之中。2013年起，她作为耶鲁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在中国昆明的一些养老院进行田野调查。调查持续了13个月，她看到了衰老不可避免的残酷，残酷之外，老人们有自己的内心世界，那却是很多人所不知晓的。
2023年，她把研究发现集结在著作《谁住进了养老院》（Growing Old in a New China）中出版。如今，照护者的声音逐渐被听到，我们或许还可以抓紧时间悉心聆听那些被照护者的，在他们仍然能沟通和对话之时——老后，他们究竟希望被怎样看待和对待？
葛玫会与人聊起死亡。有时是老人主动对她谈起，不止一个老人问她能否买来安眠药。马阿姨曾对葛玫哭道：“我希望池塘里的水再深点，我就能淹死在里面了。”
住在养老院的马阿姨日常很不开心，但也说过类似“生活多么有趣”的话，搞得葛玫很吃惊。
在书中，她也会描写一种“身体承载的历史”，进而描述老人晚年的心境：住在同一家养老院的唐叔叔热心地给她推荐各种受访对象。唐叔叔右手残疾，他的残疾证放在夹克的内袋里，由一根长棉线与衣服连接着。“火车。”他解释自己的残疾是在工作中遭遇事故。
唐叔叔年轻时参与东川铁路工程建设。由于云南地势险峻，这条铁路最终没完全贯通。
他仿佛豁达地说，这本残疾证让他可以免费坐公交。但这遭到了与他坐一起的其他老人“驳斥”：这没意义，他现在无法离开养老院，也就没有必要坐公交。
葛玫还带着对于“仁”“孝”的好奇，与老人们论及“孝”，他们的反应比她之前的预期要谦让许多：一位受访的张爷爷说，他自己是坚持要住进养老院的，还劝说儿女们不要太在意“孝”。张爷爷内心很渴望陪伴，却“不敢”有很多要求。
在《谁住进了养老院》里，除了讨论葛玫所了解的中国文化观念，这本书还涉及当儿女与当护工，各有各的难，以及人生最后可能因无聊和病痛而经历的“慢性死亡”等问题。
【以下内容根据澎湃新闻记者与葛玫的对话整理，下划线部分为葛玫作品原文：】
与老人深谈
现在他们（指张爷爷的女儿与女婿）自己也退休了，有了孙子孙女。他们每个礼拜天来看他，待不到一个小时。他盼望他们能待久一点，待一整天，但“不敢”叫他们这样。
一贯平静而谦逊的张爷爷，这样谈到他和幸福晚年老年公寓护工的关系：“在这儿所有的人里，我对护工的态度最好。不是我自吹。我从来不要求护工做任何事。我从来不提要求。……”
一天下午，一位坐在坐便椅上的爷爷排泄了。过了漫长的几分钟，一位护工注意到气味，戴着口罩和手套走了过来。老人比护工高一个头，所以两人都费了老大力气才让他靠稳在墙上，然后护工取出便盆来更换。从他脸上加深的皱纹可以看出，显然他为这事感到难受。他向她道歉，并一再感谢她，而她责备他道谢，说这是她的工作。
澎湃新闻：你的书里提了张爷爷不敢对儿女提出要求，即便他心有期望。他也不对护工提要求。中国读者一定很好奇：外国的老年人会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吗？
葛玫：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之前只在中国进行过长时间的民族志研究。反思了我自己的家庭，也和我的好朋友聊了聊。我的家庭比较偏向德国传统，强调人要独立。所以，对于我的祖父母来说，请工人来家里修个什么很容易，但开口让别人来帮他们处理自己身体的事，比如剪个指甲或者帮着洗澡，还是很不容易的。我想，人一辈子都在自己照料自己的身体，到晚年要别人来做，是很大的变化。
不过我问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她的家庭更习惯互相提供一些关照，所以家人变老之后，提出一些要求也更方便。这不是一定的。
我也要经常猜他们需要什么。有时去祖父母家里，我能感受到哪些需要搞、哪里要清洁一下，还有就是，我们原先不习惯在肢体上很亲密。到他们晚年我才开始与他们协商，让我越过这种身体的界限（去触碰他们身体）。
澎湃新闻：你怎么理解张爷爷对各种人都不提要求？
葛玫：张爷爷总是在老年公寓里看报，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我很幸运才遇到他。他有知识分子的气质，又对身边人各自的麻烦怀有充分的理解。他明白，要求的少一点，对大家都好，他在努力让护工轻松点、让女儿轻松一点，这是出于同情。
张爷爷与女儿的关系很复杂，他因为被打成“右派”入狱，女儿小时候不在她身边，后来女儿“插队”去，也不在他身边。所以出于一种互惠的关系，他可能觉得自己给的不多，也不能要很多。有历史的因素在里面。很多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明白年轻人与他们当年的处境不一样。
澎湃新闻：你与不同的中国老年人谈起他们的人生，他们都很平静甚至愉悦地说起过去吗，还是也有例外？
葛玫：我写到了一个老人（李奶奶），她是我写到的最轻松快乐的人。但她的故事里包括日军袭击中姐姐被活埋死去、后来她又遭遇了政治运动。她丈夫遇到了车祸，没能送进对的医院（注：书中描述，李奶奶的丈夫髋骨骨折治疗不当，导致瘫痪）。
我感到比起那些她控制不了的事，对于她本来能做好但她没有的，她更难过。有些受访者经历了那么多，没有崩塌，但很疲惫了。
也有的受访者很生气。比如一些比较年轻的，在八十年代下海，生意不成功，没有保险。他们更艰苦一些。
澎湃新闻：我总是很困惑，当老人谈起一些他们的人生遗憾时，我们该怎么回复？
葛玫：也许可以表达感谢，因为老一辈人受的苦，你有了你现在的人生；我听到了一些老人聊起，他们经受这些，是为了儿女们有更好的生活。这种代际连接在中国是更强的，至少对于我采访过的老人们来说，他们需要回馈。
澎湃新闻：你如何与他们提起死亡呢？当老年人对我们表达“渴望死亡”，我们能说些什么？
葛玫：“死亡”的问题在我的提问列表里。（关于“渴望死亡”）我有一个邻居也这样说。她大约九十岁了。我想，当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伴侣、朋友，是容易感到累和乏味的。
听到这些话，我们当然不是回复“我给你安排一下”。我想，除了考虑安乐死的可能性，首先该问，怎么样能让你的生活更有意义一些？让他们感到在生命的尾巴上，生活还能很丰富。
他们也许只是需要有人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那么，如果他们需要疼痛管理，就要给他们提供，或者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朋友、或者一只小狗，或者其他。
然而，张爷爷说他“只想要亲情”。我不是他的家人，无法提供。我想，人生有一些部分只能是悲剧的。不过也不知道，也许我离开后，他就有机会与家人们在一起更久了。
“慢”的价格
一位医院护工描述她的工作方法是：“老年人怎么做的，我就怎么做。她慢点，我也慢点。”对护工来说，关注能量更高的时间投入，不是体现在加快工作节奏，而是放慢节奏、停顿和停下。
许多老人表示担心被护理员骗。从假冒伪劣食品、投资陷阱到交通事故碰瓷儿，谋财骗术已经腐蚀了社会信任。
当食堂饭菜的质量开始下降时，她（注：指护工杜女士）会拿出藏在房间里的食物，加上在附近菜市场买的菜，用一个小电灶烧给大家吃。然而，几周后我再碰见她时，她问起我是否知道有其他养老院招人。她坦言已经两个月没领到工资了。结果，她开始减少为别人烧饭的量，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