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八月天,秋风轻徐,杏花村里已无杏花,倒是满街巷的酒字招牌,凸显了这里的与众不同。1000多年前,在大唐的落日余晖里,“长安公子”杜牧在《清明》诗里为杏花村做了一个最长情的告白,天下便有了最令人神往的酒乡。山西的酒,清香、绵厚,就像它的历史一样回味悠长。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汾酒集团)是清香型白酒的领军企业,走进它便走进了酒的“家春秋”。在过去的5年里,这家曾几度浮沉的百年老字号企业强势崛起,营收从100亿元飙升至300亿元,续写了新的传奇。我们此行,试图对其中的奥秘做一些探索,所察不周,姑浅记之。
一诗一酒,历史长河千古不息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今天的杏花村,还需要牧童指路吗?从文旅的角度看不妨可以有,毕竟来访者多少有些诗境情怀。驱车来到位于山西省汾阳市的杏花村,一下高速,便看到一大片气势恢宏的仿古建筑群——中国汾酒城。沿主街道一直往前走,路两边大大小小、品牌各异的酒厂、酒庄、酒坊、酒肆鳞次栉比,仿佛陷入了酒的汪洋。杏花村,因诗而名,因酒而兴。诗酒文化,在这里汇聚起了历史长河,千古不息。虽然各大名酒都有自己的文化历史体系,但汾酒作为中国白酒的滥觞是被多数人认可的。到这里,必说《清明》诗,无论是在酒厂、酒店、公园、博物馆……目之所及,它都是避不开的话题或主题。虽然,杏花村在哪里,存在地望之争,杜牧写过《清明》吗,有存无之辩,但都不影响山西杏花村及其汾酒的声名远扬。有史家考证,这首诗是杜牧到汾州祭拜凭吊曾祖父杜希望和“汾阳王”郭子仪时写下的。汾酒首席文化专家王涛认为,这首诗拨动了中国人骨子里的“三个共情”——“清明时节”拨动了“根祖共情”,“借问酒家”拨动了“诗酒共情”,“杏花村语”拨动了“春天共情”。“一部全唐诗,半部山西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郁缀说,晋语区是唐诗的重要产区,《全唐诗》中记录的山西诗人作品有5000多首,占总量的十分之一。距杏花村不到百公里的太原,曾是唐朝“三都”之一的北都晋阳,盛世繁华,歌舞升平。王勃、王维、王昌龄、柳宗元、白居易等山西籍诗人,举樽吟唱,站在了喧闹的历史舞台中央。“诗仙”李白是公认的“酒仙”,他流传下来与酒有关的诗就有300多首。《汾阳县志》里记载“太白何尝携客饮,醉中细校郭君碑”,佐证其曾两次游历太原,每次都会携客到杏花村品尝“干和”酒。这是当时杏花村地区首创的一种固态酿造白酒。在更早的南北朝时期,《北齐书》中,有武成帝高湛与河南康舒王孝瑜谈论“汾清”的记载,“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其亲爱如此。”这封家书,表明汾清酒已经成为宫廷用酒。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被载入二十四史的名酒,汾酒由此开始了1500年的成名史。酒史6000年,酒诗3000载。杏花村汾酒是见证中国白酒发展历史的活化石。在汾酒博物馆里,一个形如梭,小口、细颈、深腹、尖底的陶瓶,宛若一个芭蕾舞者静静地立在橱窗内。这就是经考古界、酿酒界认定的“中国最早的酿酒发酵容器”——小口尖底瓮。1982年,在山西杏花村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仰韶、龙山、夏商文化时期的酒器具,包括浸泡酒料的陶质大口瓮,蒸粮用的甑、鬲,以及盛酒器壶、樽、彩陶等,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这个造型独特的小口尖底瓮。“这一发现将杏花村的酿造历史,推进至6000年前的仰韶时期。”汾酒博物馆讲解员张媛说,甲骨文中的“酉”字就是小口尖底瓮的象形,后在文字的演化中由“酉”成“酒”。觥筹交错,时光如梭,杏花村酒受历代众多王侯将相的宠爱,武则天也曾对其交口称赞,她的家乡紧邻杏花村。明清时期,晋商扬名之万里茶道,就是一条散发着芬芳的汾酒之路。汾酒及其酿造技艺随着他们的行囊走向大江南北,以诚信示人的晋商精神也随着汾酒的“落地生根”,一路传扬、承续。人类最伟大的传承,就是精神的传承。百年晋商,何以生生不息?汾酒,从历史深处款款走来,不时迎来高光时刻。1915年,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来自山西杏花村的“高粱汾酒”一举夺魁,荣获“甲等大奖章”,从此蜚声海内外。据国家图书馆珍藏的《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纪实》记载,此次万博会最高奖项为甲等大奖章,而获得此奖的中国白酒品牌,仅汾酒一家。如今,这张百年前印有汾酒获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大奖章、奖状的得奖通告,被放大展示在汾酒博物馆的中央。驻足端详,不由心生敬意,也掺杂着对旧中国的历史怅然……
几度辉煌“汾老大”,归来清香彻酒,也是一个“江湖”,几多“英雄”起起落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汾酒是业界公认的“老大”,是白酒行业的“领头羊”。一些圈内人士认为,“汾老大”的称号,主要源于汾酒集团1988年-1993年营收上的“六连冠”。其实,在六连冠之前,汾酒开创并推动的明清500年中国白酒酿造技艺全国大传播,已经深深种下了“汾老大”的种子。在汾酒博物馆,可以看到当年全国多地生产的汾酒,如汉汾、豫汾、川汾、秀水汾、湘潭汾……它们都得到了汾酒酿造技艺的真传。王涛说,晋商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一套独特的经营管理模式,两权分离,注重品牌、管理法则等,从根本上保障了汾酒的优秀品质和经营的高效有序。人人都说汾酒好,世间何处不醉情?新中国成立后,汾酒是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宴席酒,是连续5届国评的“国家名酒”。1987年,新华社的一篇稿件中写道,杏花村汾酒在全国有四最:一是每年的出口量大,等于全国其它名酒出口量的总和;二是名酒率最高,达99.97%,全国每斤名酒中就有杏花村汾酒厂(汾酒集团前身)的半斤;三是成本最低,因而也就价廉物美;四是得奖最多。然而,从历史中一路稳稳走来的“汾老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陷入发展困境。目前,业内传言最多的,还是汾酒当年那场“名酒变民酒”事件。而这场失误,有很多偶然和必然因素,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