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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山在中古早期山岳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唐前期司马承祯编录的《天地宫府图》中，天台山赤城玉洞之天位列十大洞天之六。陈隋以降，天台山又成为重要的佛教中心，在东亚佛教史上产生很大影响。这种道教、佛教双重名山的性质，在十大洞天中是唯一的一处。这使得天台山在早期佛道关系史上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隋代会稽嘉祥寺僧人吉藏在写给天台智的书信中提到，天台山中的“赤城丹水”“佛陇香炉”分别为“仙宅隩区”“圣果福地”，亦即神仙道教、佛教的神圣之地。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中古早期天台山的道教、佛教格局是如何形成的？想象中的神仙洞天，与寺院、道馆的空间分布关系如何？
*文章节选自《“山中”的六朝史》（魏斌 著 三联书店2019-8）。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佚名《蟠桃盛会图》手卷（局部）
15世纪 绢本设色施金
“不死之福庭”：
天台山的信仰想象与寺馆起源 （节选）
文 | 魏斌
山中寺院和道馆的兴起，呈现出明显的山岳选择性。为何有的山岳会成为寺院或道馆集中的宗教圣地？其信仰吸引力是如何形成的？
中古早期山岳宗教圣地的形成，分为想象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应的空间研究也存在虚、实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神仙修道者建构出的神仙洞府体系，数量庞大（佛教领域内主要是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的建构）；后者则是僧人、道士及其所修行的石室、寺院和道馆。前者为虚构的信仰景观，后者则是实在的历史。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 上清侍帝晨桐柏真人真图赞》第九幅
山中修道的起源很早，但类似于佛教寺院的山中道馆出现则比较晚，是在刘宋时期。从岩穴、简单房舍到道馆，是中古修道方式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山中道馆的地点选择，与神仙洞府想象之间的关系如何，是一个让人很感兴趣的问题。天台山为此提供了一个重要个案。不过，由于史料问题，天台山早期道馆存在很多疑问，需要认真辨析。
一些较晚的史料，将天台山道馆的起源归于葛玄，认为最早的道馆是孙权为葛玄所建的桐柏观或天台观。这种说法并没有早期的史料证据。如前所述，葛洪《抱朴子内篇》罗列适合修道合仙药的名山，其中包括“大小天台山”。一些灵宝经中提到，孙吴时期葛玄曾在天台山修道，陶弘景撰文的《吴太极左仙公葛公之碑》也明确提到了这一点：“公驰涉川岳，龙虎卫从。长山盖竹，尤多去来；天台兰风，是焉游憩。”可见葛玄修道于天台山，至迟晋宋以降已广为流传。不过，结合山中道馆出现的时间来看，即便葛玄的确曾在天台山修道，应当也只是早期形态的山林修道者。孙权为葛玄在天台山修建桐柏观或天台观之说，应当是出自后来人的附会。就现存史料来看，南朝时期明确可考的天台山道馆有三所，最早的是南齐初期齐高帝为褚伯玉所建的瀑布山太平馆，然后是南齐后期建立的桐柏山金庭馆，再后是陈代徐则的天台山馆。前两所道馆疑问很多，下面稍做考辨。
先来看褚伯玉的道馆。据《南齐书》卷54 本传，伯玉为钱塘人，刘宋时隐居剡县瀑布山，“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萧道成即位后，征其至建康而未果，“不欲违其志，敕于剡白石山立太平馆居之”，建元元年（479）去世。据此，似乎褚伯玉一直隐于剡县瀑布山，去世前不久移居敕建的剡县白石山馆。不过，对照《太平御览》卷666 所引褚伯玉事迹，《南齐书》本传有不准确之处。引文前面部分，叙伯玉居剡之瀑布山三十余年，与本传一致。后面的“一说云”则提供了不同的行迹：
一说云：伯玉初游南岳，路入闽中，飞湍走险。伯玉泊舟晚濑，冲飙忽起，山水暴至，激船上巅，崩落绝嶂。徒侣以为冰碎，缘阻寻求，见伯玉自若，以小杖舟，涉不测之泉，众以骇伏。入霍山而去。初隐瀑布山，齐高祖钦其风，欲与相见，辞以疾而去。帝追恨，诏瀑布山下立太平观，孔稚圭立碑。
若据此说，萧道成是由于未能见到褚伯玉，故在瀑布山下建太平馆作为纪念。《上清道类事相》卷1 引《道学传》佚文亦可印证此说。太平馆之名，则是由于“伯玉好读《太平经》，兼修其道，故为馆名也”。孔稚圭所撰碑文，由于《艺文类聚》的摘抄而幸运地得以保存部分文辞，其中说：
永嘉恶道者，穷地之险也。欹窦遏日，折石横波，飞浪突云，奔湍急箭。先生攀途跻阻，宿枻涉圻，而衡飙夜鼓，山洪暴激，忽乃崩舟坠壑，一倒千仞，飘地沦篙，翻透无底。徒侣判其冰碎，舟子悲其雹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寻，方见先生，恬然安席。
碑文所叙是褚伯玉“入霍山而去”前，途经“永嘉恶道”时的经历。由此可以证实，《太平御览》卷666 引文中的“一说云”是准确的。《真诰》卷20《翼真检第二》亦称：“伯玉居南霍，游行诸山。”可以参证。“南霍”，即前节提到的罗江之霍山，想象中茅君、南岳魏夫人所治“赤城玉洞之府”位于此地。褚伯玉之所以要涉险前往罗江之霍山，应当就是由于第六洞天“赤城玉洞之府”的信仰吸引力。
齐高帝为褚伯玉建瀑布山太平馆，在建元元年左右。这是天台山确切可考的最早道馆。其具体位置何在呢？《高僧传》卷11《释僧从传》提供了一个可资考证的线索。僧从“隐居始丰瀑布山”，“与隐士褚伯玉为林下之交。每论道说义，辄留连信宿”。《文选》卷11 孙绰《游天台山赋》李善注引《天台山图》：“瀑布山，天台之西南峰。水从南岩悬注，望之如曳布。”瀑布山在今桐柏水库附近，从地理方位来说，正位于“天台之西南峰”。徐灵府《天台山记》记有刘宋元嘉年间僧人法顺所建瀑布寺，位于天台观西二里瀑布岩下。这里可能就是释僧从的隐居之处。徐灵府还提到，自天台观附近北上十二里的桐柏观附近，有“昔褚先生修道之所”，褚先生即褚伯玉。根据这些推断，褚伯玉修道处可能是在山上（唐代桐柏观附近），纪念他的太平馆则建于山下（唐代天台观附近）。
按照习惯，敕建的道馆应当由较为知名的道士出任馆主。纪念褚伯玉的瀑布山太平馆，馆主又会是谁呢？《真诰》卷20《翼真检第二》：掾书《西岳公禁山符》、杨书《中黄制虎豹符》，凡二短卷，本上虞吴昙拔所得许丞一瓠杂道书。吴以此二卷与褚先生伯玉。伯玉居南霍，游行诸山，恒带自随。褚亡，留在弟子朱僧标间。
朱僧标能够在褚伯玉去世时得到其“恒带自随”的珍贵道经，应当是其很信任的弟子。值得注意的是，南齐永明年间朱僧标正是居于天台山。《南齐书》卷11《乐志》：
永明六年，赤城山云雾开朗，见石桥瀑布，从来所罕睹也。山道士朱僧标以闻，上遣主书董仲民案视，以为神瑞。太乐令郑义泰案孙兴公赋造天台山伎，作莓苔石桥道士扪翠屏之状，寻又省焉。
从这件事来看，“山道士”朱僧标并不像其师褚伯玉那样隐居深山不问世事，而是与朝廷颇有来往。这一点正是敕建道馆的特点。此事两年之后，永明八年（490），陶弘景“东行浙越，处处寻求灵异”，亦曾“到始丰天台山谒诸（朱）僧标”。赤城山与瀑布山距离不远，都属于天台山之别峰，文献中常用赤城指称天台。孔灵符《会稽记》：“赤城山土色皆赤，岩岫连沓，状似云霞。悬溜千仞，谓之瀑布，飞流洒散，冬夏不竭。”赤城山并无瀑布，这里提到的瀑布，应指瀑布山之瀑布。瀑布山同样为赤色岩石。孔灵符《会稽记》又云：“赤城山上，有石桥悬度，有石屏风横绝桥上，边有过径，才容数人。”赤城山亦无相应景观的石桥，应指天台山之中的石桥。这样推断，朱僧标很可能就是瀑布山太平馆主。褚伯玉去世后，纪念他的道馆由其最信任的弟子出任馆主，是比较合理的。
天台石梁
瀑布山太平馆建立二十年后，南齐永泰元年（498），天台山又有一所新的道馆建立，这就是著名的金庭馆。这座道馆由于沈约撰文的《桐柏山金庭馆碑》广为人知，但也带来不少争议。此碑最早见于《艺文类聚》摘录， 全文则见于《会稽掇英总集》《嘉泰会稽志》《剡录》、明代重辑刊行的两种《沈约集》， 严可均又据明辑本收入《全梁文》。这几种著录之间文字颇有出入，特别是宋代的三种著录和明清辑本之间有一些非常关键的差异。以往论者多据明清辑本，使得此碑争议颇多。下面依据时代最早的《会稽掇英总集》，录出与金庭馆建立相关的内容（下加着重号的文字见于《艺文类聚》，文字小异），并稍做考辨：
永泰元年，方遂初愿。遂远出天台，定居兹岭。所憩之山4，实惟桐柏。实灵圣之下都，五县之余地。仰出星河，上参倒景，高崖万沓，邃涧千回，因高建坛，凭岩考室，饬降神之宇，置朝礼之地。桐柏所在，厥号金庭，事昺灵图，因以名馆。圣上曲降幽情，留信弥密，置道士十人，用祈嘉祉。越以不才，首膺斯任。永弃人群，窜景穷麓，结恳志于玄都，望霄容于云路，仰宣国灵，介兹景福，延吉祥于清庙，纳万寿于神躬。又愿道无不怀，泽无不至，幽荒屈膝，戎貊稽颡，息鼓辍烽，守在海外。因此自勉，兼遂微诚，日久勤劬，自强不已。
其中，“越以不才”一句，明清辑本作“约以不才”，论者据此认为金庭馆的建立者为沈约，并进而推测永泰元年沈约曾在天台桐柏山修道。其实，据《会稽掇英总集》和上列两种宋代地方志录文可知，“约”字当是明人辑录时妄改。“越”或通“粤”，当为句首助词。如刘宋颜竣《让中书令表》：“陛下盛德居蕃，总揽英异，越以不才，超尘清轨，奉躬历稔，劳效莫书，仰恃曲成之仁，毕愿守宰之秩。”《金楼子序》：“粤以凡庸，早赐茅社，祚土潇湘，搴帷陕服。” 而比勘几种录文可知，明辑本的改动不止这一处。
碑文所记金庭馆主的经历，更与沈约差别很大。碑文称其“ 早尚幽栖，屏弃情累。留爱岩壑，托分鱼鸟，涂愈远而靡倦，年虽老而不衰”，可知是一位很早就隐修于山林之中的道士。这与自二十多岁起就“崎岖薄宦”“望得小禄”的沈约，完全是两种人生轨迹。欧阳修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指出碑文“盖道士自叙之言”。只是后来学者多未注意几种宋代录文，故为明辑本“约以不才”一句所惑。
根据碑文可知，这位道士在永明初年就受到萧鸾的提引，建武元年（494）萧鸾即位后，“复蒙絷维”，永泰元年到天台桐柏山定居，建立金庭馆。金庭馆“置道士十人，用祈嘉祉”，明显是敕建的皇家道馆。碑铭说：“帝明绍历，惟皇纂位。属心鼎湖，脱屣神器。降命凡底，仰祈灵秘。瞻彼高山，兴言覆篑。启基桐柏，厥号金庭。”也可以说明这一点。金庭馆建立的目的是为皇家祈福，即“用祈嘉祉”“ 仰宣国灵”，并非为了支持道士个人修道。据下文所述，这种祈福又可以具体分为两层意旨。首先是“延吉祥于清庙，纳万寿于神躬”，是为皇室祈福；其次则是“幽荒屈膝，戎貊稽颡，息鼓辍烽，守在海外”，似乎是在祈求战争平息、远夷来臣。联系到永泰元年南齐、北魏的对立局势，就会发现这两层祈福意旨并不是泛泛而论的套话，而是有很明确的针对性。具体来说，前者是祈求齐明帝之病体康复、健康长寿；后者则是祈愿与北魏的战争尽快平息。
永泰是齐明帝的第二个年号，建武五年四月改，七月明帝去世，东昏侯即位后沿用到年底。改元的原因，据《魏书》卷98《岛夷萧道成传》称，是由于建武四、五年间北魏大军南讨，连续取得对齐战争的胜利，“（萧）鸾忧怖，遂疾甚。乃大赦，改年为永泰”。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若据此说，改元“永泰”其实有两层意涵，一来祈求战争局面有所缓和，二来祈求皇帝健康。这与金庭馆碑所说正好符合。
北魏的这次南讨始于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南齐建武四年）八月。南讨的原因，是太和十八年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国家政治重心南移，需要推进南境防御、屏障洛阳安全。确定迁都之后，太和十八年十二月以南齐雍州刺史曹虎“请降”为契机，北魏军队大举南讨，孝文帝亲幸八公山，“巡淮而东”，“将临江水”，后由于司徒冯诞去世而班师。此后数年间，由于协调迁都相关事宜，未见有大的战事。太和二十一年八月重新发动的这次南讨，声势很大，最重要的战线是在南阳、新野、襄阳一带。北魏军队取得相当大的战果，太和二十二年春先后攻下宛、新野，在邓城大败崔惠景、萧衍的增援军队，“斩获首虏二万有余”，三月孝文帝“行幸樊城，观兵襄沔，耀武而还”。战争形势对于南齐一方非常不利。《魏书》称齐明帝“忧怖”，虽是敌对方的叙事，但从当时形势来看，并非空穴来风。
由此来说，桐柏山金庭馆的建立，和改元永泰一样，是齐明帝在内忧外患情况下的祈愿之举。齐明帝本人“潜信道术”， 《三洞珠囊》卷2《敕追召道士品》引《道学传》称其即位后，“恐幽祇未协”，礼请陶弘景“诣诸名岳，望祑展敬”。他在病重之时亦有不少相关举措。新建的桐柏山道馆，与想象中桐柏真人王子乔的金庭仙馆同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联系到上文讨论的南北局势和明帝的病情，在桐柏山“金庭不死之乡”模拟仙馆建立金庭馆，“仰祈灵秘”，用意是很明显的。当然，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齐明帝的病并未好转，于七月中去世。而就在齐明帝去世之后不久，北魏孝文帝亦身染重病，并于次年四月死于南讨军中，北魏对南齐的军事压力暂时得到缓解。金庭馆碑由沈约撰文，刻立于永元三年（501）春，不知是否与这种祈祷“灵验”有关。
金庭馆位于剡县东南七十二里处。《宝刻丛编》卷13“齐桐柏山金庭馆碑”条引《访碑录》称：“在剡县东南七十二里本观内。”唐元和二年（807）裴通游览金庭观后撰有《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记述了观内的具体情形：
琅邪王羲之领右军将军家于此山，书楼墨池旧制犹在。至南齐永元三年，道士褚伯玉仍思幽绝，勤求上元，启高宗明皇帝于此山置金庭观，正当右军之家。
裴通此记颇有讹误，褚伯玉去世于南齐高帝建元二年，而永元三年齐明帝亦早已去世。出现这种讹误的原因，让人很感兴趣。对照金庭馆碑文可知，所谓“仍思幽绝，勤求上元”，永元三年“启高宗明皇帝于此山置金庭观”云云，其实正是金庭馆碑文的内容。裴通误将此事系之于褚伯玉，并将立碑之年误为立馆之年。这样可以推断，裴通游览金庭观时，金庭馆碑原碑仍存在于观中，碑文所记应是他读碑所知。但读得很不仔细，由于碑主阙名，将其附会为宋齐之际曾在天台山隐修的褚伯玉。
金庭馆之后，可考的还有东海郯人徐则的天台山馆。据《北史》卷88 本传，他本来善三玄，后“怀栖隐之操”，先入缙云山，后入天台山。天台山隐修期间，徐陵“为之刊山立颂”，此碑《艺文类聚》摘录，题为《天台山馆徐则法师碑》。遗憾的是，现存碑文没有留下关于徐则道馆的具体信息。隋灭陈后，晋王杨广征辟其到江都，但不久去世。杨广特意下书彰扬，并将遗体“送还天台定葬”。传记最后说：
是时，自江都至天台，在道多见则徒步，云得放还。至其旧居，取经书道法，分遣弟子，仍令净扫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于此。”然后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须臾尸柩至，知其灵化，时年八十二。
据此来看，徐则在天台山的道馆也是一个由“师—弟子”构成的道团。道馆的具体位置，徐灵府《天台山记》认为在唐代桐柏观附近：
倚小松岭，岭前豁平陆数顷，四面持起峰峦，有若郛郭……昔褚先生修道之所，又徐法师亦于此立道房斋阁，号曰隐真之中峰。
这里的“徐法师”即是徐则。《嘉定赤城志》卷30“福圣观”条：“又有隐真中峰，盖梁徐则所居之处。”桐柏观是唐景云二年（711）睿宗为司马承祯所建，天宝六载（747）崔尚撰文的碑铭说：“古观荒废，则已久矣。故老相传云，昔葛仙公始居此地，而后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坛址五六，厥迹犹在。”如前所述，葛玄是否居于此处，并无明确的早期文献证据。但褚伯玉、徐则先后在此修道，应当是可信的。据崔尚碑文可知，景云二年建桐柏观时，此地确有建筑遗址，但荒废已久，或许就是徐则山馆的旧址。
天台山信仰地点示意图（林昌丈绘）
从地理位置来看，可考的这几处天台山道馆，金庭馆位于今嵊州市东南、天台山以北；太平馆、徐则山馆位于天台县城西北的桐柏水库周边，唐代这里建有天台观和桐柏观两处著名道观。这种地理分布有无特别的空间意义呢？
上节提到，东晋南朝时期天台山神仙洞府想象的核心，是桐柏真人王子乔的金庭馆和金庭洞宫，后来被列为第六大洞天的天台赤城山，并不具有特别的信仰内涵。由于《真诰》等文献记述金庭洞天和金庭馆、金庭洞宫语焉不详，具体方位并不清楚。前面提到，根据陶弘景的解释来看，当时有人认为山内、山外均有洞府，有人则认为金庭洞天位于山外。陶弘景注释《真诰》《周氏冥通记》，是在梁武帝天监年间，这时候位于剡县东南的金庭馆已经建立。金庭馆选址在“山外”，碑文称“所憩之山，实惟桐柏”，“桐柏所在，厥号金庭”，或许与此有关。
在当时一般的观念中，天台山中的石桥（石梁）被认为是通往神仙洞府的重要入口。徐则升仙后，“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太平御览》卷41《地部六·天台山》引《启蒙记注》：
天台山去人不远，路经福溪，溪水梁险清冷，前有石桥，路径不盈尺，长数十丈，下临绝冥之涧，唯忘其身，然后能济。济者梯岩壁，扪萝葛之茎度，得平路，见天台山蔚然绮秀，列双岭于青霄。上有琼楼玉阁天堂，碧林醴泉，仙物毕具。晋隐士白道猷得过之，获醴泉紫芝灵药。
本条又见于徐灵府《天台山记》所引，称“长康《启蒙记》云”，文字颇有差异。特别是首句，《御览》引文省略颇多。《天台山记》称：
天台山在会稽郡五县界中，去人境不远，路经瀑布，次经犹溪，至于浙山。犹溪在唐兴县东二十里发源，自花顶从凤凰山东南流，合县大溪，入于临海郡溪江也。其水深岭，前有石桥，遥望不盈尺，长数十步，临绝溟之涧……
唐代改始丰县为唐兴县，《启蒙记》为东晋顾恺之所撰，此处不当作唐兴，或是徐灵府所改。《天台山记》引文记载的路线，与孙绰《游天台山赋》大体一致，赤城山和瀑布山是这条路线起始段的地标，所谓“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而界道”。李善注引支遁《天台山铭序》：“往天台当由赤城为道径。”《天台山图》：“赤城山，天台之南门也。”《太平御览》卷41《地部六·天台山》引孔灵符《会稽记》：“赤城山内，则有天台灵岳，玉室璇台。”由赤城山，经瀑布山， 到石桥，进入神仙洞府，即孙绰所说的“寻不死之福庭”。
这样就可以明白，南朝时期 天台山道馆的分布，受到想象中的神仙洞府——金庭洞天和桐柏真人王子乔金庭馆、金庭洞府的影响。金庭馆建于“山外”的洞天北门附近；太平馆和徐则山馆，则位于始丰县治经赤城山前往“玉室璇台”的主要线路上。相较而言，赤城山在南朝时期的天台山道馆地理中并不重要。由于后来的知识误读，司马承祯《天地宫府图》将金庭洞天列为第二十七小洞天，确定在金庭馆所在的剡县东南；本来只具有“路标”意义的赤城山，则成为天台山最神圣的洞天之所，是很大的讹误。
“山中”的六朝史
魏斌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8
ISBN: 9787108066671 定价：5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