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山文/且饮且读
一、 天台山的植茶历史
想要厘清唐宋时期的天台山寺院茶风，必须先了解天台山的植茶历史。众所周知，茶树的起源地在中国西南地区，并大致由西南向东南移植。据中国茶学泰斗 陈椽教授《茶叶通史》考证，茶树由云南移入四川后沿长江而下传入湖北，其中一路再由九江入鄱阳湖至江西，继而到安徽芜湖而至宣城，由宣城再向东南推移而至江苏和浙江。这个时间大约在公元3世纪前后。
这个论断由《吴志》以及南朝宋之山谦所撰《吴兴记》等史料可证。而陈椽教授推断茶树移植浙江的时代和天台山当地史料也刚好吻合。据《天台山全志》记载：三国吴赤乌元年(238)，道士葛玄“植茶之圃已上华顶”，这就是今天著名的“葛仙茗圃”。可以作为佐证材料的还有一些神话传说，如被鲁迅辑入《古小说钩沉》中的晋惠帝(公元290—306)时期道士王浮所撰《神异记》，就记录了余姚人虞洪入天台瀑布山遇丹丘子赠以大茗的故事。这则材料虽为传说，但茶圣陆羽在《茶经》中的“四之器”和“七之事”中竟然两次提到，可见这条资料是很能说明浙江种茶起源问题的。又据《天台记》中的“丹丘出大茗，服之羽化”，曾于天台山修道的南朝道士陶弘景的《陶弘景新录》中的“茗绿轻身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等记载，可以断定天台山植茶约始于公元3世纪，距今已有1700年之久。
到了唐代，天台山地区已经成为著名的茶叶产地。陆羽《茶经》的记载是：“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又说：“台州，丰县生赤城者，与歙州同。”比陆羽稍晚的唐朝著名道士徐灵府在《天台山记》中称“松花仙药，可给朝食；石茗香泉，堪充暮饮”，可见，道士们已经把天台茶当作修道的必需品。被称为日本天台宗第五代座主的僧人圆珍(公元814—891年)，也是弘法大师空海之甥，他入唐时两上天台山国清寺研习天台经典，在所著《行历抄》中记载天台山“云雾茶园，遍山皆有”。而另一部茶学经典唐代张又新所著《煎茶水记》则把天台瀑布山之水列为天下最宜沏茶之第十七水，可见唐时天台茶事之盛。
此种兴盛局面一直延续下来，至宋有日本僧人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记载：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五月十八日“至天台山最高之峰，号曰华顶……苦竹黤黮(yǎn dàn)，茶树成林。”因为种植面积的增加，品种的丰富，更有品类之分，宋《赤城志》引用桑庄著《茹芝续谱》云：“天台茶有三品，紫凝为上，魏岭次之，小溪又次之。”中国道教南宗始祖紫阳真人也是在这个时期把茶与修道结合起来，并在异地发扬光大的。2005年发现的位于婺(金华)、越(绍兴)、台三州交汇之地始建于宋的玉山古茶场，即宋时茶叶贸易场所，更是宋代天台山茶事繁盛的直接证据。
由此可见，唐宋时代的天台山不仅在茶叶种植方面呈现出繁盛的面貌，而且在茶叶交易和品饮方面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这种茶叶种植、加工、品饮的兴盛局面是茶与寺院结缘，与佛教相融的基础，更是寺院茶风东传日本的前提条件。
二、 天台山寺院茶风
僧人最早以饮茶来助修的是南北朝时期敦煌高僧单道开。关于单道开坐禅饮茶的故事，梁朝慧皎编撰《高僧传》有过最先的记载：“单道开曾栖隐绝谷，诵经四十余万言，昼夜不卧，首创禅定，坐禅之际，饮茶破睡。”此后，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里引述《晋书·艺术传》的记载说：“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余茶苏而已。”关于茶助修佛还有个著名的公案，那便是众所周知的达摩面壁借茶坐禅的故事。这是南北朝时期，到了隋唐时代，随着茶事在全国范围内的兴起，茶禅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常为人提及的是唐代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所记录的情景：“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但是，从这些史料上不难看出，单道开和达摩传说中的饮茶，甚至到了唐代封演所记僧人饮茶，不过是利用茶来提神、破睡、醒脑，发挥的还只是茶叶的自然功效。换句话说，这只能算是在自然属性上茶与佛教的结合，而不是精神层面的以茶助禅，以茶悟道，更谈不上茶禅一味。
我们知道把茶上升到“道”的层面，在唐朝有陆羽和诗僧皎然二人的倡导之功，发展至宋，一般认为是圆悟克勤禅师首先提出“茶禅一味”的说法。而原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家扬先生所撰《葛仙茗圃碑》碑文说：“陈隋高僧智者大师，宴坐华顶清修，当以茶供佛，参透茶禅一味。”这样说智者大师不仅在坐禅的同时以饮茶来提神醒脑、定性发慧，而且还用茶来供养佛陀，最终已参透茶禅一味的境界。若如此，则中国茶与佛教的融合标志就提前到了隋朝，遗憾的是笔者尚未见到直接有力的佐证材料。但根据上述天台山茶事在隋唐时代的兴盛，以及由智者大师开创的天台宗的兴起，茶与寺庙，茶与佛教的融合是可以推想的事。后世，天台六祖湛然大师“无情有性”的佛学观念很有可能是受了智者大师禅茶思想的影响而提出的。“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无情皆有佛性，茶亦有佛性，饮茶自然可以悟道。由此可以推断，天台山佛家茶礼的兴盛自然与智者大师所倡导“以茶供佛”理念一脉相承。虽然茶与佛教融合的源头不止智者大师这一端，但以他和天台宗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佛家茶礼及“以茶供佛”必定会得到广泛的继承和发扬。所以，自唐代起，天台山很多寺院兴起这种茶礼。而且，植茶、采茶、制茶、煮茶、点茶、观茶、品茶、供茶诸事都在寺僧中蔚然成风。唐代诗僧寒山子隐居天台寒石山七十余年，日日云游山水、煮茶品茗、吟诗题作，在大自在中参禅悟道；五代后唐清泰年间(935年前后)，吴越国高僧德韶在天台瀑布山(即紫凝山)山脚建起景福茶院，在弘扬佛法的同时，大力推广饮茶修身。此外，如天台山上一些散居的茅蓬，一方面是修行的需要，另一方面即是僧人们为管理附近的茶园而专门设置。资料还显示：唐朝时期天台山的国清寺、万年寺、方广寺，乃至余杭的径山寺、宁波的天童寺等凡遇有朝廷钦赐的庆典或祈祷，都会举行盛大茶礼。甚至天台山诸寺院还专门设有“茶堂”，派“茶头”专司茶事，以供养佛陀和招待香客。
《百丈清规》第四章“尊祖”仪轨中之“初祖达磨忌”的仪轨记录有：“十月初五日。初祖忌。客堂预日挂牌。(牌云)明日恭逢达磨老祖示寂良辰。是晚。明早。课毕。闻钟声。齐诣祖堂礼祖。午前上供。(预日。祖堂香灯师。赴库取香烛、茶供，供祖像前。次取供器。庄严祖堂。晚课毕。知客令钟头。鸣钟三下。众集祖堂。住持上香。三拜。不收坐具。上茶。退身三拜。再进前问讯。增茶。复位。三拜。收具。维那云。展具。众礼祖三拜。回堂。次日早课举。礼祖献茶同上。闻午梆。知客鸣大钟三下。众集祖堂。住持上香。”仪轨中有“供茶”“上茶”“增茶”“献茶”等重要供佛仪式，可见茶在当时佛教禅宗寺院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在天台宗，国清寺是最早使用《百丈清规》中的茶法茶仪方式进行茶道活动的。而在国清寺里主持这套仪轨的人便是七祖道邃大师了。天台茶风传入日本的重要人物最澄便师事道邃，可见道邃大师是天台寺院茶风东传日本的关键性人物。明代静尘大师的《问茶品佛》记载了一条史料：“道邃授最澄律法一秋，茶道一春，鉴真出游无归……入闽施法，后日东渡，教法无茶，沿僧引，茶广。”
经过智者、湛然、道邃等数代佛学大师的努力，天台山寺院茶礼以及以茶修佛的理念趋于成熟。到了宋代，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来到中国，于五月抵达天台山，参拜天台宗祖庭，瞻礼罗汉道场，在其所著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就详细记载了许多天台山所特有的佛门茶事：“未一点，至国清寺大门前……即共入大门，坐寄子吃茶。次诸共入宿房，殷勤数刻，宛如知己。又次吃茶，寺主大师遣唐历见日吉凶，壬辰吉日者，即参堂烧香。先入敕罗汉院十六罗汉等身木像、五百罗汉三尺像。每前有茶器，以寺主为引导人，一一烧香礼拜，感泪无极。”此后，在他所到的真觉寺、大慈寺、方广寺等寺院，均有住持、寺主为其点茶共饮。可见，以茶供佛和以茶待客已是当时天台山诸寺院的基本礼节，影响播及海外。
在诸多天台寺院茶礼中，最为著名最有特色便是罗汉供茶。据史料记载：石梁方广寺，相传为五百罗汉应真之地。《西域记》云：“佛言震旦天台山石梁方广圣寺，五百大罗汉居焉。”史书说：“石桥供茗必有乳花效应。”方广寺僧每日以茶供养罗汉，茶杯中常常会出现“八叶莲花”、“大士应供”等神奇的字样、花纹图案。最早记载“罗汉供茶”奇观的还是日本僧人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十九日辰时，参石桥以茶供罗汉。五百一十六杯以铃杵真言供养。知事僧惊来告：茶八叶莲花文，五百余杯有花文。知事僧合掌礼拜。小僧实知罗汉出现，受大师供茶，现灵瑞也者。即自见如知事告。随喜之泪与合掌俱下。”其后，宋林表民在《天台续集》中补叙道：台州知州葛闳闻此灵异，带着众多地方官员来天台山石梁罗汉阁，煎茶供奉罗汉，俄顷见“有茶花数百瓯，或六出、或五出，而金丝徘徊处及苏盘金富无碍。三尊尽干，皆有饮痕”。灵瑞再现，葛闳欣喜不已，于是写下一首《罗汉阁煎茶》：“山泉飞出白云寒，来献灵芽秉烛看。俄顷有花过数百，三瓯如吸玉腴干。”其实从宋代点茶法的角度来看，“罗汉供茶”就是天台山僧人把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分茶”艺术与佛事紧密结合的一种寺院茶艺。天台“点茶法”北宋即有名，苏东坡有“天台乳花世不见”之句。到南宋时更名噪一时，这和当时宰相贾似道是天台人有关。景定二年(1162年)贾似道耗银五万两重修石梁昙华亭，即以落成之日供茶时碗中出现昙花状乳花倏然即逝而名。明《天台山方外志·灵异考》记载：景定中贾丞相似道，命僧妙弘建昙华亭，既成，供五百圣僧茶，瓯中一一现异花，犹夫常也。中现四字曰“大士应供”，聚观者神之。如此神奇，难怪日本茶祖荣西禅师在《吃茶养生记》中写道：“登天台山，见青龙于石桥，拜罗汉于讲峰，供茶汤现奇，感异花于盏中”。
补充一点：天台山在宋时，至少在南宋时期，制茶工艺应该不是团茶制法，而是蒸青散茶制法，在工艺上要比团茶制法简单得多。这种制茶方法，《吃茶养生记》有载：“见宋朝焙茶样，朝采即蒸即焙，懈倦怠慢之者，不为事也，其调火也，焙棚敷纸，纸不焦样，工夫焙之，不缓不急，竟夜不眠，夜内焙毕，即盛好瓶，以竹叶坚封瓶口，不令风入内，则经年岁而不损矣。”可见，其基本工艺是：采、蒸、搓揉、烘焙几道工序。上午采回来的鲜茶叶立即进行蒸焙，蒸好的茶叶用手往复进行搓揉，边搓边焙，使其成为细紧的条形，称“紧手”，然后慢火烘焙至干，入瓶存贮。
综上所述，唐宋时代，由智者大师发端，经历代大师及僧人的努力，天台山形成了一套庄严的供佛茶礼和茶禅一味的饮茶修佛思想。有一篇《供祖茶会法语》，可以说是佛教天台宗对“茶禅一味”的最好诠释。其文如下：采灵芽于华顶峰头，汲净水于石梁瀑下，依马明龙树制造之方，按慧思慧文烹煎之旨；焙之以法华三昧火，碾之以实相解脱轮；煮之以大悲方便锅，盛之以般若清净碗。碧毫落处，？空湛澈；茶云起时，国土飘香。凝神汤色，空观、色观、中道观，三观圆于一念；定心服味，业障、报障、烦恼障，诸障消于无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
三、唐宋时期天台山寺院茶风传入日本
天台山的佛教和寺院茶风对日本佛教和茶道的形成影响深远，尤其是佛教思想决定了日本茶道的发展方向。佛教思想是日本茶道的精髓和支撑。但此文重点不在天台佛学思想对日本茶道的影响，因此单讲寺院茶风的东传日本。据记载，从唐贞观四年(630年)到昭宗元年(849年)，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达19次之多，这其中的学问僧不在少数，而且受天台僧人茶风盛行的影响，他们是茶道东传的主力。最为著名者有以下几位：
最澄。最澄在日本即修习天台经典，立志往天台求法。贞元二十年(804年)，他入唐求法至天台山国清寺，师从湛然大师弟子天台七祖道邃及行满。明代静尘大师《问茶品佛》明确记载：“道邃授最澄律法一秋，茶道一春。”又据《日吉神道密记》记载，次年回国时，最澄带去天台山茶叶与茶籽，种在近江(滋贺县)比睿山东麓日吉神社的旁边，成为日本最古老的茶园。如今日吉神社附近的池上茶园内还矗立着一块高大的《日吉茶园之碑》，其周围仍生长着一些茶树，记载了最澄在天台山携回茶种辟园种植的历史，这也是中国茶种传往国外的最早文献记载。最澄在华学习之后显然精通茶道，通晓茶禅真味和寺院供茶的种种仪轨。可以想见，他在此后所创立的佛教寺院中定是积极推广大唐寺院茶风。他圆寂时留下六条遗戒，其中之一为“地位越高者，越应该满足于布衣粗食”。这和陆羽的“茶宜精行简德之人”的茶道核心思想一致，可以说深悟了茶道精神。这种修养和对日本茶道精神的影响，可以从《文华秀丽集》中收有的一首嵯峨天皇与最澄的唱和诗《澄公奉献诗答》中看出，此诗中有“羽客旁讲席，山精供茶杯”之句，可见最澄在修行中，茶已须臾不离左右。而且此诗透露出的天皇与最澄的融洽关系，也可以说更能间接推动日本茶文化的发展。
空海。空海与最澄同年入唐，他先在长安青龙寺从惠果学法，公元806年从长安来到天台山国清寺继续学法，回国时同样带回天台山茶籽分种日本各地，相对于最澄，他更扩大了茶叶在日本的种植区域。空海在日本弘仁五年(公元814)闰七月二十八日上献《梵字悉昙子母并释义》等书所撰的《空海奉献表》中，有“茶汤坐来”等字样。可见空海也是深悟茶禅一味的。由此可见，天台寺院茶风并非孤立地传入日本，它的东传实际上是和天台佛教同步输入。换言之，日本茶道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与佛教相伴，它以佛学思想为核心思想，以佛教仪轨为外部形式。所以，后世日本茶道大师千利休把茶道精神概括为“和敬清寂”以及形成一套仪式化的茶法是自有其来历的。空海不仅把茶树引种过去，把茶道思想和仪轨传播出去，还有个重要贡献是把制茶法也带入日本，这可以说是日本茶道本土化的重要一步。美国威廉·乌克思所著的《茶叶全书》记载，僧侣弘法大师(名空海)又从中国研究佛法归去，亦对茶树非常爱好……彼亦携多量茶籽，分植各地，并将制茶常识传布国内。陈椽教授编着的《茶叶通史》亦记载，“平城天皇大同元年(公元806年)，空海弘法大师又引入茶籽及制茶方法。”
永忠。永忠和尚在宝龟初(公元770年左右)入唐，到延历二十四年(公元805年)才与最澄等一起回国，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余年。据日本《类聚国史》记载，弘仁六年(815年)四月，嵯峨天皇巡幸近江国时曾接受了永忠和尚进奉的煎茶，茶才开始出现在日本的正史。嵯峨天皇又令在畿内、近江、丹波、播磨各国种植茶树，每年都要上贡。《拾芥抄》中更近一步说，在当时的首都，一条、正亲町、猪熊和大宫的万一町等地也设有官营的茶园，种植茶树以供朝廷之用。
由于天台山在佛教上的特殊地位，自最澄等人回国以后，天台山成了日本僧人极为向往之处，虽然其主要目的，大多是为学习天台宗和密宗，朝拜宗祖智者大师的圣迹。于此同时，也自然而然受到了包括饮茶之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僧侣回国后，对日本的饮茶文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的茶文化，是以嵯峨天皇、永忠、最澄、空海为主体，以弘仁年间(公元810-824)为中心而展开的，这一段时间构成了日本古代茶文化的黄金时代，学术界称之为“弘仁茶风”。因嵯峨天皇爱好文学，特别崇尚唐朝的文化。所以在其影响下，弘仁年间成为唐文化盛行的时代，茶文化更是其中高雅的文化。嵯峨天皇经常与空海在一起饮茶，他们之间留下了许多茶诗，如《与海公饮茶送归山》。嵯峨天皇也有茶诗送最澄，如《答澄公奉献诗》等。总之，奈良、平安时期，日本接受、输入中国的茶文化，开始了本国茶文化的发展。饮茶首先在宫廷贵族、僧侣和上层社会中传播并流行，也开始种茶、制茶、在饮茶方法上则仿效唐代的煎茶法。这种影响，可以说天台宗及其寺院茶风起到了关键作用。
到了南宋，日本茶祖荣西二度来天台山，天台寺院茶风再度东传。荣西十九岁跟随比叡山有辩法师修学天台教义。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荣西禅师第二次来华至天台山万年寺师事万年寺虚庵怀敝，留居二年五个月，其间，荣西深入万年山、石梁一带茶区，了解种茶、制茶技术和煮茶泡茶方法、茶道文化及其功效。
荣西在四个方面为天台寺院茶风的东传日本做出了贡献：
(一)广泛移植茶树，扩大种植面积。绍熙二年(1191年)荣西回国时，得禅宗临济宗黄龙派单传心印，他不仅潜心钻研禅学，而且亲身体验了宋朝的饮茶文化及其功效。荣西回国时，在他登陆的第一站——九州平户岛上的富春院，撒下天台山茶籽。他在九州的背振山也种了茶，不久繁衍了一山，出现了名为“石上苑”的茶园。他还在九州的圣福寺种了茶。荣西还送给京都拇尾高山寺明惠上人5粒茶籽，明惠将其种植在寺旁。那里的自然条件十分有利于茶的生长，所产茶的味道纯正，由此被后人珍重，人们将拇尾高山茶称作“本茶”，将这之外的茶称为“非茶”。如今日本平户市木引街富春庵旁立有“荣西禅师遗迹之茶园”，京都拇尾高山寺立有“日本最古之茶园”碑。据日本《雍州府志》《拇山种茶谱略》史料记载，荣西从宋携茶籽归国，是用一小壶盛之，此壶至今尚存。
(二)大力推广以茶养生。日本建久三年，荣西用汉文写就被誉为日本“茶经”的《吃茶养生记》一书，大力提倡饮茶养生。荣西回国的第二年，日本第一个幕府政权——镰仓幕府成立。掌握最高权力的不再是天皇，而是武士集团首领——源氏。政治的中心，也由京都转移到镰仓。建保二年(公元1214年)，幕府将军源实朝醉酒，荣西为之献茶一盏，并献上《吃茶养生记》。《吃茶养生记》分上下两卷，用汉文写成，开篇便写道：“茶也，末代养生之仙药，人伦延龄之妙术也”。荣西根据自己在中国的体验和见闻，记叙了当时的末茶点饮法。由于此书的问世，日本的饮茶文化不断普及扩大，为三百年后日本茶道的成立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传播寺院吃茶仪轨，发展以茶供佛传统。荣西在天台山期间曾模仿成寻，向罗汉献茶，并写了有关的茶诗。他在《吃茶养生记》中写道：“登天台山，见青龙于石桥，拜罗汉于讲峰，供茶汤现奇，感异花于盏中”。相信，归国后荣西必将把罗汉供茶仪轨传入。宋《赤城志》载：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荣西再传弟子道元登天台山求法，1227年回国时就将“罗汉供茶”仪式正式移植到了日本永平寺。据日本《十六罗汉现瑞华记》载：日本宝治三年(1249年)正月一日，道元在永平寺以茶供奉十六罗汉，茶杯中均现瑞华，举国轰动、名噪一时。为此，道元亲撰《罗汉供养式文》一文，文中写道：“现瑞华之例仅大宋国台州天台山石梁而已，今日本山数现瑞华，实是大吉祥也。”前文讲到唐宋寺院中设有“茶寮”，以供僧人吃茶；在诸寮舍司煎点茶的设有专门的职位，为“茶头”。丛林规则要求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茶；新住持晋山，也有点茶、点汤仪式；甚至还有专门以茶汤开筵的，称之为“茶汤会”。荣西将宋朝寺院的茶风引进日本，归国后首度于镰仓寿福寺、博多圣福寺、京都建仁寺等寺院，设立每日修行中吃茶的风习，并建有“茶亭”“茶寮”等建筑。
(四)了悟茶禅一味，构建茶道精神。荣西之所以强调茶叶养生功效，目的在于快速在大众中推广饮茶习俗，而这是以茶修道的基础。他本人是了悟“茶禅一味”境界的。前面提到宋代著名禅师圆悟克勤在湖南夹山著就禅宗第一书《碧岩录》，并悟出禅茶一味之道。据传他曾手书“茶禅一味”四字，将其馈赠给荣西。而至今圆悟手书原迹仍被收藏在日本奈良大德寺。可以说，茶禅一味即是日本茶道的精神核心，茶道即佛道，茶禅不二。
如果说唐朝时期，日本僧人是在学习天台佛教时“无意”间将茶道带入日本的，那么荣西则是刻意而积极地宣传、推广种茶和吃茶，他再次输入中国茶、茶具和点茶法，茶又风靡了僧界、贵族、武士阶级而及于平民。茶园不断扩充，名产地不断增加。奠定了现今日本茶道，因此被誉为日本陆羽、日本茶祖是理所当然的。这位日本茶祖传播茶文化的根基却是天台山及其寺院茶风，可以说，没有天台山的好茶，没有天台山庄严的寺院茶风和精深的佛教文化，就没有后来的日本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