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改革开放后，一批“文化人”出走体制内，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时代，开始重新设计人生下半场。
在大时代下，这些“文化人”的个人命运发生了怎样的转折？作者张英在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文化观潮”系列口述。讲述“文化人”所经历的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
今天刊发的是作家韩少功的口述，讲述他下海闯海南办《海南纪实》《天涯》的经历及退休后回湖南的生活状态。
韩少功近照
在中国的作家里，韩少功是个少见的行动主义者。他本是长沙城里人，年轻时下乡做知青当农民。
1988年，35岁的韩少功离开长沙，携家带口，和妻子带着8岁的女儿，成为“十万人才下海南”大军的一员。他放弃了湖南省青联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常委的仕途，放弃了湖南作协稳定、安逸的工作，确立刚刚成立连办公室都没有的海南作协。
2001年，韩少功辞去省作协主席、《天涯》杂志社社长的职务，回到湖南，在插队的汨罗县偏远山区，依山傍水而居，过起了养鸡种田的生活。
他奔波在湖南和海南之间，天气暖和的日子，呆在湖南乡下，浇水种菜，天气寒冷就回海南，读书写作。
和我住在同一个小区里的作家蒋子丹感叹说，“我认识韩少功差不多40年，亲眼见证了他从小韩变成了如今的老韩。他的人生修改过程，是我目力所及的人群中，很少有人能达到的成功过程。”
蒋子丹认为，韩少功的成功，不是官职高低，多大名气，赚了多少钱，而是韩少功活得纯粹，坚持理想，不忘初心，活得安稳，人生有定力，精神世界一直是热血青年，没有被外在世界改变。
“就回湖南下乡盖房子这件事，我不知道听多少作家朋友兴致大发地宣讲过，但真去农村盖了房子去过日子的人很少，而且没虚度这些日子的人，更绝无仅有。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以流水般的刚毅和柔韧，朝着预定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前行，最后抵达自己的人生目标，不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少功不成功，谁人可称成功？”
2016年7月，作者对韩少功进行了一次深度采访，讲述他的人生过往。
跨越过海闯海南
1988年，我离开长沙，一家三口，女儿那个时候才８岁，去了刚刚成立的海南。
我和老婆、丫头，带着被褥、脸盆、热水瓶，乘上从长沙到湛江的火车。其实那个时候，老婆连工作都没有，还没有找到接受单位。大年初三那天，我们坐船到了海口秀英港码头。我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我喜欢海南。之前，我们参加《钟山》杂志组织的笔会，第一次来到了海南岛，就被这里蓝天白云大海所吸引了。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我对海南的印象：海南地处中国最南方，孤悬海外，天远地偏，对于中国文化热闹而喧嚣的大陆中原来说，它从来就像一个后排观众，一颗似乎将要脱离引力堕入太空的流星，隐在远远的暗处。
尽管那时候的海南街市破败，缺水缺电，空荡荡的道路，连一个像样的交通标志灯也找不到，但它仍然在水天深处引诱着我。我回长沙不久，听说海南特区即将成立，将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我就心动了，便鼓动叶蔚林等朋友一起前来创业。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我。我29岁的时候，就因为文学创作的成绩，先后当选湖南省青联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常委，也是当时“干部年轻化”和“第三梯队”接班人选。如果留在长沙，按部就班，再等几年，前途会很光明。
而当时的海南，一穷二白，刚刚建省，人多工作机会少。没有工业和轻工业的基础，旅游业没有起来，唯一的经济产业就是农业。我把工作关系落在了海南作协筹备组，但当时机构没有编制，办公室只有8平米，还是借的省文联的，一家人暂时借住在姐姐家。
合伙办《海南纪实》
我带到海南的积蓄，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
当时，正值文学低谷，文学杂志稿费低，图书发行量也少。为了谋生，我和几个湖南去的朋友，找了一个刊号，办了一份杂志《海南纪实》。开始，我们想要创办一份名叫《真实中国》的杂志，但最后被管理部门定名为《海南纪实》。
我们当时野心很大。在我们的规划里，《海南纪实》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还有出版社、函授大学、报纸等等，在申报《海南纪实》杂志社的同时，他们还申报了一家出版社，一家函授学院。只是出版社最终没有获得批准。
办杂志靠一个人是不行的。我和张新奇、林岗、蒋子丹等几个朋友一起弄的。当时编辑部是租的，在海府路的省干休所内，就一间小房子，两张办公桌。
此前，我在湖南省总工会《主人翁》杂志当过四年的编辑。办杂志，也算是熟门熟路。根据市场调研的结果，我们把《海南纪实》杂志的办刊方向定为新闻刊物，主打新闻时事和纪实文学。
办杂志，热点稿是“大菜”，还有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观察解析，加上几个页码的彩色新闻图片，很快，凭着内部的样刊，在全国书刊批发市场跑了一圈，第一期杂志印刷了60万册，在期刊市场上一炮而红。
《海南纪实》一成立就是公司化，股份化运作，几个员工，责权分明，待遇和个人劳动付出挂钩。高劳动付出和高收入挂钩，点燃了杂志员工的热情，杂志发行人员像打了鸡血，在全国各地出差推销杂志。
我参考了联合国人权宣言，欧洲人在开往美洲的“五月花”船上签订的《红五月公约》，瑞典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等，起草了一份既有共产主义理想色彩，又有资本主义管理规则，并带有行帮习气的大杂烩式的《海南纪实杂志社公约》。
我们的第四条规定：“杂志社蔑视和坚决革除旧式‘大锅饭’的寄生性，所有成员必须辞去原有公职，或留职停薪，或将公薪全部上交杂志社，参加风险共担的集体承包，以利振奋精神专心致志，保证事业的成功。除特殊情况经主编同意外，任何人不为其他单位兼任实职。”
很快，我们的杂志就成为畅销期刊。那时候，人民币还没有50元和100元的，最高面额是10元，发行工作人员用大麻袋装钱。我们没拿国家一分钱，在一年时间里为国家赚了几百万利税和固定资产。
当时我们去税务局交税，当地税务局说从未从报刊征过税，不知如何办。我怕风险，让我们的财会参照当时的标准，交了几十万税款。杂志发行量破百万赚钱后，因为利益分配，也导致人际关系出现问题。
1989年，才办了一年的《海南纪实》，因为当时社会大环境的缘故，最终停刊。
我当时有点沮丧，但也不悲伤，就回家写小说去了。办杂志也累，花时间很多，压力也很大。
我回到了作协，当专业作家，写了一些散文，就是《夜行者梦语》《心想》《完美的假定》《南方的自由》《海念》《为什么还要写作》等文章，在小说之外，开辟了一条道路。
当主席办《天涯》
1995年，我在家里写《马桥词典》，即将修改完成。
那一年，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叶蔚林届满退休，主管负责人找我几番谈话，让我接任主席。我不想当官。做行政管理不是我兴趣所在，也没这种才华。拖了一年多，上级领导找我谈几次，实在没有办法，最后才接手。
当时，海南作协一穷二白，就十几个人。在作家协会的工作中，办一份好杂志是最有意义的项目，其他的工作都应该为这个实体服务，否则作协几乎没有存在的意义。
当时全国的文学类杂志很多，省、地、县都有文学杂志，普遍情况不太好，除了几本好杂志发行量好一点，其它的杂志发行量就是一万以下，无法维持基本生存，基本上靠国家养着，半死不活的。
当时《天涯》没有影响，也遭遇了同样的困境。我们当时查了一下账，每期大概也就一两千份，而且大部分是关在仓库里。面对这种困境，杂志怎么死里求生，只能改版。
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是文史哲，不分家。《史记》是历史也是文学，《孟子》是文学也是哲学。英文里的“writer”，指的写作人，不光是作家。我们要从文体上突破“纯文学”的框架，把《天涯》办成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杂”志。
我们也突破“作家”固有概念，凡是写作的人都是“作家”。这样，我们就发现“作家”，其实不是指所谓的纯文学，其实是包含了所有拿笔写作的人，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很多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慢慢地成为了我们的作者。
我们把一些学者和作家放到一起，就诞生了“作家立场”这个栏目。我们希望展示作家真实的思想和真知灼见，不管是随笔杂文，专访对话、会议纪要，只要有品有料就行。
另外，我们把一些来自社会上普通人的写作，他们日常的文体，比方书信、日记，放到一起，就有了“民间语文”这个栏目，文学并不是文人的事情，老百姓生活里日记、书信、便条，同样是文学宝贵的一部分。再加上小说、散文、诗歌，注重文学与思想的结合，《天涯》成了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杂”志。
1995年底，改版后的第一期《天涯》上市。这一期，有方方、史铁生、叶兆言、叶舒宪、孙瑜、昆德拉、张承志、李皖、华孚、苏童、何志云、陈思和、杭之、钟鸣、南帆、格非、韩东、蒋子龙、薛忆沩、戴锦华等人的作品集体亮相，社会上的反响还不错。
《天涯》杂志改版第一期的征订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