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十四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在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的毒品政策作为一种战场后方的“软式战争手段”与前方日军的烧杀抢掠等“硬式战争手段”相互配合，是实现日本征服中国总国策的重要手段。而天津自日本租界开辟到其败降之前一直是毒化活动的重灾区。日伪在津通过诱迫民众吸食烟毒，强令民众种植鸦片，设厂制造毒品等多种手段施行其毒化政策。
广设土药土膏店，诱迫民众吸食
日本占领天津期间，划定区域，鼓励开设土药土膏店、烟馆，诱使民众吸食毒品。伪天津禁烟局规定，任意商人只要缴纳捐费即可领照经营各类毒品及烟具；对吸烟者更没有任何限制，只要缴费领取吸烟证，即可在任何膏店、烟馆甚至家中吸食鸦片，私售、私吸者则将受到惩罚。
战前天津地图，红框内为日租界，毗邻英、法、俄、奥、意等国租界。1937年8月占领天津后的日军
1938年7月，伪天津特别市公署起征土药土膏特捐，允许鸦片合法经营。为保证土药土膏业的安全经营和该项特捐的顺利征收，伪财政局与警察局商议在津市华界及各特别区划出鸦片批零商铺、烟馆经营区，如当时的南市大部，东马路的袜子胡同，北马路的北海楼等地，共计18处，实则涵盖了津市几乎所有的繁华街区。凡在上述区域内开设土药土膏店铺，可以得到伪警察局保护。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主任王德溥估计，到日本投降前夕津市有土药店30多家、烟馆180余家，平均每天销售鸦片4万两，吸烟人数超过15万人。
随着战事推进，天津伪政权又将魔爪伸向原法租界，在该区遍设鸦片膏店、烟馆。该地区于1943年被法国维希政府放弃后由日军侵占，收归伪天津特别市政府管理，改为第一区。1944年8月，日伪当局批准了《天津特别市第一区（旧法租界）筹设零售鸦片膏店办法》，明示该区可开设膏店，其中新设14家、由其他区域迁入36家，并鼓励烟商开设较大规模的膏店。天津禁烟分局拟定该区膏店在中经四路（旧第24号路）、中经二路（旧第30号路）及西开二经路（旧第56号路）等地带设立。这一地区原本是天津最为繁华的商业区域，各色商铺、洋行和银行林立，是中外上流社会人士消费和娱乐中心，但在日伪政权的肆意纵毒下迅速沦为人间毒窟。
烟枪论述过天津市的膏店烟馆以后，接下来我们看看当地的土药店营业实况。伪华北禁烟总局统制鸦片配售的流程是在禁烟总局、分局指导下，由伪土药业公会将生鸦片批卖给各地分会，再由各地分会配售给土药店。天津土药店在领取特许执照后，经营生鸦片分销业务。津市土药店在1940年前后共有50家，以后有所萎缩，在日本投降前夕仍有33家。沦陷初期，著名的土药店有“烟土八大家”之称，其中属宫北大街的元泰土药店资本最为雄厚，经理郭岳五系烟土巨商，与日伪上层分子广泛勾结，曾任伪天津土药业分会会长。此外，还有大有恒、信元、同顺昌、元泰裕、顾记、义记、华记等土药店。这些土药店从土药业公会批发“官土”，加价分销给膏店，或者受公会委托收购本地所产鸦片，或深入产烟区采购烟土运回天津，或收购产烟区土商运津的烟土。根据产地不同，津市鸦片市场上有“西口土”“北口土”等。当然，这些土药店并非只从事“合法”活动，收购贩售“私土”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并占销售量的很大份额。那么，沦陷八年间天津的鸦片主要来自哪里呢？又是如何被输入呢？
纵容蒙疆热河鸦片输入天津
天津的鸦片少量来自于本地出产，大部分依靠伪蒙疆、热河等外部地区输入。1941年，伪华北禁烟总局计划在河北、山西、河南种植罂粟30万亩，经伪财务总署核准该三省种植27万亩。该局允许天津在指定范围内种植罂粟，烟农所产鸦片须全数卖给禁烟局，为此该局利用多种手段收缴。当地的烟农因不堪重税，曾以天灾等理由请求免种。当年夏，该局得报各区未经收买的鸦片为数尚多，“若截止收买则烟农所存鸦片无法出售，必因而走私，破坏禁政，影响税收”，故而将收买生鸦片时间一律展限三个月。同时，派出军警协助催缴鸦片和烟税。从伪财政局、禁烟局的零散文件中可得知烟田主要集中在静海、西青、武清、蓟县等地。
天津的鸦片大部分来自于伪蒙疆、热河地区合法配销或非法走私。这些地区于1939年7月被兴亚院划为重点罂粟种植区，并且进行鸦片统购统销，配销大量的鸦片给华北、华东、伪满洲国等地区。而天津则是其重要的鸦片消费市场和转运中枢。伪蒙疆公开输入华北的鸦片数量颇为惊人，每年均数以百万两计。运入天津的“官土”，大致有三种出路：一是通过伪土药业分会配售给土庄、膏店、烟馆，供当地烟民吸食；二是经天津转运到上海、日本本土及东南亚地区；三是制成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戕害中国民众或运往其他国家。
鸦片“合法”运销之外，走私入津也是极为猖獗的。此类走私的动力来源于伪禁烟局鸦片报贴政策。伪禁烟总局通过天津、北京、唐山等分局给鸦片走私者下发证明书，以免除关税放行。该项政策对热河及蒙疆的鸦片走私起着强大的诱导作用。自抗战爆发后试行，1941年一度停止，1943年又重新实施。如1943年从热河走私到华北的鸦片就有200万两，从蒙疆亦有很多鸦片输入华北。鸦片贸易巨大的差价导致黑市交易盛行，产地和消费地之间走私猖獗。
天津的鸦片大部分来自于伪蒙疆、热河地区合法配销或非法走私日伪纵毒政策的保护加之暴利的驱使，催生了各色人等参与的走私活动。走私者有日本军警、特务、浪人等。日本关东军1938年从热河运往北京的鸦片有150余万两。1941年夏，关东军派安藤道夫到热河秘密收买鸦片，此后每年把数十万两鸦片空运到华北、上海、香港等地。伪满政府还在热河成立“裕东公司”，网罗一批毒贩充当工作班长收购鸦片，并将鸦片运往平津，卖给日本洋行。驻归绥的日军特务机关也向天津走私鸦片，牟取暴利，补充军需。日军头目们常借往来张家口与天津之机，把成包的鸦片装在公事箱内随身运走。伪政权要员与大鸦片商勾结走私的例子不胜枚举。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供述，“我从1933年投靠关东军之后，就在热河一带走私鸦片。‘七七事变’之后，张家口和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对我和地方商人倒卖烟土不予限制。……我初在归绥贩运烟土，是和绥远的大（烟）土商贺秉温和东北的大土商张玉轩等搭股，走私烟土到北平、天津牟利。”其供称，大做烟土走私和黄金投机生意“弄下的钱，除了在北平买了好几十处房产，全给‘蒙古军’花了，所以我的总司令能够坐稳”。许多伪蒙疆政府官员、伪蒙古军军官也因走私烟土大发其财。当时伪蒙疆热河等地著名的鸦片贩子有孔援刚、蒋介齐、范老三、孙雅荣等，走私方式千奇百怪，有时以武装押运，有时以铁路运输，有时甚至由列车警察护送。这些毒贩每人每年走私烟土也有数万两之多，而天津是其贩运的终点站。鸦片走私到天津，也可通过铁路经承德运往锦州、奉天、兴安等地，运抵锦州的鸦片再用帆船南运天津。
天津港是当时北方最重要的内外贸口岸，因而天津还是重要的鸦片转运枢纽。这亦是在日本毒化中国策略中，天津区别于北平、唐山等华北城市的重要因素。如伪蒙疆鸦片就经天津运往日本本土。1943年1月12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经济部长马永魁致电伪华北禁烟总局长，称当月15日将有蒙疆产鸦片42万余两从张家口经北京运至塘沽，再从塘沽转运神户，希望禁烟总局放行，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