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史记》记载了自上古皇帝时代至西汉汉武帝年间三千余年的历史，其治史宗旨与编纂思路开创史学无数极则，滋养历代史家灵思，故经千年而生机勃发。如此一座富矿自然引得古今学人倾心研索，两千年来有关《史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然而，“旧题新作”最考验学术功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其泰钻研《史记》40余年，积淀深厚。日前，他推出《〈史记〉精华十五讲》，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捕捉“水之波澜”，开辟了新视野，提出了新问题。
重新解读《史记》“五体”的本质和功能
《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相配合而成，向世人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而又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对于这一宏伟创造，历代研究者都毫不吝啬夸赞之词，充分肯定其创新价值，但多数从外在形式立论，未能更进一步揭示其内在本质。陈其泰认为，五体配合这一新形式的出现，实际上是人类对自身认识从简单到复杂的体现。随着人类对自身认识向较高层次发展，其对历史的观察由单一视角发展到多重视角，反映到历史记载上，就由朴素、简略发展为复杂、丰富。五体配合正是司马迁在继承先秦史学成就基础上的新创造，体现了他的多维历史视野，主要包括时间、人物活动、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等几个维度。换言之，多维视角是从哲理思考上紧紧把握住人类历史演进的三大要素，五体配合的著史体系则是其外在形式，由此来展现历史丰富生动的内容。
分而观之，五体的每一项都承担着不同的功能。这些功能看似显而易见，实则暗含玄机。陈其泰转换视角，从历史编纂学角度切入，对每一项都展开深入而细致的考察，发现了一系列被忽略的问题，得出了一系列新的认识。
以“本纪”和“世家”的设置为例。以往多将“本纪”简单归结为帝王史，未能真正把握司马迁的深刻用意。陈其泰认为，“本纪”乃高悬“通古今之变”的目标，综合记述华夏族几千年以来的演化史。它居于中心地位，是五体结构的纲领。其余四体围绕总纲展开，一起构成华夏文明的“全史”。设若没有“本纪”，《史记》就失去主干，历史盛衰的大势也会被分散的史事碎片淹没。“世家”的设置，则是为了恰当地反映周初分封以后几百年间出现的16个诸侯国家彼此兴衰、消长这一重要的历史局面，绝非自乱其例。上述观察和认识，可谓别具只眼。
发现《史记》体例编排之独具匠心
《史记》之所以成为被世代传颂的经典名著，不仅因为司马迁采取五体配合的恢宏架构，还得益于他在微观层面的体例安排上呕心沥血。三千年史事纷繁复杂、史料杂乱无章，史家必须建构起恰当、严密的体例，才能化腐朽为神奇，达到浑然一体的效果。研究者只有深入著作内里，通过反复研读和比对，才能将司马迁如何合理安排各篇以及每一篇章中隐含的深意一一揭示出来。这恰恰是陈其泰最突出的研究特色，他从不浮于表面，而将自己置身其中，跨越时空体悟古人之巧思。比如，如何安排七十列传就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一旦处理不好，就会成为史料的机械累积，呆板无味。陈其泰指出，七十列传总的要求是与“本纪”“表”相配合，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特殊性。其篇章安排的第一项原则是按照时间顺序组织编次，并且大体上以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形成单元，以凸显历史大势和时代气息；另一大原则是记载周边各少数民族的活动和社会状况，围绕主体部分“本纪”中的记载展开，互相形成紧密的联系，同时着重反映各民族与中原政权联系不断加强这一历史大趋势。
对于《史记》中一些不合体例的做法，以往研究者拘泥于形式而多有诟病。但细究就会产生疑问，《史记》整部书体大思精，司马迁心思缜密，对于这些明显“破例”之处，岂会轻易放过？答案只有一个：这绝非司马迁“随作随编”“自乱其例”，而是运用精思、有深意存焉。比如，陈其泰指出，列传的篇目按照时代先后来设置、安排，这是司马迁创设的“例”，但在必要时可突破成例。《老子韩非列传》和《屈原贾生列传》就是典型例证。将史实相关、联系紧密者合写为一篇，使之互相补充，这正是设立合传的最大优长所在。再如，《秦始皇本纪》之前“重复”设置《秦本纪》，也是司马迁基于认识历史进程复杂性和确切把握历史发展走向而独运匠心之安排。诸如此类，若不细加考索，很容易被前人误导。
凸显司马迁“人创造历史”观念的宝贵价值
《史记》虽采用五体配合的多元结构，但整体上以人物撰写为主。司马迁缘何如此重视对人物活动的记载？他在撰写人物传记方面有哪些突出的成就和特色？这是深入理解《史记》无法绕开的两大关键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陈其泰提出，司马迁创立纪传体的根本原因是时代的推动。春秋、战国时期各列国的盛衰兴灭，秦的崛起和统一六国的成功，反秦风暴的掀起，楚汉相争及西汉皇朝的建立，汉初由经济凋敝、社会残破到盛世的出现——这些无数腾挪跌宕的事件，波澜壮阔的场面，都是人的活动造成的。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著作应以记载人物活动为中心，这就是客观历史进程向历史学家所昭示的结论。因此，司马迁以无数确凿可信、生动感人的史实证明历史是人创造的，否定了神意创造历史一类的说法。这是对春秋以来“重人事、轻鬼神”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在盛行鬼神之说和五德终始之类观念的西汉，实属难能可贵。关于第二个问题，陈其泰则从成功刻画特定历史环境的人物形象、为平民阶层出身的人物立传、记载人物与展现民族智慧等几个层面加以提炼、总结，所论细致入微而又高屋建瓴，使人读后豁然开朗。
要想将形态各异的众多历史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离不开深厚的文学素养和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展读《史记》，书中叙事、写人生动传神之处，可谓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毫无疑问，《史记》既是一部整体“可信”的史学著作，又是一部颇具“美学”意义的文学作品。对此，陈其泰一方面从整体上加以抽象概括，另一方面选取最具代表性的篇章，详细分析其情节刻画、语言风格、细节描写、议论运用以及对比手法，真正让读者明白《史记》的文章学价值。
思想文化视域下总结《史记》的主旨及影响
一部史书能否流传下来，最终取决于其思想价值。《史记》各篇章蕴含着怎样高明的史识？司马迁是尊儒还是尊道？《史记》对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形成有哪些影响？对于这些重大问题，陈其泰以贯通千年、纵横结合的学术视野，将《史记》置于汉代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整个中华文明史历程中加以考察，提出诸多新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比如，他认为，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这一命题，包含两个层面的重要内容。一是“承敝通变，见盛观衰”，国家政治的成败，民心的向背，是导致朝代更迭、盛衰变化的根本原因。这一层是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之“变”。二是中国由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发展，秦的统一天下是一大成功，而汉的文治武功又把中华民族的统一推向空前的规模。这一层是总结统一的趋势不断发展的“变”，揭示出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久远源泉。再如，陈其泰通过精密的考证得出司马迁“尊儒”的结论，认为《史记》全书的指导思想明确贯穿了以儒家学说尤其是孔子言论作为价值取向的主要标准。与此同时，他又恰当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将司马迁和董仲舒的“尊儒”加以全方位对比，发现了二者之间的重大差别：董仲舒独尊儒术，是作为维护专制主义统治的手段，所以要废百家之学；司马迁则对同样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其他学派予以承认并且吸收。在他看来，尊崇当时处于上升趋势的儒学与容纳各家学说可以并包俱存，备采其长。
最值得称道的是，陈其泰在探讨《史记》对后世的影响时，跳出了单纯的史学领域如史学观念、史书体裁等，首次深入考察了《史记》对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继承和提升。主要包含五个方面：弘扬传统、疏通知远；革新创造、穷变通久；加强统一、凝聚团结；热爱和平、反抗压迫；包容共辉、和谐有序等。任何经典都不能脱离时代而存在，都是时代的产物。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是历史上中华民族蓬勃发展的重要朝代。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国家版图、统一格局、典章制度、学术文化等，都呈现出厚积薄发的新面貌。《史记》的通贯和博大气质，正是“历史大转折”所赋予的。因此，深入探讨《史记》对民族文化基因的贡献，充分反映出陈其泰对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发展阶段的精准把握。
总之，陈其泰对《史记》的研究不是“外围式”的，而是扎根著作内部，发现了大量被前人忽略的细节。这些细节对于理解司马迁的本意至关重要，也直接影响着对《史记》成就的判断。《〈史记〉精华十五讲》一书通过精心设计的十五章专题结构，对司马迁的多维历史观念与《史记》编纂匠心进行了深刻的学理剖析，揭示了历史编纂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深远影响，更兼顾了对传统史学精华在新时代何去何从的深邃思考，反映了作者对传统史学在当代社会重焕光彩的信心，为新时代如何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何弘扬“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提供了极有意义的启示。
（作者：刘永祥，系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