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贡布里希在《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一书中写道：“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加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也许正因为如此，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应该从孔子开始；要更好地了解孔子，可以走进位于山东曲阜市的“三孔”——孔庙、孔林、孔府。
泰山之阳，以曲阜为核心的这个地区是一个独特的精神文化空间。就像孔庙祭祀的存续，乃是由于孔子之道所蕴含的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为整个中华民族所共同遵循。“三孔”以及相关的祭祀纪念活动，在传统中国发挥了教育引导、人文教化、价值示范的作用，凝聚了社会共识，建构了中华文化认同，树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孔庙、孔林、孔府的历史文化承载
走进孔庙，著名的十三碑亭院给人留下深深的思索。十三碑亭位于孔庙大成门前，全部由当时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所建，其中金代碑亭2座、元代碑亭2座、清代碑亭9座。碑亭上的碑文，多是对孔子追谥加封的昭告、拜庙祭祀的祭文和修建孔庙的记录。碑文用汉文、满文、蒙文等几种文字书写，真草隶篆，座座不同，无论历史价值还是文学及书法价值，均可称得上文化宝藏。由此也可见，孔子早已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尊奉。
孔庙、孔林、孔府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国庙堂文化、典籍文化、园林文化、陵墓文化的代表，此乃有形的文化。曲阜的地上地下、大街小巷，弥漫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万千气象，此乃无形的文化。1982年，曲阜跻身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1994年，孔府、孔庙、孔林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自上古时期，曲阜的文化底蕴便积淀深厚，相传中华人文初祖黄帝诞生于此，中华礼乐文明的奠基人周公分封在这里。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诞生了世界文化名人孔子。在孔子以后的数百年中，此地儒家学者人才辈出，除了元圣周公、至圣孔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等先贤大儒也曾生活在这里。经过长期积累，邹鲁旧地逐渐形成大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拥有了“东方圣城”的美誉。
作为我国历代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表征，孔庙、孔林、孔府等古迹，展现了古老中国的庙堂文化和诗礼传统，承载了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表达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与此同时，久经历史风雨和时代更迭，“三孔”对于传承发展孔子学说和儒家思想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孔庙是纪念、祭祀孔子的地方，里面还供奉着150多位历代圣贤大儒，他们是配享、从祀的人。孔子的历代直系子孙居住在孔府，具体负责孔庙祭祀，在弘扬孔子学说方面作用重大。在孔林里，安葬着一代又一代的孔子后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家族墓地，与规模宏大的孔府一样，不仅彰显着家族的荣耀，也为弘扬孔子儒家学说发挥着积极作用。
孔庙始建于公元前478年，即孔子去世的第二年。孔子生前，鲁哀公常常向孔子问政。孔子逝世后，哀公十分悲痛，便作了诔词予以祭悼。他还下令将孔子原来居住的三间房屋改为祀庙，收藏其用过的衣冠、琴、车、书等，孔子子孙后学每年按时令祭祀，这就是孔庙的雏形。汉高祖刘邦曾来此祭祀孔子。东汉桓帝时，鲁相韩敕以官钱修饰孔庙，使孔庙具有了官设的性质。唐太宗下令京城和全国皆为孔子立庙，并专令建阙里孔庙（指曲阜孔庙），孔庙规格更高、规模更大，被赋予了“孔庙表率”和“祭祀孔子中心地”的意义。
在孔庙受祭的，除了大成殿里的孔子和配享的“四配”“十二哲”，还有供奉在两庑里的先贤、先儒。大成殿前庭院东、西两侧，有两排共80间房屋，绿瓦长廊，红柱隔扇，俗称两庑。其中配享的大儒，历代都有增添更换，除孔子弟子外都是儒学大师，如董仲舒、韩愈、程颢、王阳明、顾炎武等，属于正统儒学传承的中坚。他们尊孔子为宗师、师表，以六经为经典，以继承道统自居。他们还发展孔子思想，使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两庑中的配享人物，在唐朝仅有20余人，到民国时则多达156人。其早期为画像，金代改为塑像，明成化年间改为牌位，供奉在一座座神龛中。作为尊孔崇儒的标志，孔庙早已成为学人向往的地方。
孔庙是中国的“文庙”。自唐代以来，谁来配享和从祀，都由官方确定。这些人有资格从祀文庙，是他们与孔子存在“学缘”关系而不是“血缘”关系，孔子祭祀也就不仅是孔氏族人祭祀祖先的“家事”，更是中国人在文化上慎终追远的“国事”。孔庙祭祀的礼仪为释奠礼，在传统中国社会这是“国之要典”，被称为“乾坤第一大事”。孔子弟子后学及孔子后裔对孔子的祭祀，开启了祭祀史上的一大变革。对老师的祭祀，具有“血缘性”与“非血缘性”并行的特征，可以称之为“拟血缘性”。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传承与亲情延续的意味同时存在，并行不悖。将师纳入祭祀对象，成为中国文化尊师重教的重要标志。
不难理解，孔庙的从祀历史，就是政统与道统相互结合、有机统一的历史，也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发展史，还是正统思想文化学说的演变史。孔庙祀典的历史，体现了儒学与社会的结合与发展方向。从儒家道统的角度，只要是对于孔子思想和儒家经典有所发明、有所维护，“扶纲常，淑人心”，就可纳入孔庙祀典，配享孔子。可见，“孔庙从祀，非寻常事”。孔庙祀典中诸儒的选择和晋升，均要受最高统治者认可与管制。
如果说孔庙显示了孔子思想的深远影响，那么孔府则体现了孔子后裔的身份显赫。孔府本名“衍圣公府”，紧邻孔庙东侧，是孔子嫡氏子孙居住的府第。“衍圣公”是宋仁宗赐给孔子第46代孙孔宗愿的封号。这一封号子孙相继，经历宋、元、明、清各朝，整整承袭了32代。
孔子以后，孔氏家族绵延不绝，持续2000多年，且谱系井然，辈分分明，在世界上也屈指可数。孔子的子孙看管孔子遗物，祭祀孔子，读书讲学，传播孔子思想。孔子后裔的这处住宅，世代相袭，被称作“袭封宅”。明、清时期，朝廷更是授予孔府前所未有的特权和财富，其规模也相应扩大。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提升“衍圣公”为一品官，赏赐大量土地和佃农。孔府不但要管理家族经济，管辖府内事务、宗族事务，而且还要参与曲阜地方政务。
历代王朝不断追封孔子，也对其嫡裔加官进爵、授予特权，使其世代享受荣华富贵。宋代以前，除了唐玄宗曾一度封孔子嫡裔为“文宣公”之外，孔子嫡裔的爵位一般是侯爵。宋仁宗所封“衍圣公”，寓意孔子嫡裔能世世代代繁衍连续，子孙昌盛，并且继承圣人孔子的思想，以使圣道永承不衰。从此，“衍圣公”封号一直沿用到第77代孙孔德成，历时880年而无变动。
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墓地，陵墓上植树成林，故得其称谓。孔子逝世后，弟子们“各持其方树来种之”。于是，各个地方的特异树种被移植过来，在孔子墓旁扎根、生长、繁殖。这个环植异树、封而不垅的孔子墓，便是孔林之始。孔子以后，随葬的子孙越来越多，林地越来越大，树木也越来越茂密。从弟子们一人一抔土筑成第一座坟墓，到如今占地180多公顷，孔林内坟茔已有10万余座。这样的规制，充分体现了历代王朝对孔子和孔氏家族的尊崇。
中国古代的陵墓文化，强调的是高、大、深、庄。或依山为陵，或累土为陵，密植松柏，以成山势，就是为了体现其“高”；占地广阔，追求规模，是为突出其“大”；在凡人世界和陵墓之间，往往有较长的神道，有的还分主神道、副神道，使人于时间流动中感觉在通向另一个世界，这是为了突出一个“深”字；而那些古树、石人、石兽、华表、供桌、石碑等，都在突出一个“庄”字。这样的建筑设计，无疑对观者内心有着庄严肃穆的心理强化。凡是参观、瞻仰过孔林的人，都会对此有深刻体会。
孔子儒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
数千年来，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中华民族形成了具有特定文化观念和精神追求的有机统一体和命运共同体。与西方民族的地域共同体或者血统共同体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宝贵之处在于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孔子作《春秋》，是以“礼”作为区分“中国”与“夷狄”的标准。符合礼的，夷狄可视为中国；不符合礼的，中国亦可视为夷狄，这就是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产生并得以延续的精神基因，因此历代皆以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来建构文化共同体。
在中国历史上，文庙祭祀是入主中原的各民族政权确立文化正统性的必然选择。一些少数民族政权虽然在军事上战胜了中原王朝，最终却在文化上主动遵奉中华文明。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少数民族政权可以借此增强、深化整个国家的文化共同体意识，从文化上强化政权合法性。为此，他们都将孔子奉为文化正统的象征，建立文庙进行祭祀。历史上，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曾在京师修建文庙。亲政后，他又率领百官行幸鲁城，亲祀孔庙。辽代自太祖耶律阿保机时便已识惟孔子乃大圣并为万世所尊，始建文庙以释奠。清代帝王更把“广修庙”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文庙数量及文庙祭祀规模都达到极盛。
沿着孔庙神道往里走，历代建筑的庄严肃穆，多姿多彩的营造法式，由明而宋的历史回溯令人们不禁发问：孔庙何以集中如此众多的历史建筑？何以这样越建越大？此时，前后左右的匾额、对联以及众多的石碑，都能告诉你答案。
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与教育密不可分。他心系天下，关怀苍生，继承上古三代的文化，深刻反思现实，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学说。为了更好地推行自己的主张，他创立私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诲人不倦。他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可谓桃李芬芳，人才济济。
孔子之教属于“大人之学”“成德之教”，追求培养有情怀、有担当的大人，培养能“穷理”“正心”的君子。“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达到一定的年龄，就可以收为学生。孔子主张启发式教学，不仅因材施教，还“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如果不是内心渴望学习，如果不是强烈期望冲破迷雾，不到“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之时，教育时机不好，效果就会受影响。孔子的教学，重在“授人以渔”和“授人以欲”，希望学生们有求知的主动性，自己找到学习方法，开启智慧之门。
“三孔”石刻众多，在孔庙藏书楼奎文阁四周就簇拥着众多的碑碣。其前方两侧是明代洪武、永乐、成化、弘治年间所立的高大石碑，西侧的碑院墙壁嵌满了历代石刻，后面两侧的碑林则如树丛一般。奎文阁后面，是名闻遐迩的十三碑亭，南北两行，前八后五，分外壮观。此外，廊庑下、墙壁上、碑亭旁，也分布着大小不同、各式各样的石碑。孔庙及附近有各式碑碣1000多座，时间涵盖多个朝代，前后长达千年。孔庙的诸多碑刻形态差异很大，“巨者逾丈，小者不盈尺”，最大的有五六米高、重达五六十吨，最小的则仅有十几厘米高。从书写看，篆隶行楷，诸体兼备；从文体看，散体骈文，诗赋颂赞，丰富多彩。这些碑碣掩映于古迹苍柏之间，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最多的是称颂孔子及其学说的内容。
孔庙祭祀的核心，乃申说与宣扬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价值观。由汉至清，儒学的价值与功用一再受到肯定，成为历代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元代《曹元用代祀阙里孔子庙碑》记载：“孔子之教，非帝王之政不能及远；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教不能及远，无损于道；政不能善俗，必危其国。”既言儒学对国家政权的依赖，更道出社会治理对儒学的需求。明初，朱元璋整顿天下祭祀，“洪武碑”刻记当时的诏书，认为孔子之道“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因而保留原有封爵，祀典“宜仍其旧”。《洪武碑》提出，要“永为治之道，必本于礼”，而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永乐年间维修孔庙，太宗朱棣御制碑文称，士子于孔庙观礼必会受到教化，从而可以致力于圣贤之学，敦本去末，成为可用之材，“佐大明于万年”。也正是因为如此，历代帝王都对孔子儒学尊崇有加，隆礼备至。礼敬孔子，就是礼敬中国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
“三孔”是历代崇德、报本、宣示教化的必至之地；孔子后裔承担着宣传儒学、祭祀孔庙的重任，也受到历代的尊崇。许多的优渥措施都载之石碑，不仅昭示政权对孔子儒学的态度，也督促圣贤后裔祖述家业、尊礼修德。孔子后裔也有“后嗣弗能守，其孰能守之”的自觉，有作为圣裔的文化担当。石碑记载较多的是孔庙祭祀活动。从碑刻看，历史上不乏帝王亲祀或者帝王遣使致祭等高规格的祭祀，更有对祭祀场所阙里孔庙的增修扩建，从而使孔子祭祀延续2000多年而不绝。明洪武年间刑部侍郎徐程说：“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历代祭祀孔子，传达的正是对儒学的肯定与宣扬。
在孔庙碑刻之中，很大一部分是历代官员拜谒孔子的题诗题名留记。儒臣士子对孔子的尊奉崇仰，有利于光阐儒风，上学下达。官吏是执行与传播儒家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的中坚力量，从碑刻可见，汉代就有官吏拜谒孔子之举，宋元以来更蔚然成风。官员们“平昔所读者圣人之书，所行者圣人之道，每思阙里，形诸梦寐”，非常向往能去祭拜孔子。当人们身处孔子庙、孔子墓前，“薰香达诚悃，滴酒沥胸臆”，庄严肃穆的气氛就更能升华志向，坚定对孔子之教“代移文不移，宜在弟子职”的担当。坚固的石碑铭刻下了他们的信仰，他们身体力行地将信仰执行于治国理政中，上传下达，垂范社会，光阐儒风，移风易俗，成为孔子儒学风化在社会中的践行者。
孔子儒学对我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同样重要。历代少数民族政权都非常重视孔子之道，孔庙十三碑亭区域内的御碑记载了其帝王对孔子追谥加封、谒庙亲祭、派官致祭及修葺孔庙等事件。例如，1307年碑文记载，元武宗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从碑文看，这些少数民族当权者看到了孔子儒学超越时空、超越民族的思想价值，他们对孔子的尊崇并不亚于中原王朝。儒学作为他们的坚定选择，充分说明孔子思想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三孔”是我国历代文人的精神家园，是认知文化中国的教科书。漫步孔庙，或者走进孔府、孔林，行走在一幢幢石碑前，就好像回到了千百年前的时光里。那些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都不约而同地出现在这里，让人遐思，令人回味。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我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国家统一、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社会发展进步，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孔子儒学是新时代重要的文化滋养
古语云“半部《论语》治天下”，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孔子儒学的重要作用。孔子思想博大精深，其以“仁”为核心的哲学价值观、崇尚“德治”的政治伦理学说、“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观等，都在《论语》等著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大动荡、思想大碰撞、文化大交汇的时代。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使他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