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赜韬
宁波的波，是海波，也是江波。三江口宁波城是中国大运河南端，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东南重镇。1200年间，在这座城畔，无数海舶扬帆远渡，无数河船摇橹北上。这座传奇城市的“水缘”，通江达海、润泽千秋。
港在城中，千载港城
对比现代地图推算，三江口城址离甬江出海口不过20公里左右水路。且由于是涌潮河道，甬江各河段完全允许旧式帆船乘涨潮之机逆流而上，抵达宁波城。
这一水运环境赋予古代宁波城极为优越的建港条件——自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乃至更遥远处来航的外国商船可以直接靠泊城市边沿，省去了许多转运麻烦。
对于宁波城的港口优势，古人早已心知肚明。宋代，地方志《乾道四明图经》便称赞宁波是“海道辐辏之地”。19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宁波老城内探明了唐宋船场、宋代海运码头等港口相关遗址，也发掘出了颇具盛名的，适航内港与近海的“和义路南宋沉船”。宁波城古港的盛誉由此更显实至名归。
“港在城中”使得古代宁波在海域交流史上留下了鲜亮印记。
宁波子城遗址出土唐波斯蓝陶片 宁波博物馆, wiki图
宁波老城内的永丰库遗址，就曾出土西亚的波斯孔雀蓝釉陶片。考古发现的许多著名古代海船，也与宁波密不可分：韩国全罗南道附近海域发现的元代“新安沉船”载有20000余件影青、龙泉、景德镇窑贸易瓷以及28吨中国历代铜钱。专家推测，这艘大体量商船很可能启航于宁波三江口古港，甚至就是一艘往来于宁波与其他东亚古港间的贸易船。
相较“新安沉船”，宁波象山海域清代道光年间沉船“小白礁1号”，则有更直接的“宁波起航”确证——压舱物里发现了近300件鄞西石板。古代宁波城外的港埠曾是梅园石远销“海丝”沿线国的起锚地。刘恒武教授认为，古代鄞西特有石材梅园石曾自宁波港出海远销东瀛，被制成日本诸多佛教礼仪建筑的构件。
宁波港的优越条件也使得18世纪英帝国在构建全球贸易网络时，极度渴望将宁波辟作中国通商口岸。1842年“五口通商”后，甬江西岸“洋船路”（今谐音写作“扬善路”）一带以及如今得名“宁波老外滩”的姚江北岸都是外国船只通达宁波的码头“根据地”。得益于港埠发展，这些本是非城市化区域的地块也快速成长，变为近代宁波城市空间扩张、空间近代化的主力军。
大河北上，聚宝之地
许多人并不知晓，“中国大运河”这一概念并不仅指称妇孺皆知的“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真正的起点是浙东运河末端——宁波三江口。
宁波三江口 资料图
在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等学者的大力倡导下，“中国大运河南至宁波入海”这一观点已成为主流共识。如此描述也充实了大运河当选世界遗产的关键内涵——“通江达海”。
全国重点文物 大运河宁波三江口 邹赜韬 图
中国大运河宁波三江口 世界遗产标示 邹赜韬 图
宁波三江口是中国大运河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空间交点，千里河道在这里连结起万里海波。1793年，丹尼尔·笛福在《鲁滨逊二次漂流记》（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里提到宁波是通往京城运河的起点，将宁波诗意地描述为“大海与江河相遇的地方”。
《鲁滨逊二次漂流记》wiki 图
大运河为古代宁波留出了极为广阔的港口腹地，这对一座港城的繁荣有着不容小觑的巨大意义。举个反例，1860至90年代，由于腹地日益缩小、进出口辐射范围逐渐仅限于宁波本地。首次干扰，宁波港贸易衰颓，逐渐被上海港“优势虹吸”，以至于“贸易晴雨表”之一的美国驻宁波领事馆也在1896年6月30日被迫裁撤。1000多年间，东南重镇宁波与北方交替通过大运河、海道紧紧联系。在水运的“南北中点”、“江海中点”，宁波城获得了令他者羡慕的商贸空间。
今天，在宁波三江口矗立有一座“海上茶路启航地”纪念碑，诉说着宁波与中国茶走向世界的渊源。宁波是长江流域产茶区重要的茶叶外销口岸。
“海上茶路启航地”纪念碑 邹赜韬 图
早在“五口通商”前许久，宁波就已有较大规模茶叶外贸。1700年“伊顿”号在宁波购买了约320担茶叶。翌年，“开赤普尔”号又在宁波订购了时价8000两白银的茶叶。1843年，“茶叶大盗”罗伯特·福钧受英国伦敦园艺学会委托调查中国茶叶，他将宁波与其他几个区域一并列为“中国茶乡”，可以说宁波是近代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一扇重要窗口。
宁波城这一“聚宝地”不独滋养了发达内外贸易，也孕育了数之难尽的商业精英——形成于明清，完善于20世纪初的宁波帮是近代中国最大且唯一顺利实现“集团化”的商帮。早至1906年，就有人评价宁波帮“顶出名”，“总是漂洋过海到外国去通商，所以在商业上是有根据的。”20世纪前50年间，宁波帮的足迹几乎遍及了近代中国经济、政治、文教各领域的每一角落。在中国传统空间观念里，水是重要“财源”。
东亚之都，“带水”之城
在中日关系表述里，“一衣带水”现身频次极高。这个比喻双方离得很近的成语，给古代东亚交流赋上了梦幻的“带水”意境。古代宁波作为东亚之都，正是如此一座“带水”之城。唐宋时期宁波城的对外交流，辉煌得令人惊奇。
来远亭是明州“海上丝绸之路”出入舶货的历史见证。邹赜韬 图
明州（宁波）是日本遣唐使重要的登陆地。据中日交流史专家李广志考证，日本遣唐使曾于659至804年间三次由宁波登陆中国。贞元二十一年（805）5月18日，几艘日船在宁波城解缆归航，船客包括日本高僧最澄。一年前，最澄来华赴天台山修行，此行不仅请回佛典，继而成为日本天台宗创始人，也因率先向日本引种茶树，充任了“海上茶路”揭幕者。最澄当年登陆中国之地也是宁波港。他进入宁波时的官文《明州牒》有幸得以保存，安睡于京都比睿山延历寺，被列为日本“国宝”。作为行政文书，《明州牒》措辞平淡而所记简短。但这几行字符，无疑是东亚关系史上极具重量的传奇刻痕。
《明州牒》wiki commons图
宋代宁波城与日本、朝鲜半岛的“带水”之缘更加密切。北宋政和年间，朝廷决定以最高规格招待来访高丽使团。明州为应对急剧增大的接待压力，在宁波城内月湖东岸的宝奎巷一带设立了高丽使行馆，专事接待朝鲜半岛贵客。晚些光景，日本博多（今福冈）港口区形成了一片“唐房”，也即华人聚居区，其中就有不少客商来自宁波。
旅居日本的宁波商人们并未忘却故土，时刻心系故国——宁波天一阁藏乾道三年（1167）建筑石料上镌刻的铭文显示，这些公益建材的捐助者正是侨居博多的宁波商人。南宋时期，宁波城东的车桥街（今车轿街）曾有几家专事佛画生产的画坊。在那些画坊内，《十王图》等佛教绘画被画工批量制作。这些佛教工艺美术品的目的地，是日本寺院、庙堂或贵族家庭。若将宋代宁波城与日本间存续许久的这种贸易关系称为“海上佛画之路”，也并不言过其实。
唐武则天 “万岁登封”（696）年间，高约51米的天封塔在后来成为宁波老城的土地上落成。
天封塔 资料图
1000余年间，天封塔鸟瞰宁波城，甚至被来华西人命名为“宁波塔”。同治十一年（1872），天主教浙江教区苏主教兴建了位于江北岸的天主教堂。1899年，这座法国人捐资建设的近代宁波新城标志建筑添设钟楼，成为100余年间宁波江北岸的不二象征。天封塔与天主堂分立宁波老城南北两端，与“身旁”的奉化江、甬江相看两不厌，一同静静地守望着宁波城。或许1200年间，宁波城已不再仅是“与水结缘，得水而兴”。
善利万物之水，已然化身为这座东南名城的标志与信仰。